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济义玄河北传法考
唐末五代是中国禅宗的五宗形成与初传期。在禅门五宗当中，唯有临济宗发源于北方，其它四宗皆形成于江南。临济宗创始人义玄（？－766）的传记资料较少，要了解他在河北传法的情况必须对现存有限的文献记载作细致的考察。现仅将笔者的考察结果介绍给诸位学者，希望得到诸位的指教。
一、河朔三镇和临济宗发源地镇州
在唐末五代先后形成的禅宗五个宗派中，临济宗发源地在现在的河北省正定市；沩仰宗的发源地和传法中心在现在湖南省宁乡县、江西省宜春县；曹洞宗在江西省宜黄县、宜丰县；云门宗在广州省乳源县；法眼宗在江苏省南京市。其中只有临济宗发源于江北，其它皆发源于江南。河北省正定在唐代是著名的”河朔三镇”中的镇州的治所所在地。
唐朝在安史之乱（755-763）以后，中央集权更加衰弱，被迫承认安史部将保存地方实力，任命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为成德镇节度使，又命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镇节度使。魏博镇后来兼并了相卫，与成德、幽州二镇并称为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占据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广阔地域。三镇拥有重兵，自署文武官员，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也不缴朝廷。由于三镇的统治者内部的争夺和藩镇之间的兼并，到唐末时，三镇的节度使已经几度改换门庭，但三镇的拥兵割据的情况没有改变。河朔三镇和其它拥兵割据的藩镇不仅经常抗拒中央朝廷的政令，而且不断挑起反抗唐王朝的战争。
成德镇，又名恒冀、镇冀、成德军，唐末称武顺道，治所在恒州（后改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正定城位于滹沱河的北岸，在有的禅宗史书中被称为“河阳府”或“河府”。成德镇的辖境屡有变动，但长期辖有恒州、冀州、深州和赵州，相当于现在的河北沙河、滹沱河下游以南，献县、柏乡、南宫、枣强以北的地区。在李宝臣之后，经历王武俊及其子孙，王廷凑取得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并且拥有朝廷授于的“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州大都督长史、成德军节度使、镇冀深赵等州观察使”等头衔。到五代为止，据有此地的是王廷凑的子孙。他们的名字和在位的时间是：王元逵，834-854年；王绍鼎，854-857年；王绍懿，957-866年；王景崇，866-883年；王熔，883-921年，正式称赵王。[1]临济义玄到镇州传法的时间大约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禁断佛教前后，直到他去世（766年）为止，统治镇州的节度使先后是王元逵和王绍鼎、王绍懿兄弟，而以王绍懿统治时间最长，前后有十年，正是义玄名闻遐迩的时候。《通鉴》卷二五○对他评论说：“为政宽简，军民便之。”《临济录》中一再提到的“王常侍”当就是他。因为他除正授镇州节度使外，尚拥有所谓“检校右散骑常侍”等头衔（《旧唐书》卷一四三〈王绍懿传〉）。
临济义玄晚年曾应请住在魏博镇的治所所在地魏州贵乡传法，并在此地去世。贵乡在史书中也被称为魏府，在五代后唐时一度改名广普，后汉时改称大名，故在后来有的史书中也把唐朝时的贵乡称为大名。义玄在河北一带地方传法时，魏博镇的节度使是何敬弘（原名何重顺，840-866年在位），因为他从朝廷受有“兼中书令”的头衔（《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何重顺传〉），所以在公乘亿为义玄弟子存奖写的《塔碑》中称之为“中令何公”。
唐朝佛教的巨大发展，寺院、僧尼以及所占土地数量的激增，必然招致与唐中央政府在经济利益方面发生冲突。唐武宗即位后，信崇道教，亲近“排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去之”的道士赵归真（《旧唐书》〈武宗纪〉），便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为标榜，着手限制和削弱佛教，先废毁广建于山野乡村的众多小寺、兰若，命十万多僧尼还俗，然后在会昌五年（845年）下诏大规模地禁断佛教，此即佛教史书所说的“法难”和“灭佛”，共毁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处，命僧尼二十六万多人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旧唐书》〈武宗纪〉《通鉴》卷二四八）
武宗下令禁断佛教虽在全国很大地区对佛教势力给以极大的打击，但由于中央集权的软弱无力和地方军政官员、藩镇的拖延和对抗，在许多地区没有完全贯彻禁断佛教的诏令。不仅南方两浙、宣、鄂、潭、洪、福、三川等地对毁废佛教的诏令不认真执行，采取“姑务宽容”的做法（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载《全唐文》卷七八），而且北方的河朔三镇等地的节度使则干脆公开对抗。日本天台宗的求法僧圆仁（794-864）当时尚滞留中国，将他所看到的毁废佛教的情景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作了生动的记载。此书卷四载有他在会昌五年十一月三日写的日记，其中说：
