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与王安石思想异同论
内容提要：苏洵与王安石是同时代人，但二人关系并不密切，没有相互交往的记录，也谈不上有何个人恩怨。为了攻击王安石，有人刻意制造苏王矛盾，并大谈其思想冲突。本文旨在说明二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无根本冲突。
关键词：苏洵；王安石；思想；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无瓜葛，然而一篇伪造的《辨奸论》却使他成为反王先锋，洞察王安石之“奸”的第一人。为了说明《辨奸论》为真，某些人又曲意制造苏王之间的矛盾，甚至大谈二人的思想是如何冲突。对于所谓苏王之间的纠葛不欲置辩，只想说明所谓二人思想冲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二人思想主张相同之处居多。
苏洵的身世经历与王安石相去甚远，但二人出身都是社会中下层。苏洵祖辈“三世不仕”，其祖父杲虽然“善治生，有余财”，但为人慷慨，“好施与”，故“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最多算是一个中小地主，父序少孤，有乃父风，“敝衣恶食，处之不耻”，虽然“陆田不多”，却好济众，“凶年尝鬻以其田以济饥者”，丰年时人欲偿之，却不肯受，因此家中生活算不上富裕。苏洵自谓“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虽然不能说是赤贫，但也只能划作富农或者上中农之类。他又屡屡称贫，看来并非虚言，而且他至终“爵不过于九品”，可以说一直位居社会下层。
王安石的境遇表面上比苏洵好一点，其父王益进士出身，官至江宁通判，算是中层官僚，但不幸早亡，其时王安石只有十七岁，更为不幸的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王家是一个完全的“工薪族”，因而其父一死，就等于没了收入来源，且“家贫口众”，孤儿寡母，生计极为艰难。王安石于逆境中奋起，一举而中进士，但在他的前半生，家中贫困的局面一直没能改变。王安石俭朴的习惯一则出于天性，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生活环境造成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安石后来虽然官至宰相，但他俭朴的习惯和平民立场一直得以保持。
过于强调出身，大谈“唯成份论”，当然是错误的，然而否定一个人的出身对他的立场的影响也是不对的。从二人实际情况来看，其政治立场一直站在平民一边，为下层人民说话为其一贯的传统。王安石的政治立场言之者众，兹不赘述。苏洵对于“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上之人常幸，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对于韩琦厚葬仁宗的奢侈行为十分不齿，乃至以华元不臣讥之，充分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
出身影响人的立场，人的基本立场又是其思想主张的决定因素。正是由于苏王二人都坚持平民立场，为社会中下层谋利益，因而其各方面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这一立场的基础之上的。一般来说，上层既得利益者往往会趋于保守，以维护其现有地位为原则，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下层往往对社会现实不满，趋向于变革，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及自身的地位，故多倾向于锐意进取，奋发有为。苏王二人恰恰明显表现出后一特征。
为了攻击王安石和变法运动，为了说明《辨奸论》为真，苏洵总是被后人刻意打扮成保守派的代言人，这与真实的苏洵相去甚远。苏洵对庆历新政十分支持，对领导新政的范仲淹、富弼、尹洙、欧阳修、余靖、蔡襄六人“慕望爱悦”，为新政之失败“仰天叹息”，这与王安石完全一致，充分表明其政治立场是趋向于改革而非保守的。
苏洵本来对曾参与庆历新政后又复为宰相的富弼寄予厚望，希望他定能奋发有为，以副仁宗“与天下更始”之望，期待他有所改作，“下令而异于他日”，而富弼却变成了一个因循保守的“老成”之人，“自为相，一无施为”，这使苏洵十分失望，上书直言其失，并为其出谋划策，欲助其成功，不料富弼不仅不为之改过，反以苏洵为轻躁，“亦不乐之”，因而使其志不得伸，“无成而归”。
对于苏洵的力主改革，力倡苏王矛盾说的曾枣庄先生也是承认的，并于《苏洵评传》中以专章述之。而曾先生却偏偏认为苏洵的政治主张“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很大不同”，以为“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经济上，王安石强调‘生财’，苏洵强调节流”，（1）军事上，苏洵主张“寓兵于民，兵民合一，以所谓新军来逐渐代替现有的军队。在这个问题上，苏洵与王安石也是有分歧的”。（2）今就这些问题逐一辨析。
曾先生认为，王安石将“天下久不安”的原因归结为“不知法度”，因而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可见王安石是主张法治的；苏洵在《议法》中称“政之失，非法之罪”，又于《上皇帝书》中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可见苏洵是主张人治的。将法治与人治完全分开，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王安石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亦引孟子之言曰“徒法不能自行”，以为人才不足，皇帝虽欲改易变更天下之势，其势必不能也，那么是否由此得出王安石也主张“人治”的结论呢？王安石还说过：“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王安石反对法治的结论呢？
