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之教与治世之道——试论儒佛两家的根本分际
儒、释、道三家并称三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虽然佛教是外来的，两汉之际始传中土，但经过长期的融合与消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三教并立不仅是汉魏以来的历代国策，也是一种实在的文化现象。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光讲儒道互补，儒道主从，儒释的对立与互补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生存，并且长期繁荣发展，以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实是不易。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中国文化有相互吻合的一面，特别是与道家思想，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论及，但另一方面，它也必有与此前的中国传统思想如儒道两家有不同的一面，不然也不会有被消化吸收的必要，这一点往往为学者所忽视。虽然党同伐异是人的本性，但人性同样有喜新厌旧的一面，如果一种外来学说与本土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就不存在相互容纳的可能，不可能得以植根，反之，如果它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也同样难以引起人的兴趣。初传时的佛教一方面披着黄老的外衣，一方面散发着空灵的气息，就象一阵清新的西风一样吹遍了东土，很快就顺利地扎下根来，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也尽可能地避免与儒道两家的冲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教义，但是随着它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其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鲜明的个性的文化内核便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它的主张平等自由、强调出世独立的思想与儒家的突出社会伦理、讲究在世治世的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佛家强调出世，儒家强调入世，这已经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但对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内涵则似乎较少发见，儒家也说”有道则居，无道则隐”，并不一味强调入世，佛教也谈在世而离世，不光入世，甚至还要下地狱救度众生，亦未单说出世。因此只是从现象上来看问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本质。
分判一种教说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关键要看它对社会世间和人性的根本态度观点，如果说它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就说明其为出世之教，如果是肯定的，就说明其为入世之道。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世间不净、人性有贪嗔痴三毒，当然是出世之教，而儒家对世间生活和人性是基本肯定的，只能是入世之道。
一般来说，以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的宗教都有强烈的出世色彩，佛教更是将此推至极致，它对人生世间甚至人性本身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原始佛教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释迦牟尼最初说法，即宣示了苦、集、灭、道四圣谛，其中又以苦谛为根本。人生是苦是全部佛教的出发点，也是佛教对人生的一种根本态度。人生是苦，不是说人生之中有痛苦，而是说苦是人生的根本体验和感受，有受皆苦，在现实生活之中，根本没有快乐可言。
佛教的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它的出世倾向，而在儒家那里，我们却看不到这种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极端消极的人生观的影子。虽然儒家也承认人生之中有痛苦，但这种痛苦只是与快乐相对应的痛苦，是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并非人的全部生活感受。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可乐的地方太多了，天下太平可乐，家庭和睦可乐，衣食足用可乐，身体康健可乐等等。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儒家的圣贤同样能够感受到常人无法感觉到的精神的快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孔子被围于匡，绝粮三月，犹自弦歌不绝，其乐融融。所谓”孔颜乐处”，已经成为儒者所向往和参究的一种最高境界。
有人提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对人生价值的肯定，这种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使人们的双脚牢固地站立在大地上，减弱了对星空的仰望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多了一分满足与平和，少了一份反思和忏悔。
佛教不仅否定人生价值，也对人生世界和现实社会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出离轮回的佛国净土很难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佛教众生平等、自由自在的理想也根本无法在人间得以实现，因而只能通过离世出世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追求，对现实社会只能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佛教的这一立场对它的发展是不利的，也往往成为其他教派攻击的口实。东晋慧远倡导沙门不敬王者，坚决维护佛教徒的社会地位，使佛教僧人在至高无上的王权面前同样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但也为此遭到了以王权至上为原则的儒者的批评。禅宗秉承不结交国王大臣的宗旨，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屡受打击，后来不得不有所改变，法如神秀的亲近帝王也是迫不得已的。
儒家则与此相反，对现实社会基本上采取的是肯定的态度，因为它本来产生于专制主义的土壤之中，不论它是否原意承认，它确实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工具，尽管它要求的是清明的政治，是王道治世。上下等级式的君臣父子制度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它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希望君圣、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双方各安其位、各尽其职而已。正是由于儒家具有这一特点，它才会成为历代统治者宣扬推崇的对象，成为匡赞王化的圣教，被立为传统思想的主导。当然儒家也不乏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评，但这种批评都是小骂大帮忙，是”善意的”，只是想改良，并不愿意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不想革命。
对现实社会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决定了儒佛两家不同的精神趋向，而这种政治态度同人生观一样，又取决于各自的根本思想特别是对人性的理解。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现实社会无可留恋，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与生具来的弱点和本性。佛教将人生之苦具体分为八种，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八苦。其中前四种是自然的痛苦，难以避免，次三种是社会现象，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苦的总的原因和概括则是求不得，欲求长生不老不得，欲求身体健康不得，欲求不遇怨敌不得，欲求爱侣不分不得，这些都是痛苦，有求不得，有愿不遂，当然会使人痛苦。而求不得的原因又在于五取蕴。所谓五取蕴，是指色、受、想、行、识，其中色为物质性的存在，受为感受，想为思想，行为意志，识为意识，为前三种的统称，后四种属于精神性的东西。五蕴聚集构成人身，因此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五蕴与贪取联结在一起，所以叫做五取蕴，五蕴与取的联结产生种种贪欲，贪欲才是苦的真正原因。