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流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 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金两收 验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唯黄河以北，镇、幽、魏、 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 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此时镇州、幽州、魏博的节度使分别是王元逵、张仲武、何弘敬。他们都信奉佛教，保护佛教，反对武宗的禁断佛教的诏令。因此这些地方的佛教没有受到严重损失，能够继续发展。可以说这是义玄与其弟子能够在这里顺利开展传法活动并较早地创立临济宗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唐代佛教发展的总体来看，武宗毁废佛教仅是一个暂短的插曲。武宗在下令大规模地毁废佛教的翌年三月去世，继位的宣宗笃信佛教，下令恢复佛教，使佛教又迅速发展起来。然而此后，在佛教诸宗派中发展最快，并且逐渐跃居为中国佛教主流派的是便于社会各个阶层接受的简单易行的禅宗。
二、义玄到镇州时间的推定
义玄是何时到达镇州的，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相关资料对此作大致的推定。《临济录》〈行录〉有这样一段记载：
师因半夏上黄檗，见和尚看经。师云：“我将谓是个人，元来是揞黑豆老和尚。”
住数日，乃辞去。黄檗云：“汝破夏来，不终夏去。”
师云：“暂来礼拜和尚。”
黄檗遂打趁令去。师行数里，疑此事，却回终夏。师一日辞黄檗。黄檗问：“什么处去？”
师云：“不是河南，便归河北。”
黄檗便打。师约住，与一掌。黄檗大笑，乃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机案来。
师云：“侍者，将火来！”
黄檗云：“虽然如此，汝但将去，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在。”
中国佛教以阴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夏安居日，或简称坐夏，僧人在这期间静居寺内坐禅修行，接受供养，一般不外出。义玄在大愚死后也许到各地游方一个时期，在五月下旬“半夏”的时候回到黄檗山。黄檗希运在武宗会昌二年（482年）应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裴休的邀请离开黄檗山到南昌龙兴寺传法。在裴休于会昌三年（843年）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以后，也许又回到黄檗山。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禁断佛教，希运与弟子逃隐山林。宣宗即位恢复佛教，他又出来传法。裴休在大中二年至四年（848－850年）任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时，迎请他到宣城开元寺传法。[2]也许在此后希运又回到黄檗山，直到大中九年（855年）于山中去世。那么，义玄是在武宗禁毁佛教之前回到黄檗山呢，还是以后？仅从这段记述是得不出结论的。据这个记载只可看到义玄最后离开希运而打算去河北传法的情景：在一个中夏时节，义玄匆匆回到黄檗山探望希运，看到希运正在读经，便讥讽他是收藏黑豆（比喻经文）的老和尚，数日后告辞；途中对希运的问话有疑，又折回黄檗山度过夏安居；在告辞离山时，希运将“百丈先师”遗留下的禅板、机案传给义玄，并预言他将来在禅宗界会有一番大的作为。义玄告诉希运自己的去向：“不是河南，便归河北”。结果，他选择了河北镇州。
义玄最后决定到河北当是受到慧寂劝告的影响。义玄在黄檗山时曾奉师命到湖南潭州大沩山同庆寺给师叔沩山灵 右送信。《临济录》〈行录〉记载：
师为黄檗驰书去沩山。时仰山作知客，接得书便问：“这个是黄檗底， 那个是专使底？”
师便掌。仰山约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
同去见沩山。沩山便问：“黄檗师兄多少众？”
师云：“七百众。”
沩山云：“什么人为导首？”
师云：“适来已达书了也。”
师却问沩山：“和尚此间多少众？”
沩山云：“一千五百众。”
师云：“太多生。”
沩山云：“黄檗师兄亦不少。”
师辞沩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后北去，有个住处。”
师云：“岂有与么事？”
仰山云：“但去，已后有一人佐辅老兄在。此人只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
师后到镇州，普化已在彼中。师出世，普化佐赞于师。师住未久，普化全身脱去。
