如是弘愿，如是伟业——纪念中国现代著名佛学家法尊法师

　　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法尊法师（1902－1980）圆寂20周年。我怀着对法尊法师的无限敬仰之情，来此五台山胜境出席由山西省佛教协会主办，五台山佛教协会和广宗寺协办的纪念盛会。

　　20年前，在法尊法师圆寂之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在法尊法师的遗容前发表了饱含深情厚谊的悼词，缅怀法师学习佛法，入藏求法，翻译藏传佛教要典，弘法利生非凡的的历尽艰辛的毕生事迹。其中说：

　　溯自汉明西使，白马东来，士行、法显、玄奘、义净并能不惜身命，忘躯求法，高风卓行，百代钦仰。若法师者，诚可希踪前贤，比肩古德矣。

　　对法师的卓越的道德学问和宏伟的业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今天捧读此文，仍使人感慨不已。

　　回顾法师的一生，最突出的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藏传佛教文献中的很多重要经典译成汉文，介绍到内地；二是协助太虚法师振兴中国佛教，特别是主持汉藏教理院培养现代僧才。法尊法师的事迹已经载入史册，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

　　仰慕古代译经贤哲，以介绍西藏佛法和翻译藏传佛典为毕生使命

　　法尊法师1902年出生在河北深县，出家后不久从大勇法师受教，并师事太虚法师，1922年入太虚法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学习，两年后毕业，到北京入大勇法师创办的藏文学院学习藏语。大勇法师曾到日本学习东密（日本真言宗以东寺为中心所传的密法），回国后也曾向人传授密法，然而感到中国西藏的密法比东密完备，便产生入藏求法的决心，希望法尊法师同往。法尊法师在《入藏经过》中回忆说：

　　我在武昌听讲《三论》、《唯识》的时候，便深慕什（按：后秦鸠摩罗什）、显（东晋法显）、奘（唐代玄奘）、净（唐代义净）诸先觉的情尘，继闻勇法师入藏的函召，当然是雀跃三丈，唯恐不得其门而入了。

　　从此便以学习藏传佛教，研究和翻译藏传佛典，向内地介绍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历史，作为自己终生的目标和事业，曾未动摇。

　　1925年法尊与北京藏文学院的同学踏上赴藏的路程，在离开峨嵋到达嘉定乌尤寺时，读到寺藏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得知当年义净历尽艰辛到印度求法的事迹，看到义净写“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等诗句，深为感动。他在后来写的《著者入藏经过》中回忆此事说：

　　我受了他老人家（按：义净）说话的刺激，同时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对于前贤实在不敢起半点轻视心，我对于先觉的事业实在不敢起半点容易心。但是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我羡慕极了，我也想牺牲一切去学学先觉。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间的地理、历史和工巧、医方、政治、文艺等，我也有学习的志愿。

　　法尊法师正是抱着这种宏远坚定的志愿入藏学习佛法和此后坚持译经事业的。

　　从1925年至1933年，法尊法师穿越曲折险阻的道路，备尝艰辛困苦，先后九年在今四川、西藏的许多地方寻访名师，学习藏传佛教的经论，并开始着手翻译藏传经典。1934年应太虚法师之请回来在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短期工作一段时间，1935年为迎请西藏名师安东格什再次入藏，因安东格什突然去世而于翌年回归，带回藏传藏经和黄教创始人宗格巴师徒的大量的重要著作。从1934年至1949年的十五年期间，除去一年多时间再次入藏外，法尊法师受太虚法师的重托一直负责管理汉藏教理院。法师除从事繁重的教学，向学僧传授藏文、藏传佛教经典和教义等外，还从事藏传经典的翻译工作，后又将汉译《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为藏语。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师先在北京菩提学会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从事藏文翻译。在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先后担任理事、常务理事，曾为《佛教百科全书》撰写有关藏传佛的教条目，并且在《现代佛学》上发表过许多有关藏传佛教的论文，也翻译过多种藏传佛典；1956年中国佛教院成立后担任院长，然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失去自由达7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中国佛学院恢复，担任副院长。法师在耄耋之年仍持笔翻译法称《释量论》等重要藏文佛典。法尊法师自从确定终生传译藏传佛典以来，矢志无悔，竞竞业业五十六年，为中国汉藏佛教交流，发展中国佛教文化事业，推进内地藏传佛教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吕铁钢、胡和平编的《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法尊法师译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出版），法尊法师在研究、翻译和介绍藏传佛教经典、教义理论的主要成绩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汉译黄教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一册、《密宗道次第论》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还译有《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一册、《地道建立》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苾刍学处》一册、《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三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科摄》、《精研经释》、《缘起赞释》、《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沙弥学处略释》、《正理庄严论》、《菩提道次第修法》、《入中论略释》、《俱舍论略释》等，晚年抱病翻译因明学名著印度陈那《释量论略解》及《集量论》、《集量论颂》和法称的《释量论》，填补了汉译藏经因明之缺。