苏洵是否反对法治，不主张变法呢？曾先生指出苏洵主张“应修改一些弊法”（3），看来也不是完全不主张变法的。曾先生还指出（4），苏洵力主“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霆”，强调以“尚威”、“强政”（《审势》），那么“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是不是主张法治呢？曾先生又指出（5），苏洵以为宋朝“常病于弱”的根本原因是赏罚不循于法，“赏数而加于无功”，“刑驰而兵不振”，赏及无功，刑不加罪，刑法松弛，法同虚设，这不是说苏洵同样强调法治，力主变法吗？
再为曾先生补充一个证据。苏洵在《审势》中对所谓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便是霸道的说法进行了有力地批驳，指出“用刑不必霸，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以用刑为王道，这样的话王安石都不敢公开讲，而苏洵却毫不顾忌。可见苏洵认为德治与刑治（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并无高下王霸之分，在当时天下之民“淫惰不事法度”的形势下，就应当强调法治，用刑就是王道。这不是主张法治是什么？
那么苏洵为何于《议法》中称“政之失，非法之罪”呢？苏洵的本意是说宋朝所袭用的唐之《刑统》“毫厘轻重，明辨别白”，法律条文十分清楚，本身并无太大问题，问题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使得法律只停留在条文上。法治并非只是制订法律条文，关键还在于如何推行。苏洵对于在用法方面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批评，指出当时有法令不一、民风奢靡、上下无制、胥吏侵民、官商为害五大弊端，因而有法等于无法，“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用法》），明明是执行法律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骫法以为奸”，将法治问题归结为吏治问题，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因为“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正是因为在执法方面存在漏洞，胥吏才有为奸的机会，而不是因为吏胥之奸，才导致执法不严，因而“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苏洵指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用法（执法），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他主张先解决法律本身的问题，再治理吏胥之奸，先治本，后治标，以法治促吏治，比起那些只看到吏胥骫法、只强调整饬吏治的“议者”高明多了。
苏洵固然在《上皇帝书》中说过“法不足以制天下”，但对此不能断章取义，其本意是说“徒法不足以制天下”，法律本身有局限性，除了法治，还应有德治，根本没有反对法治的意思。王安石也从来没说过单靠法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又何必“反驳苏洵的观点”？而且苏洵此言是有特指的，他反对的是宋室猜忌大臣、上下不接的弊法，认为“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而应当“济之以至诚”，具体来说这种弊法就是两府与两制不可相往来，害怕他们相互交通，朋比为奸。宋室对大臣不信任，惯用“异论相搅”，以法束缚之，不使其有所作为，这种弊法不仅不足以制天下，甚至足以乱天下，王安石变法的不能成功就与这种弊法有关，在这方面苏洵与王安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根本不能得出二人思想矛盾的结论。
苏王二人的政治主张不仅没有根本冲突，还有许多相同之处。二人都曾向仁宗上书，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颇有趣的，可以发现二人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苏洵的政治主张主要表现于《审势》、《衡论》和《上皇帝书》中。苏洵于《审势》中强调治天下者应先定所尚，即基本制度，古代圣人皆是如此，制度一立，所尚一定，则可“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三代传国久远，主要是由于“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而宋朝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未定，号令不一，因而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故先当尚威用刑，建立法度，使民不苟简，俗无怠惰。苏洵还在《上皇帝书》中指出，天下初定、民厌劳役之时，可以务为因循之政，与民休息，但不能长期如此，“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汉之元、成两代，不知此理，一味因循，以至于乱。其时天下已经“少惰”，必须“破其苟且之心，作其怠惰之气”，立法度，“变其俗”。
王安石受知神宗，皇帝问治国所先，安石答以择术为先，要神宗法尧舜，择术就是定所尚。王安石在仁宗时便力主变法，指出当时内忧社稷，外惧夷狄，财力日困，风俗日衰，必须法先王之道，变革天下之弊法。二人在必须变法方面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苏王二人的政治主张都是以人才为中心。苏洵于《衡论》中主张任贤相、用才将，“广士”而“养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通篇都是以人才为中心，主张对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以人才为政事之本，充分体现二人的见识，印证了英雄所见略同之说。