灵 右（771-853），据《宋高僧传》卷十一本传是在唐宪宗元和末（820年前后）到潭州（治今长沙），不久入大沩山，在当地信徒的支援下建寺传法，除在武宗毁佛时一度还俗外，直到大中七年（853年）去世一直在沩山传法。弟子仰山慧寂（807-883），年十八为沙弥，数年间先后参宗禅师、耽原禅师，入大沩山投到灵 右门下时仍是个沙弥。时间当在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前后，在沩山十四、五年，大约在会昌元年（841年）前后离开沩山，到袁州仰山（在今江西宜春县）传法。（参《祖堂集》卷十八〈仰山和尚传〉、《宋高僧传》卷十二〈慧寂传〉）据此，义玄应在慧寂离开沩山之前到沩山为师送信，此时尚未遭遇毁佛，沩山和黄檗都很兴盛，沩山有僧众1500人，黄檗山有僧众700人。慧寂告诉他河北的一些情况，劝他到那里传法。也许就在此后不久，即会昌二年（842年）希运应裴休之请赴南昌以后，大约在武宗禁断佛教前后，义玄到了河北镇州，住入城东南角濒临滹沱河的临济院居住传法。当地有位普化和尚，在义玄到来之后曾协助他传法。
根据以上的考察，义玄是最初从在沩山担当知客的慧寂处得知北方有个“住处”，产生到北方的念头，在会昌二年（842年）希运应裴休之邀离开黄檗山之前，到黄檗山去辞别希运，大约在会昌五年（845年）前后展转到达镇州。
三、义玄与“王常侍”、“中令何公”
义玄在到达镇州后，先住在地处真定城东南滹沱河北岸的临济院。寺名“临济”是取濒临河渡之意。《临济录》〈行录〉后附临济小传中说，义玄住进临济院之后，普化和尚曾辅助他传法，而正当义玄传法活动取得进展的时候（所谓“师正旺化”），普化去世。又载：
适丁兵革，师即弃去。太尉默君和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额， 迎师居焉。
这里“兵革”是指什么事件？默君和是何人？对此段文字应作何解释？日本柳田圣山在《佛典讲座30·临济录》的注释中引证江户时代道忠的考证，以《太平广记》卷一九二所载〈默君和〉的记述对此解释，然后认为从时间上看与这个记载不相应。《太平广记》的记载大意是：并州军（指李克用的晋军）攻犯常山县邑（指成德军辖地），赵王王熔求救于燕王（指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击退并军后，李匡威因其弟篡位占据其境土而滞留于赵，阴谋篡夺赵王之位。一日，以武力劫持赵王，但被屠者默君和拯救。事后默君和受封赏。虽未记时间，但此事基本可信。据《新五代史》卷三九并参《通鉴》相关记载，从景福元年至景福三年（892-894年）晋军三度进犯镇、赵诸地，王熔求救于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李匡威后因弟篡位居于镇州，策划占据镇州。王熔被他劫持时为屠者默君和所救。从时间来看，此时义玄早已去世，王熔尚未称赵王。也许是默君和后来确实在城中建寺名临济寺，但居住者不是义玄，而是他的后继弟子。
那么，此处的“兵革”指什么呢？据史书记载，从王元逵担任成德军节度使至其子王绍鼎、王绍懿为止（公元834-866年），与朝廷的关系较和顺，镇州诸辖地大体是平静的。王绍鼎在位仅三年（从854-857年），《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载：“绍鼎沈湎无度，好登楼射弹人以为乐，众欲逐之；会病薨，军中立其弟节度副使绍懿。”这简单的几句当中蕴藏着一个事实，在王绍鼎死前酝酿着一场兵变。按照唐代藩镇惯例，节度使的亲兵（牙兵）很有权势，在有的场合可以废立节度使，然后请朝廷降诏确认。王绍鼎晚年，他的亲兵与镇州民众也许已有推翻他的准备和动作，影响到地处城东南的临济院的安宁。此也许就是使得义玄离开临济院的原因。义玄离开城东南的临济院以后既然不可能住入后来默君和建的寺院，那么只能是别的寺院，也许是真定城北边某处的一个寺院。
《临济录》〈行录〉后附临济小传记载：
后拂衣南迈。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师礼。
成德镇的治所——大都督府、节度使府设在真定，因此真定也被称为河府，因在滹沱河北，也称河北府、河阳府。从这段记载可知，当义玄进入真定城时，受到成德镇节度使“王常侍”的礼敬，以师待之，可能将他安置于某个寺院居住；而在此以前义玄在镇州传法，似乎尚未与成德镇节度使发生直接关系。那么，这位“王常侍”是谁呢？是王“右散骑常侍”之略，是成德镇节度使王绍懿。据《旧唐书》卷一四二〈王绍懿传〉并参《通鉴》相应记载，在其兄王绍鼎死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命“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府左司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绍懿，本官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当年正授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可以想像，从此之后义玄的传法事业在镇州最高军政当局的支持下取得迅速发展，义玄在佛教界的影响也日大。
元本《临济录》开头载：
府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