　　（二）研究论著和论文中有很多是介绍藏传佛教的，其中有比较系统介绍西藏佛教的《西藏佛教概要》、《西藏佛教的建设》以及《从西藏佛教学派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的建立》、《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有介绍藏传印度德光撰《律经》的论文《律经》；有系统论述西藏所传佛护、法称的中观宗的论文《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的问题》、《中观宗关于“安立业果”与“名言中许有外境”的问题“》、《中观宗不许“自续”的问题》、《中观宗“不许自证分”的问题》；有通过比较《般若经》介绍藏传《现观庄严论》的文章《〈般若八千颂〉与〈现观庄严论〉对照科目》及《〈现观庄严论〉中八品七十义略解〉；有对黄教重要经典《菩提道次第论》介绍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此外还有早年评论释慧定《藏密答问》的《评〈藏密答问〉》等。

　　新中国成立后，法尊法师的重要论著中影响最大的是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藏传佛教的若干词条，流传最广，经常为各界读者参考。

　　1955年，斯里兰卡国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发起编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希望中国佛教学者予以合作，撰写有关中国佛教的条目。当时周恩来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求，将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此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佛教学者参与撰写，内容涉及教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汉文原稿在1980年以后陆续由知识出版社以《中国佛教》的署名分册出版，受到教内外学者的普遍欢迎和好评。法尊、观空法师参加了藏传佛教条目的撰写。法尊所写《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西藏的宁玛派》、《西藏的迦当派》（以上皆先在《现代佛学》发表，稍修改后收入《中国佛教》）、《西藏的迦举派》、《西藏的萨嘉派》、《嘉曹杰》、《克主杰》、《僧成》、《善慧法幢》、《善慧海》，概要而系统地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和若干主要教派、人物、教义，可以说是法尊法师一生研究藏传佛教成果的结晶。这些论著与王森教授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被学术界看作是介绍西藏佛教的最受欢迎和值得信赖的著作。

　　致力振兴佛教，培养中国现代佛教人才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太虚法师（1889－1947）发起的佛教复兴运动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建立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致力发展佛教教育，继设立武昌佛学院之后，又在重庆建立汉藏教理院，积极培养能够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佛教人才。太虚的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举步惟艰，虽然从整体上看是失败了，然而在推广建设新佛教的理念的方面，在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而明显的效果，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海峡两岸的佛教界。

　　法尊法师追随太虚20多年，对于太虚法师致志复兴佛教的理念和所从事的佛教文化事业十分理解，并且受太虚法师重托代理汉藏教理院14多年，协助培养人才。1947年3月太虚法师去世之后，法尊撰写《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回忆自己师从太虚法师的经历，从“大师之救教运动”、“整理僧伽制度”、“创办僧教育机关”、“从事世界佛教运动”、“组织学会教会”、“筹办菩萨学处”等方面介绍并评述了太虚一生的事迹，在最后的“继承大师事业之集议”中将太虚法师弟子于上海集议的要点向世人介绍：

　　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机关方面，则大师所创办之武（按：武昌佛学院）汉（按：汉藏教理院）两院，必须力图其继续进行，以备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为大师二十余年弘扬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论经费如何支绌，必须设法印行，以为推行大师之思想及其事业之指针。大师丛书为大师毕生思想学行之结晶，必须速疾编纂完成，以作后学推行复兴佛教运动之范本……法尊法师此后继续管理汉藏教理院，在从事繁重的行政、教学事务之外，还进行佛学研究、藏传佛典的翻译，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以说法尊法师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太虚法师培养人才以备复兴中国佛教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法尊法师从北京菩提学会转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在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直到“文革”兼任副院长，除行政工作外还兼任佛教课程，同时不断翻译藏传佛典。“文革”结束后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担任院长，直到圆寂。

　　法尊从1934年至1980年底圆寂为止，在前后长达46年的时间，除去遭受迫害的“文革”十年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不是从事藏文经典翻译，就是从事佛教教学。那么，法尊法师对佛教教育的宗旨、教育方法和培养人才，有些什么见解呢？也就是说，他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虽然现存的有关文字资料很少，然而从这些仅存的资料中仍可大体看出个端倪。下面主要归纳两点：