苏洵在如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论述不多，他重视有用之学，反对只是强调声律记问等无补之学，欧阳修于《荐表》中称其“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赞其著作“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以有用之学培养有用之人，强调古为今用，培育符合现实需要的人才，实为苏洵人才教育的要义。王安石在这方面的见解更加系统，更加富于创造性。他强调教之以道，兴办各级学校，严格选择教师，教学的主旨即“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朝廷的礼乐刑政都是学习的内容，凡是“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无不在于学，无用则不教也。看来强调有用，着重“宜于今”，是苏王二人共同的看法。
王安石主张对人才养之以道，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苏洵的主张与此相近。苏洵主张尊重人才，“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除了饶之以财、厚之以禄之外，更强调“接之以礼”，“重之以恩”。苏洵强调责任与权利、待遇的统一，先“接之以礼”，后“重之以责”，礼轻而责重，则彼必怨；礼重而责轻，则其必怠。王安石主张以财禄为待遇，以礼法为约束；苏洵则主张以礼禄为待遇，以责任为约束，表面上有所差别，其实质是相同的，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反对偏重一边。当时宋朝的现状是两失，一方面制禄太薄，接礼过轻，一方面权力太小，责任不明。这种状况苏王二人都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吏禄、清吏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如何取才方面，苏王二人有更多的共同点。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指出：“今之用人最无谓者，其所谓任子乎？”他坚决反对不经选拔，直接使用官僚子弟，主张彻底废除这一制度，因为任子是不学而得，不劳而获，得之既易，失之不惜，“以不学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这样的人一方面不学无能，缺乏官才，一方面又不劳而获，不惜官职，必然草菅人命。王安石亦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坚决反对“恩泽子弟”，指出武王数纣之罪，其一便是“官人以世”，因而“恩泽子弟”“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用语较苏洵更直切，更大胆。
苏洵主张广泛吸纳人才，唯才是举而“无择于势”，不论出身地位，即使盗贼、夷狄之贤者亦举而用之。他指出，当时布衣寒士、公卿子弟、武夫健卒、巫医方技等都有进取之阶，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其“贤与功者不获一施”而“老死于敲榜趋走”，不仅十分不公，而且使大批贤才无由进用，无益于治。他以汉之赵广汉、尹翁归、张敞、王尊为例，以为能为国立不世之功、“卓绝隽伟震耀四海”、“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相者”皆是胥吏中之贤者。胥吏“少而习法律，长而习诉讼”，都是熟知下情的专业人才，任其贤者为公卿，必不败事。汉时对胥吏很重视，故“士君子皆优为之”，吏士之间并无流品之别。而今胥吏地位低下，长官一怒则袒而苔之，根本不管他们有罪无罪，如此平民尚不肯为之，何况士大夫呢？
王安石对于胥吏问题也很关注，他在鄞县任上便举荐下层小吏，对于“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论议常耻及之”的状况表示不满，又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反对将胥吏置于“流外”的“流品之别”，还以孔子为例，说明古代虽为吏，亦不害为公卿。王安石后来主张改革吏治，以期“自此善士或肯为吏，善士肯为吏，则吏、士可复如古，合而为一。吏与士、兵与农合为一，此王政之先务也。”（6）王安石试图恢复古代吏士合一的制度，这一设想是否受到苏洵的启发不得而知，但二人观点相同是毫无疑问的。
宋代取士主要是靠科举制度，科场困顿的苏洵对于这一制度的弊端深有感触，以为此辈“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以其一日之长，而擅终身之富贵”，是很不合理的。他主张对此进行改革，对于高中进士前三名者也不能升迁太快，馆阁台省之类的清要之职，非举不入。同时他还主张恢复并改革武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于贡士之岁，由两制荐举，有司初试，最后由皇帝亲自策问，既试弓马，又考权略，务求有勇有谋，文武双全，且最后只录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责”，以示荣宠。
苏洵本人科场失意，颇有大骂酸葡萄之嫌。而少年高科、春风得意的王安石同样对科举制表示不满，以为诸科所试皆是章句声律记诵之类的无补之学，不肖者亦能由此“雕虫篆刻之学”而进至公卿，而有真才实学可以为公卿者，却“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此语能使苏洵为之感泣）。王安石后来改革科举，对此类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整治，还接纳苏洵的意见恢复武举，崇尚法律，却受到苏轼的冷嘲热讽，看来有其父未必有其子。
在任用人才方面，王安石主张使之以当，处之以久，任之以专。以人的专业特长任其职事，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任职必须相对持久，不能调动太快，否则不能熟知民情职事，贤者不见其功，不肖者不显其过。对人才还要信任有加，使之有任事之权，不可“一一以法束缚之”，捆住他们的手脚。任人才德高者在上，低者在下，不重资历出身。还要加强考绩，进贤退不肖。这些主张与苏洵完全一致。苏洵以为奉使有专才，需要“专对捷给勇敢”的“奇才辩士”，不能轮流均摊，其他方面的人才也是一样。苏洵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今者法令太密”，动辄得疚，因而贤俊之士不敢越雷池半步，只知道“奉法供职无过而已”，而不肯于绳墨之外有所建明。对于大臣应当“任之以权”，甚至“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对之信任，不能一味防范。苏洵还强调考绩，一方面“使朝臣议定职司考课之法”，一方面“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之司”，既要有专门的法律条例，又要有专门的执行机关，这一思想看来是十分先进的。
