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远与《法华传记》的著作时代
释志远，《宋高僧传》有传，为天台宗五台山系的一个并不特别出名的高僧，然其故事又见于《广清凉传》和《法华传记》，其间详略细处有异，故有予以考查的必要。
唐人僧详所著《法华传记》卷三讲解感应第七之二江南释志远十可谓最早的记载：
释志远，俗姓宋氏，江南人也。早丧其父，孤养于母，承顺颜色，朝夕无违。天性聪利，颖悟法华。生年十八，启母出家。从师受业，事师之礼，服劳无替。业讲《法华经》，演天台圆顿，发愿云：“我所解不违佛意，将天地感动！”应时雨华动地，如雷如震。勤行精进二十有年，教教不废讲肆。临终之时，谓弟子曰：“二十五圣众来迎，往生净土。”
然而，这一记载至后世则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据《宋高僧传·唐五台山华严寺志远传》：
释志远，俗姓宋氏，家于汝南。其父早丧，孤侍孀亲，承颜之礼，匪遑晨夕。…远识度明敏，孤标卓然。年二十八，辞亲从师，归依荷泽宗风，…虽博赡两宗，情犹系滞。闻天台一枝，…清凉盛演，因命同辈追游五峰，…仅四十年，阐扬独步。洎会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腊四十八，忽绝食数朝，而说法罔惮。…虽学者如林，达其法者唯元堪，即扶风马氏之裔也。及武宗澄汰之际，禀师先旨，哀恸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阐释门，重葺旧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时经行俨若。
可以看出，赞宁的记载更加详细，这并不是说其中包含着有意编造的成分，因为《法华传记》记事一向简明，赞宁作僧传，当然务求详备，但在几个关键的细节，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出入的。一称志远为江南人，一说为汝南人，一字之异，千里之隔。一称年十八出家，一说年二十八辞亲，差了十年。一言精进二十有年，一道仅四十年，天下独步，相差二十年。一未明述其生卒，一则认定其卒于会昌四年（844），春秋七十七，僧腊四十八。
江南与汝南，未知孰是，二字形近而易混，从僧传所谓先归依荷泽宗风，后至五台来看，倒是地处河南的汝南更得其宜，是否因此而误将江南改作汝南，亦未可知。
究竟是年十八，还是二十八出家，本无关大局，然僧传的记载包含着自相矛盾之处，不得不指出。据僧传，志远二十八，辞亲从师，经营僧事，联绵六秋，自尔辞师寻礼，复经八年，后闻天台一枝，盛于五台，乃与同辈游迹五峰，栖遁林泉，解天台圆顿之法，仅四十年，便独步一时。志远卒于会昌四年（844），寿七十七，则应生于大历三年（768），若谓其二十八岁出家，六年后辞师，复经八年往五台，又四十年，名闻天下，则其寿数至少要在七十九岁以上，与所谓寿七十七不符。
按照僧传，志远在五台弘扬天台顿教四十年，天下注目，为一时之选，根据其寿数，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法华传记》记载的志远则可能只是一个享寿不永的僧人，大概只活了四五十岁，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可以发现，二书所记非惟详略有异，在行迹史事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这究竟是传说不同，还是人物有别，即实为两个志远呢？
僧传所记的汝南志远先归依荷泽一宗，后又游学四方，精南北二宗之旨，总之，他本为禅宗门徒，后来才至五台从学天台宗旨，而《法华传记》对此则无一提及，虽然此书记事惟简，但是对于传主传法及生活的主要地方还是都有说明，且多贯之以首，其言“江南释志远”，表明志远非但是江南人，而且可能其一生活动的主要地点也在江南，这就与汝南志远有相当大的差异了。
但若由此认定存在江南志远与汝南志远两个完全独立的人物，还嫌证据不足。作于宋嘉祐庚子（1060）的《广清凉传》卷下亦有志远之传：