师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获己，曲顺人情，方登此座。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 事，直是开口不得，无你措足处。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那隐纲宗。还有作家战将， 直下展阵开旗么？对众证据看。”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师便喝。僧礼拜。师云：“这个师僧，却堪持论。”
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
师云：“我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
僧拟议，师便喝，随后打云：“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
有座主问：“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
师云：“荒草不曾锄。”
主云：“佛岂赚人也？”
师云：“佛在什么处？”
主无语。师云：“对常侍前，拟瞒老僧。速退，速退，妨他别人请问。”
复云：“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更有问话者么？速致问来。你才开口，早勿交涉也。 何以如此？不见释尊云：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为你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 恐滞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
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终无了日。久立，珍重。”
这里记述了义玄某日上堂说法的全过程。义玄应成德镇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王绍懿与其部下官员之请，上堂升座说法。义玄首先表示，按照禅宗祖师的传统，是不应当开口讲述佛法的，但由于王常侍诸官的请求，不得已才上堂说法，宣示禅宗的“纲宗”（要义）。在义玄与僧就禅法的问答当中，这位节度使是直接参与了的。义玄通过回答僧的参问主要表述了三个意思：一、佛法不可用语言宣示；二、表明自己是传承黄檗希运的禅法；三、宣称传统的“三乘十二分教”不能阐明佛性的道理，如同不可期望不锄荒草而可收获庄稼一样，也不可期望通过修学传统佛法而达到解脱。在师徒答问中表现出禅宗活泼的传法风格。义玄用大喝来示意僧问“佛法大意”之无当，而僧以礼拜来表示已经理解，因此义玄以此僧“却勘持论”来表示认可。义玄以“不可向虚空里打钉橛”来比喻用世俗的语言来表述佛法之不可能。当王绍懿对义玄贬低“三乘十二分教”提出质问：既然经教是出自佛之口，难道佛也骗人吗？他竟反问：“佛在什么处？”对此，王绍懿无言以对。看来，这位节度使对佛教是信奉的，对正在兴起的禅宗已经产生兴趣。
在《临济录》中还有记载：
师因一日到河北府。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
时麻谷出问：“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
师云：“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速道，速道！”
麻谷拽师下座。麻谷却坐。师近前云：“不审。”麻谷拟议，师亦拽麻谷下座。师 却坐。麻谷便出去。师便下座。
也许义玄并不固定住在真定城内，但经常应王绍懿的邀请在城内某寺院说法。在一次说法中，有位麻谷和尚[3]站出来问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正眼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如同佛法真义、真如等一样不能用语言表述的问题。因此义玄以反诘语问他，最后竟演出互相拽拉抢座的一幕。大意是，你问我，我不答；我反过来问你，你也不答，各以为自己据理取胜，应据座。对此，王绍懿看在眼里，并不责怪，说明他对禅宗的棒喝机辩等已有相当了解。他有时虽对禅宗的做法有所疑问，但经过义玄的独具一格的解释，也能理解。《临济录》〈勘辨〉记载：
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
师云：“不看经。”
侍云：“还学禅么？”
师云：“不学禅。”
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
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
侍云：“金屑虽贵，落眼成翳。又作么生？”
师云：“将为你是个俗汉。”
据此，王绍懿也回访义玄的寺院。一日访问寺院时，向义玄问僧堂中的僧人是否看经学禅，对此，义玄一律作否定的回答。当他问这些僧到底做什么的时候，义玄肯定地回答：最终要教他们“成佛作祖”。他所说的“金屑虽贵，落眼成翳”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已经理解了义玄的解释，并用隐喻从更高层次上提出反问，“成佛作祖”虽好，但如果对此产生执著又怎样呢？义玄的“将为你是个俗汉”含有褒意，是说：本来我还以为你是个俗汉呢！