有趣的是，二人在书中都自称被讥为“迂阔”。苏洵谓“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不迂阔也”，王安石称“然臣之所讲，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二人又皆引汉武帝引用主父偃之策（苏洵强调此乃贾谊之余论）以定天下之事。二人虽同年上书，却不可能相互商量和参照，其中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只能以不谋而合解释。
二人的不谋而合并非巧合，共同的主张源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思想又源于共同的立场，他们如此之多的共同点就是因为都站在下层立场上，站在大多数人一边，事实上也是从国家和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
苏洵每每为贫民说话，为下层胥吏鸣不平，反对官商，反对兼并，其主旨都是提高社会下层的地位，尊重普通百姓的人权，从而实现社会公正，以公平带动效率，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富强。在这一方面，王安石和苏洵是一致的，王安石后来的改革就是将这些思想主张付诸实践。
说苏洵强调节流，而王安石强调“生财”，因而二人经济思想不同，这一看法也大有问题。王安石强调“生财”没错，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当时之人都没这份见识，但他同样强调节流。因为王安石强调开源，后世俗儒特别是邵伯温之流便一味诬蔑，甚至编造出他劝神宗“以天下自奉可也”之类的谎言，这类人根本不懂辩证法，以为一讲开源，就是反对节流，一说生财，就是启人主奢侈之心，就是主张纵欲。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一方面盛赞仁宗的“躬行俭约”，一方面又批评他只会独善其身，而不能以法令制度改变当时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的歪风恶俗，对于奢靡无节者不能有所放绌，以正天下之风。他甚至主张以严刑峻法革此歪风，移风易俗，怎么能说他不重视节流呢？历神宗一朝，朝廷何曾奢靡无度？从王安石的个人生活作风上也看不出任何他主张奢侈的迹象，相反，他却由于俭朴得厉害而被视为不近人情，被讥为奸慝。
苏洵同样力主节流，崇尚俭朴，这与其下层立场有关。经历过贫困的大多不主张奢侈，何况苏洵这样基本上都是在贫困中度过一生的人呢？苏洵冒着风险力斥韩琦之厚葬仁宗，还多次攻击富豪官僚们的奢靡无度。以苏洵的出身、立场及为人，他只会攻击奢侈，而根本不会嘲笑俭朴，让他充当反对王安石的马前卒，让他嘲笑王安石的节俭，实在是伪作《辨奸论》者的一大失误。
反对土地兼并、主张改革田制，这是苏洵与王安石共同的立场。苏洵原则上并不反对复井田，只是主张“依仿古制，渐而图之”，他在《田制》中还大谈复井田的好处，以为“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于税，又可以无怨。”他不主张复井田，只是因为这样做难度和代价太大，一时半时无法完成，何况富民肯定会强烈反对。但他又开出了限田的药方，以为如此“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王安石确实在《发廪》一诗中说过“愿见井地平”，其实是说希望抑制兼并，并不一定主张完全恢复井田制，王安石只是强调法先王之意，从未准备完全照搬古人的制度。王安石后来亦是强调使富民“不敢保过限之田”，与苏洵的主张完全一样，看不出二人的意见有何矛盾。
王安石以为“吏与士、兵与农合为一，此王政之先务也”，他后来推行保甲制，就是以寓兵于农、兵民合一为指导思想，说这方面苏洵同王安石有分歧，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韩琦在熙宁八年《答诏问北边事宜疏》中言道：
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纲纪法度率多因循苟简，非变之不可也。治国之本，当先有富强之术，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作礼乐，以文太平。”
这段话当然是说王安石，然又何尝不是在点苏洵。言法度纲纪“因循苟简”，“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又主张“寓兵于民”，这些不都是苏洵之意么？韩琦、富弼不用苏洵，与后来反对任用王安石，其根本原因是完全一致的，是因为他们这些“老成”之人、保守之士无法容忍苏王二人的变法改新主张，虽爱其才而不用，虽知其贤而不举，其有由矣。
在韩琦等人看来，苏洵与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是躁进致祸的败亡之道，谁是谁非暂且不论，双方立场的截然不同则是显而易见的。苏洵科场失意，不遇英主，才不得施，志不及伸，真正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王安石则得遇神宗，得以推行其政治主张，变法图治，建功立业。二人立场相近，时代相连，却又擦肩而过，并未发生直接的关系。苏洵于变法前夕含恨而逝，未能与王安石一起将其主张付诸实践，“惜乎其啬于命也”。然而不曾得君行道的苏洵却大受称赏，成就伟业的王安石反每遭唾骂，幸与不幸，孰可论之？
综上所述，苏洵与王安石的基本立场和政治主张是非常接近的，假造苏王思想冲突以说明《辩奸论》成立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注释：
（1）曾枣庄《苏洵评传》1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
（2）同上书98至99页。
（3）同上书38页。
（4）同上书32页。
（5）同上书31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2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