释志远，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丧所天，孤养于母，承顺颜色，晨夕无违。母常读《法华经》，精通五卷。师因夙植善本，每念辞荣。年二十八，乃启母出家。事师之礼，服劳无替。躬执僧后（役），未尝违众。厥后辞师参学，负笈八年，南北两宗，大道渊旨。然于天台顿教，无所宗尚，可谓定慧双明，惠修兼备。后闻台山灵异，乃结侣同游，就华严寺右小院挂锡，演天台圆顿，仅四十年，众因目其院为天台焉。至会昌五年，忽绝粒数日，而讲理至务，未尝暂息。至二月十七日，告门人曰：“吾平生修进，靡欺心口，今获二种果报，卧安眠，觉而无痛恼。吾所著《法华疏》十卷，本迹二门，开近显远，《玄门》十卷，五义判释，《止观》十卷。其天台宗疏，务在宣阐，并使流通，勿令止绝！”言讫，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僧腊四十八。
这段记载显然主要是依照前述二书而成的，但也加入一些更为可靠的新材料，如云志远挂锡于五台山华严寺右小院，说圆顿法四十年，众号其院为天台院，较之僧传所述更为详实，又称志远卒于会昌五年（845），与僧传所载不同。
从这段记载来看，似乎两个志远实为一人，至少《广清凉传》的作者是这么认为的。其云志远“早丧所天，孤养于母，承顺颜色，晨夕靡倦”，这与《法华传记》“早丧其父，孤养于母，承顺颜色，朝夕无违”何其相似，而僧传所谓“其父早丧，孤侍孀亲，承颜之礼，匪遑晨夕”又何尝不是自《法华传记》化来！其云志远“事师之礼，服劳无替”亦与《法华传记》全同。因此，《宋高僧传》和《广清凉传》都曾参考了《法华传记》，似乎可以由此断定其传主实为一人，因为二者不仅法名俗姓皆同，且有同样的父亲早丧的身世，又同为天台宗人，这种巧合还是比较少见的。
至于前后记载的差异，也可解释为采集取舍不同，传说详略有别。僧传的记载最为详备，可见赞宁作传时进行了调查，其说基本上是可靠的，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关于志远的生卒，僧传称其卒于会昌四年（844），诸书多从其说，《广清凉传》则道其卒于会昌五年（845），不知是另有所本，还是传写有误。另外，志远临终所嘱门徒传扬之天台宗疏，可能指的是智者所著，《法华疏》十卷指的是《法华文句》十卷，《玄文》（《广清凉传》作《玄门》）十卷指的是《法华玄义》十卷，《止观》十卷指的是《摩诃止观》十卷，并非是指志远自著，《广清凉传》显然误解了僧传之义，将之误作志远之作。
既然志远卒于会昌四年（844），则其应生于大历三年（768），如此则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法华传记》的著作时代。
如果说志远卒于会昌四年（844），则《法华传记》显然应成书于此年之后，这与汤用彤先生的此书为唐慧详之作的看法是不合的（1）。
汤先生误将《法华传记》的作者僧详当作《弘赞法华传》及《古清凉传》的作者唐蓝谷沙门慧详，固然不妥，然将僧详视为武宗时代之人，还是有不少疑问。
《法华传记》的创作显然在《弘赞法华传》之后，慧详生卒年代不详，但他是与恒景同时代的人，主要活动于高宗、武后、中宗朝，最迟也不会晚于玄宗时期，显然比僧详要早至少一代。而僧详留下的资料更少，就连他的生活时代也难以确考，只能通过他著作中的人物时期来确定。
与《弘赞法华传》相比，《法华传记》明显提到了几位比较晚出的人物，其中可以确定年代的有天台宗玉泉派的恒景和天台宗第八祖左溪玄朗（673—754）。左溪之传对于确定此书的写作时代很有帮助，参照左溪弟子神迥所著的《天台法华疏序》（2），可知此传是根据神迥之作改编而成，其述左溪为北地郡人，与李华《故左溪大师碑》相应，而不为僧传所道，可见取材于当时，又言左溪居清泰寺，为“法门之眉寿，凉池之目足”，此话取自神迥之原文，其述左溪感前代疏文之失序，梦受智者嘱令，再加整理，这一故事也是出自神迥所述，而神迥序文作于天宝七载（748）戊子岁，此传又称新录，可知其作于天宝后期。
《法华传记》卷三讲解感应第七之二，以玄朗为第五，以志远为第十最后，则志远有可能晚于玄朗，然而若以志远为武宗时人，中间的跨度则显然太大了，因为如此则此书的写作直有将近百年之时（从天宝到会昌），即便作者享有惊人的高寿，也无法避免引起人们的疑问。