　　（一）将佛教教育与振兴中国佛教联系在一起

　　法尊作为太虚法师的弟子，看到太虚为联合佛教界的僧俗信众复兴中国佛教，先后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中国佛教总会、中华佛教联合会、中国佛教社，组织现代僧伽社等，虽在佛教界和社会取得显著的成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也同时遭到来自佛教界内部势力的误会、毁谤乃至激烈反对，致使他的主张“能见实现者，实属寥寥无几。”法尊法师曾向太虚提出建议：

　　寺院既多如此腐败，僧众又多如彼冥顽，纵教会组织成功，亦必无使其改善之希望。况欲改善僧寺，须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无能改善之人才，则何从僧寺改善？（《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

　　因此他对于太虚法师提倡发展佛教教育，创办佛教学校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不仅十分理解，而且以身体力行表示坚决支持。法尊法师在《读太虚大师佛教革命失败史之后》的文章中对太虚创办学校，教育僧才的事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在这方面不仅不能说是失败，而且是极大的成功。他说：

　　民十一年（按：1922年）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教育僧才，时间虽短短二年，学僧不过数十名，但现在散于各处与环境挣扎，办学讲学，发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谁非直接或间接受我大师施教之影响而使然耶？故此云失败，更可为最大之成功也。

　　正因为法尊法师抱着创办佛教学校是“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的宏愿，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接受太虚的重托长期代管汉藏教理院，从事繁重的行政和教学的事务。

　　（二）主张僧众爱国爱教，培养智行并重、教证兼优的僧才

　　在举国投入抗日战争的非凡年月里，中国佛教爱国僧众在从事弘法利生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法尊法师怀着满腔的热情写给同是太虚弟子的《致各地同学书》，在赞颂他们在各地积极从事传法，利济社会，培养人才，编印刊物发扬佛教文化的同时，并且提倡僧众应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大声疾呼：

　　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儿，我们有两种是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卫教？前者全国佛教徒从已普遍的讲诵祈祷，或到前线参加救护等工作，尽力去加强国族自保的力量。后者的危险，虽依前者为转移；但是问题实在不同。就是中国战胜了以后，佛教是不是就能够兴盛？

　　他接着提出应当继续推进佛教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改革，并建议大家共同认真思考今后“佛教应如何适应此中国和国际的大斗争时代”和“应以如何的方法去建设今后的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的两大问题。从中不难看出，法尊是将爱国与爱教当作做现代僧人的最基本的标准的。

　　1935年是法尊代理汉藏教理院的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向学僧致的训词《论学僧之成绩》中，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学僧的要求。他认为，学僧要成为“真正的僧才”，成绩应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智，二行。第一智者，即普通之所谓知识，不过范围稍狭。此智乃成绩之一部分，而赖之以宏法利生者也。第二行者，即德行，谓能修养身心，调伏烦恼，防止诸非，而不至越轨则之行动。故此二种皆佛法之所并重者也。然合普通言之，即是学问、道德；在佛法中，则摄为教、证二种功德。教者即通达圣教。证者谓由佛之言教，而亲证诸法性相。又教即通达教理智，证即依智而修，所得之三学功德也。《菩提道次第广论》说，教证二种，学佛者应当并重。教证之义，直言之即是智行。一方面须要注重学问，一方面仍要注重德行。注重学问则于师所授课，日有所进；注重德行，则于己身心日有所益。此进、益即是莫大之成绩。品格者，是成绩之基础也。

　　此致成绩之方法，略而言之有三：（一）具足品格；（二）勤求学问；（三）注重德行。

　　法尊法师在这里所说的智与行、知识与德行、教与证，也就是现在常讲的才与德、思闻与修、学与修的关系，既要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积累系统浓厚的佛教知识，掌握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弘法利生的本领（“方便”、“善巧”），又要培养优秀的品德，坚守戒律，遵循佛教义理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求证得最高觉悟。

　　法尊法师撰写此文已经过了56年，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然而他对佛教教育的基本理念仍没有过时，对于今天佛教界正在发展佛教教育，培养合格优秀的僧才，乃至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进一步改善僧团风尚，都有借鉴的意义。

　　法尊法师虽然已经含笑而去20春秋，然而法师当年的宏愿将常留人们的心田，并给后世学人以鼓舞；他用自己的心血做出的伟业，将永远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且已经增添到古今相承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之中。

2001年4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