从《临济录》的记述中，镇州的高级官员对义玄已经相当熟悉，对禅宗的风格也有所了解。〈勘辨〉中有这样一段：
师因入军营赴斋，门首见员僚。师指露柱问：“是凡是圣？”
员僚无语。师打露柱云：“直饶道得，也是个木橛。”便入去。
成德镇节度使有自己的军队－－牙军，自然有军营。也许节度使有时进城中的府衙处理政务，有时到处于城外的军营处理军务，也在军中进行社交活动，例如举办斋僧的仪式。义玄某次应邀到军营赴斋，在门口指着露天木柱问是凡是圣，节度使府衙的官员虽默然无对，但似乎并不把义玄的行为看作是反常的狂举。至于义玄的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仅仅指的是木柱，还是暗含嘲讽这些官员之意？不好断定。从这段描写也可以看出，义玄与节度使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
义玄在去世前几年曾到过河东道的河中府。河中府曾为蒲州，治所在河东县。义玄在此多少时间已经无从判断，此后应请到了魏博镇。公乘亿《魏州故大德奖公塔碑》记载，大约在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前后，存奖投到义玄门下，从受禅法之后，便启程云游江南名山禅寺，曾参谒仰山慧寂之门，某日忽然听说其师义玄应请已去蒲州，便迅速北上寻师侍奉。碑文曰：
遽闻临济大师已受蒲相蒋公之请，才凝省侍，飞锡而遽及中条，寻获参随。置杯而 将渡白马，当道先太尉中令何公，专发使人迎请临济大师。和尚翼从一行，不信宿而至 于府下，而乃止于观音寺江西禅院，而得簪裾继踵，道俗连肩。曾未期年，是至迁化。 斯盖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情深，无乖灵堵之仪，克尽茶毗之礼云。
“蒲”即蒲州，开元元年（713年）改为河中府，当年又复为州；乾元三年（760年）又改为河中府。治所在河东县，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碑文中用“蒲”作为河中府的代称。“蒲相蒋公”，当即身居相位的河中节度使蒋伸。据《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三二〈蒋伸传〉和《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表下〉，蒋伸在咸通二年（861年，表谓三年）被任为河中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至咸通四年（863年）由毕 咸继其位（《旧唐书》〈懿宗纪〉，并参吴廷 《唐方镇年表》卷四）。中条是地名，据《元和郡县志》卷十二，在河东县南十五里有雷首山，又名中条山。白马在滑州，在今河南省的滑县，北临黄河。“太尉中令何公”，是魏博镇节度使何弘敬，大中十三年（859年）诏兼中书令，咸通七年（866年）死，朝廷赠太师之号（《新唐书》卷二一○〈何弘敬传〉）；此处之“太尉”当误，应为“太师中令何公”。此碑撰于何弘敬死后，用的自然是后来的称谓。上面引文大意是说，存奖正在南方仰山慧寂之门参禅的时候，听说义玄应河中府长官蒋公之请到了河东县城，决定前往看望服侍，便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河东县南的中条，在那里与义玄相逢，护侍义玄往河北方向走，在到达白马将渡黄河的时候，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派专人前来将
义玄迎请到魏博府所在地贵乡县城，安置在观音寺的江西禅院，立即受到当地官员、士大夫和众多僧俗信徒的欢迎，前来参谒者不断。义玄在此几年后去世。存奖一直守候在义玄的身边，并参与茶毗葬礼。
对于义玄从镇州至魏州的事，《临济录》〈行录〉后附临济小传有极其简要记载，说义玄在镇州府住的时间不长，“即来大名兴化寺，居于东堂。”可见贵乡城中的观音寺就是兴化寺，也许兴化寺是后来的名称。
据上所述，义玄在河北传法的后期，直接得到了成德镇节度使王绍懿、魏博镇节度使何弘敬的支持，为临济禅法的传播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在唐五代禅宗兴起的过程中，一些大的禅宗传法中心和派别几乎都得到当地的刺史、观察使或节度使以及后来的割据君王的支持，得到顺利发展的。仅就南宗来说，马祖及其法系的智藏、普愿、希运、灵 右、慧寂等人，石头法系的道悟、宣鉴、义存、文偃、文益等人，皆是如此。可以认为，禅宗迅速发展成为佛教的主流派和禅门五宗的相继成立，如果没有这样多的军政官员和士大夫“外护”的理解和支持是难以想像的。
注释：
[1]以上据《旧唐书》卷一四二、《新唐书》卷二一一及《通鉴》有关记载。
[2]裴休，《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二八有传，另参见《旧唐书》的〈武宗纪〉、〈宣宗纪〉。日本吉川忠夫《裴休传》（载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东方学报》第64册），对裴休生平及与宗密、希运、灵的关系作了详细考察，可以参考。
[3]“麻谷”，身份不好断定。《景德传灯录》卷七有马祖弟子蒲州麻谷山宝 彻禅师。但从年代来看，不会是向义玄问法的麻谷。卷十二〈义玄传〉所载麻 谷参谒义玄的语录，用小字在“麻谷”名字下注曰：“第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