众所周知，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旨，是故历代祖师都与此经有不解之缘，各种法华感应传记也都以天台宗人为主，其作者也大多和天台宗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华严感应之作多属华严宗人所为一样。如《弘赞法华传》的作者慧详虽然未有明确的宗属，但他显然与属于天台宗终南山派的蓝谷慧超一系有关。《法华传记》的作者僧详亦然，虽然他未明宗族性氏，不知派属时代，但他对于天台宗先代的主要人物都作了记载，对于天台圆顿教法也颇为推崇，可见他本人亦和天台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如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僧详颇为关注天台宗人，其最后一个传主志远为武宗时代之人，那么为什么对于从玄朗到志远期间的其他天台大师不置一词，就连左溪的弟子也无一道及呢？
从此书的内容来看，其述玄朗以前的人物较多，对于传主的活动年代也记述较详，对于玄朗以后的人物则言者几希，且无明确的年代，以致很难确定此书成书的准确时间，其对窥基、玄朗以后人物多注以“新录”，由此则可断定大概从开元时期开始，僧详便已创作此书了。
僧详是一个博学多识、治学严谨的人，其作诸传，凡是能够注明出处的一概注明，依据自己的见闻所作者则注明“新录”，许多著作本已失传，赖此书存其名目，因此，此书的记载一般来说是可靠的，后世释圆智于日本庆长五年（1600）庚子岁作题记，谓其言有本据，“愈考愈质”（3），可不信然！因此，谓志远为武宗时人，一是时间上跨度过大，二是从此书中找不到明确的证据。
对于僧详的生卒无从确考，但从其著作中亦可略见端倪。据《法华传记》卷六“唐洛州虞林通十五”，贞观三年（629），虞林通发心，欲诵法华，终因俗务所累，未能如愿，遂因患致死，然以先有胜愿，其魂魄得救，二日后复苏，说此因缘，“祥亲所见闻也”。假定后来他又活了六十年，则至690年左右，再假定僧详闻其讲说时也是二十岁，则僧详应生于咸亨元年（670）左右，不可能太迟。这一假说并非孤证，卷七“隋鄜州宝室寺沙门净藏”之末有“既读其文虞林通贞观三年（629）时二十岁，后，予面见净藏，闻其始末而已”，表明作者曾面见生于隋末的净藏，即使净藏高寿，活到则天时代，僧详能见到他，生年也须在670年左右，再据卷七“隋扬州严敬子十二”，严敬生一盲儿，因末季战乱，不得已将之藏于室下后逃离，三年后复还，家室倾颓，而其子尚存，且目已复明，惊问其故，方知儿为人所授，于室下念法华，这一因缘“予亲所闻也”，严敬为隋时人，其子也生于隋唐之季，不管僧详是闻之于严敬还是其子，其生年都不可能太迟。
依此，江南志远卒于会昌年间之说难以置信，因为那样僧详的寿命就须有一百七八十岁，即便僧人多寿，恐怕也无力再事著述，而且从玄朗到志远一百多年的记述的空白未免太长了。
因此，将《法华传记》中的志远与《宋高僧传》及《广清凉传》中的志远视为一人，就会在解释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更有可能的是，出现了前后两个法名相同的人物，至于说二人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有两种解释，一是出现了“惊人的相似”的历史，二是《宋高僧传》和《广清凉传》的作者误认为二者是一人，将过去的江南志远的某些事迹安到了后来的汝南志远的身上，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
江南志远年代不详，其出生及活动的主要地点都在江南，未闻其到过五台，更别说在五台演教四十年了，僧详记述了不少五台高僧，如果志远果真在五台住锡很久，他不会不加说明的。江南志远寿命不长，十八岁出家，勤行精进二十余年，享寿最多不过四五十岁，不如汝南志远享寿之永。江南志远唯业法华经，演天台圆顿，未闻曾为禅宗门徒，不如汝南志远经历之广，变化之大。江南志远临终有二十五圣众来迎，往生净土之谓，汝南志远则有得卧觉皆安两种果报，临终有传持天台法教之嘱。
