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隆重召开
2013年10月10日至13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日本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文学遗产》竺青副主编受《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刘跃进主编委托致开幕辞，高度评价了新时期以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指出文体学的终极理论指向，不仅仅是回归过去，更应着眼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因此，如何在西学强势背景下，建立有中国特色和时代高度的文体学，是每一个学人应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山大学吴承学先生在开幕辞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兴盛意味着中国学术对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与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他提出要建设超越古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研究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融通语言、艺术、哲学、宗教、历史、考古等多门学科，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宏观地审视中国文体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凸显文体学在整个文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大会共收到论文68篇，涉及诗、文、词、戏曲、小说等文类和文体学研究各个层面的问题。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三场大会报告和八场分组讨论，主要论题如下：
一、文体学学术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文体学已由冷门变为热点，研究方法、思路日趋成熟，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对文体学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提出新的发展方向，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心之一。社科院文学所孙少华以先唐文体学研究为例，分析了新世纪十年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学术史研究“述”多于“论”；缺乏宏观的理论总结，有碎片化倾向；“措意为文”现象比较突出，刻意求新而忽视了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有文体学价值；胸中少丘壑，对学术发展的宏观思考与人文关怀不够等。针对以上问题，作者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思考和对策，主要有加强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深化文体产生、衍化及其对古代文学影响的研究，在重视文体学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关注已经亡佚的文体专著的辑存、研究等。
苏州大学罗时进对清代诗歌文献和作品数量做了初步统计，按最保守估算，存世作品约八百万至一千万首，是清以前历代诗歌总数的十倍之多。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搜集整理，随时有亡佚的危险；至于相关的研究，更是远远滞后。因此，作者呼吁尽快开展对清诗稿本的征集和整理，继续推进大型清诗丛书的出版；在此基础上，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清诗研究。中山大学黄仕忠通过考察森槐南的戏曲研究、教学活动及当时产生的影响，提出日本学术史上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是森槐南，而非青木正儿所说的狩野直喜。
二、文体形态及其源流演变研究
文体形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论题。从提交大会的68篇论文看，有25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足见受关注程度。从所涉文体看，除了诗、文、词、曲小说等大文类外，更有文类之下的具体文体，如诗有古诗、律诗、乐府等，文有成相、墓志铭、露布、祈雨文、论、字说、进故事、八股等。其中有些是学界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充分的文体，如福建师范大学郗文倩论“成相”、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论宋代“进故事”、中山大学张海鸥、浙江工业大学刘成国论宋代“字说”等，体现了文体学研究不断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一些已有研究比较充分的文体，也力图有所突破。如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提出，墓志铭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留有不少空格，是不完整的文本；上石以后，空格得以填补，墓志铭文本才真正完成。在这一成文过程中，原纸上文本的内容往往遭致篡改。北京大学杜晓勤认为学术史上对新乐府和讽喻诗这两个性质迥异的诗体概念多有混淆。白居易《秦中吟》只是讽喻诗，而非新乐府。中唐元和年间并未出现过新乐府创作热潮，更不存在所谓的“新乐府”运动。
关于文体源流演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要内容。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利用出土文献揭示楚辞中“猗”字的音乐特征及其与早期戏曲演唱的关系，为考察戏曲起源提供了新的视域。中山大学康保成探讨了中国戏剧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指出，古代文学抒情言志观念的强力吸附，导致杂剧本体特征的逐渐消解，日益趋近一种以诗骚传统为灵魂的抒情文体。
三、文体与文化研究
文体与政治、学术、宗教、语言、文化等的关系，吸引着众多学者。香港教育学院陈国球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对诗、史关系作了新的考量。广州大学曾大兴就文学地理学科的建设问题提出构想。中山大学张慕华探讨了中国佛事文体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功能和审美意味。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考察了中古学人之诗围绕“学问”展开的特点及其诗史意义。浙江大学胡可先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唐代墓志的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紧密关联。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提出，在词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尊体的要求，帝王在词的“尊体”过程中起着特别的作用。暨南大学邓乔彬从地域特征和文化环境差异等方面揭示宋末元初词雅曲俗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一代之文学”兴亡、转移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认为，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是近代文体革新中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型例证。
还有学者关注到文体在异域文化中的接受与传播问题。日本九州大学中里见敬重估了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翻译小说在当时的东亚接受西方文学这一历史时期文脉中的意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蔡宗齐介绍了一种向英语世界分析、解释近体诗格律的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对国内近体诗研究和教学也有借鉴意义。
四、文体理论与文体批评研究
文体理论与文体批评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内容。澳门大学邓国光认为，早期总集兼有选文和“解释评论”功能，属文章学范畴，不同于唐以后很多以搜集全备为旨的总集。文体之学是总集文论最为突出之处，崇雅则是总集文体学的根本主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桐生提出，《论语》可分为格言体、对话体、记事体和历史旧闻体，前两类文体最具代表性，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多有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通过对《孔子诗论》第一简所载三句话，尤其是“文亡隐意”说的文本考释，论述孔子对散文本质特征的揭示及其理论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考察了前四史收录文学作品的情况，并与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作比较，进而探究唐前文学发展和文体观念演变。上海财经大学朱迎平探讨了宋代文体分类中古文、四六、时文三大文类鼎立的格局，以及这种格局对当时和后世文体学的影响。社科院文学所石雷通过分析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引方苞论古文的一段话，揭橥方苞文论的理论高度和时代特点，及其对桐城文派最终形成的影响。暨南大学程国赋就《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唐传奇以及明清通俗小说的命名情况与小说文体的关系展开探讨，认为命名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文体特征及文体演进轨迹。华东师范大学朱惠国认为，1940年前后发生的午社“四声之争”，是词学界对晚清以来持续不断的梦窗热的反思，表现出再次解放词体的要求以及对词体功能定位的新思考。
五、文体学周边问题研究
中山大学刘湘兰考察作为早期道教经典的《太平经》，所构建的道教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文气说，对后世文气论有所影响。香港岭南大学汪春泓对诗学史上曹植迥超同辈的崇高地位提出质疑，认为曹丕对南北朝诗歌有开创性的影响，是沟通建安与齐梁的津梁，学界对此认识不足，故需重新审视曹植兄弟的诗歌史地位。社科院文学所张剑力图打破古代文学研究的固有模式和“规定动作”，对两宋之交范浚诗歌的多种文化和文学意蕴作了充满学术个性的探讨和描述。复旦大学郑利华考察了明初以来的宗唐诗学倾向在正德、嘉靖年间文士观念形态上的承传与演化特征。中山大学何诗海阐述了“明文极于弘治”说产生的历史背景、丰富意蕴以及在后世的发展衍变。北京师范大学张德建讨论了茅坤的知识世界、精神世界与其散文表现模式的关系。上海财经大学朱丽霞认为，吴兴祚幕府代表着晚明向清初文坛的过渡，引领了清初文坛的全面繁荣。中山大学彭玉平探讨了王国维文艺观与庄子的关系。复旦大学陈广宏考察了清末桐城后学在中西文化激荡的浪潮中，整合传统学术资源，力延古文一脉，同时逐步实现向近现代人文学术转换的进程。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论题广泛，内容丰富，学术观点、视角和方法都有较大创新，不仅为古代文学和文体学提供了前沿性的成果，更在延续、深化前三届文体学会议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局面作了新思考和新开拓。在闭幕式上，杜桂萍与张剑教授代表与会学者发表感言和总结，《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致闭幕词。他们一致称赞此次会议以学术为本位,是一场风清气正的高层次、高水平学术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