《宋高僧传》述汝南志远史事甚悉，或是得自碑传，不可轻易否定，其记载又多为《广清凉传》所采纳，《广清凉传》亦非只是取自僧传，而主要是根据台岳寺记编写的，这也表明《宋高僧传》之说基本上是可靠的。
据《宋高僧传》，志远二十八岁亦即贞元十一年（795）时始学荷泽宗风，他所跟随的可能是神会的直传弟子，其时距神会去世不过三十余年，汝南地近南阳、洛阳，神会的弟子肯定为数不少。六年之后他辞师寻礼，复经八年，于南北两宗无不博识，然而不知何故，他又对天台宗产生了兴趣，与同辈远赴五台。
志远至五台时为四十余岁，大概在元和三年（808）左右。他在华严寺挂锡，学习天台教法，他可能受到法照一系的影响，因为台山圆教自法照始得弘扬，法照本人也长期住锡华严寺。
志远虽然受到法照一系的影响，但他并未成为净土宗人，而是以修习四种三昧，传持天台教法为主，这表明当时在五台传持圆顿教者不光是法照一系。对于汝南志远的情况，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多处记载，足以补僧传及《广清凉传》之失。
《行记》卷二载圆仁开成四年（839）七月始于文登赤山院“闻有天台宗和尚法号志远，文鉴座主兼天台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台山修法华三昧，传天台教迹北台，在宋谷兰若先修法华三昧得道”，这是志远“天下独步”、名传四方之一证。其后圆仁寻礼五台，亲见志远，故其记载是十分可靠的。
圆仁言“大华严寺十二院僧，皆以远座主为其首座”，寺中多为其门下，这表明志远当时在五台佛教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说明天台教派成了五台最大的寺院大华严寺的主要派系。
志远既为天台玄素之弟子，又自言曾于贞元二十年（804）见最澄三藏到天台求法，表明他曾经至天台山受学，并非如僧传所言只是从五台习得天台教法。玄素之名不见于传记，但他既然是志远贞元年间从学之人，当与最澄所从学的道邃、行满为同辈，为荆溪湛然之弟子。文鉴为大华严寺般若院主，圆仁言其久住五台山，亦是天台宗，则他来五台的时间可能在志远之前，年德辈份亦高于志远，志远以师礼待之，故有其为志远之师之说。
在志远弘传天台教法的时期，同样属于天台宗的法照一派也在五台传教，但法照一派改以传持念佛三昧为主，
因此作为法照后辈的汝南志远与江南志远在时间上相差很远。江南志远亦未必是《法华传记》的最晚的传主，因为其前第九相州道昂事迹见于《净土往生传》、《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等书中，为贞观七年（633）卒人，江南志远传后亦未有“新录”二字，无法确定其必定晚于玄朗等人，因为自窥基（第四）以下至第八，皆称“新录”，唯第九道昂、第十志远未有明述，足证其书未必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列，志远的时代也许较玄朗等人更早。
总之，汝南志远与江南志远事迹有似，时代迥异，似是而非，未可为一。因此也不能根据汝南志远的事迹来确定《法华传记》的著作时代。
《法华传记》明确提到的最晚时间是卷八书写救苦第十之二之“唐梓州姚待七”所载的“开元四年（716）”，而其中的玄朗传又表明其作于天宝年间，在此之后的史事时间一无所道，这充分表明此书可能最终完成于天宝末期，安史之乱以前。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据前所述，此时作者僧详已至古稀高龄，即便在世亦难以从事著述了。
注释：
（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9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见神迥《天台法华疏序》，大正藏49册100页。
（3）见《法华传记》附录，大正藏51册97页。
载于《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研究》，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