五蕴幻身是人类苦难的源泉，人性本身的弱点造成了人的痛苦。因此人并不是什么完美的生命，而是充满了污垢和邪欲的有情众生之一。佛教一方面强调人身不净，一方面指出人性有贪嗔痴三毒，对世俗的人进行了彻底否定。
三毒是对人性弱点的概括，所谓贪，是指人的贪欲，尤其是人的身体的各种欲求，嗔指嗔怒，指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及情感，痴指愚痴，指人的不发达的智慧。佛教认为人的身体是贪欲的渊薮，人的情绪是不稳定的，是好怒不善的，人的智慧是低下的，总之，对人性是彻底否定的。
佛教贬低人性、指出人的种种弱点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其目的是让人们认清自身的缺点，了知人身的无可爱乐，从而消除人对色身的贪欲，破除人的我慢自大，使人不再对现实世界产生留恋，厌弃世俗生活，出家修道。因此佛教并非有意使人丧失信心，而是为了达到诱使众生出离世间的目的。
与此相反，儒家则对人性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众所周知，性善论是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尽管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他认为可以”化性起伪”，通过后天的教化改变人性，这就是礼乐文明。荀子意在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并非有意贬低人性和人的价值。
孔子对于人性的善恶未曾明言，只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但从他的整体思想来看，对于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他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尽管他也认为人有种种弱点，但这种弱点在他看来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他特别强调后天的教化的力量，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除了绝顶聪明的圣人上智和先天痴呆者之外，人的聪明程度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教育，与此同理，人的道德修养也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条件，取决于人的主观选择。
孔子一向主张高扬人性和人格的力量，对人的价值和意义毫不怀疑。他认为君子有智、仁、勇三德，”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虽然这是君子才能具备的优秀品格，但君子同样是人，其品格也代表了人的优秀品格。将儒家的三德与佛教的三毒相比较，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二者对人和人性的不同态度。
三德与三毒都是对人的身、心、意的观照和看法。儒家认为，人的身体强健有力，可以产生勇敢的品格，使人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人心充满仁爱，以仁待人，故心无忧戚；人的智慧足可以认识人事物理，格物致知，并且知道如何行事，不背天理，不违人情。儒家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故发见的是人的美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而佛教则主要从负面来看待人，发现的只是人的丑恶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因此对同样的事物观察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正是由于认识到人性的丑恶，佛教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之经过脱胎换骨，超凡入圣。佛教以戒定慧三学来对治贪嗔痴三毒，戒其贪欲，定其乱心，除其愚痴，从而使人身心清静，生大智慧。佛教对人性主要是进行限制和破除，因为人性本恶，无可保留，因而其所达到的目标也是超越人类，成为出离轮回、不住三界的诸佛菩萨。对人可谓贬之也深，期之也高。
儒家则由于认识到人的可贵和人性的美好，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对之进行发扬和提升，使之更进一步，成贤成圣。儒家注重对人性和人格的发掘与培养，主张对人的先天的善性要保持勿失，同时要通过后天的教化和培植使之显现出来，并且发扬光大，成为现实的美德。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贤人，其目标不是将人培养成非人，成为神仙，而是充分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善人、完人。儒家的圣贤与现实社会并不矛盾，而是维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
佛教以佛性取代人性，以佛国净土取代人间世界，以自在自由、平等无二的个人独尊取代相互联系、相互牵制的现实社会，体现了彻底的出世精神。儒家则高扬人性，立足现实，注重社会伦理，积极主张人人参与，使现有的社会变得更加合理，体现了强烈的入世精神。尽管儒家也讲隐居，但这只是身居危邦乱世之时不得已的明哲保身之道，并非终极目标。虽然佛教也讲入世，然其入世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达到出世的终极目标。因此儒佛两家的分际还是很分明的，正因为一出一入，才有了对立互补，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发达。
对于儒佛两家的分际，历代统治者都是十分清楚的。即便是最崇奉佛教的帝王，也不会将佛教规制作为治国经世的模式，而是仍然推行儒家的典章礼制。这也决定了两家完全不同的政治命运。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儒家的政治命运一向亨通。因为统治者认识到了儒家的政治价值，不管个人是否喜欢它，但作为治世之道，儒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尽管统治者个人的爱好不同，他们也不甘心于做一个儒家要求的圣王、明君，因为那样做太累，太苦，而是想长生不老，永享富贵，因此或求仙术，或慕空门，但是作为一国之主，作为各种权力集于一身的绝对专制者，他们又不能不面对与权力和尊荣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得不为大大小小的政务而烦恼，这时候他们又不得不运用儒家的宪章典制来治理国家，因为儒家的治术一方面保证了帝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也包含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和权谋。而且尽管帝王对于成佛成仙有兴趣，但要他们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放弃眼前的现实享受，他们是不大情愿的，他们只想获得，不愿付出，因此自古帝王慕道者多，得道者无。在遥不可及的仙佛之乐和现实的至尊之荣之间，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最终选择了后者，因此也就选择了儒家。以孔子的不断被加封为标志，儒家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越来越高，其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此相反，尽管佛教也一度在梁朝成为国教，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维持了作为三教之一的地位，但统治者对其大多是利用，真正崇信者少。武则天以崇佛著名，她对神秀尊崇至极，许其肩舆进殿，亲加礼拜，还将释氏列于道教之前，但是在神秀不贯宫室，屡请还山之时，她却不予恩准，不仅她如此，她的儿子中宗也是不许，这表面上是表示对神秀和佛教的尊礼，事实上是怕他在外边不好控制，有碍治化，神秀门徒成千上万，那么多人聚集山林，总是一件让统治者担心的事，将其迎入宫中，使其力量分散，群龙无首，就好控制了。至于武则天的抬佛贬道，只不过是为了打击唐朝李氏的气焰而已，并非真是由于崇信佛教。信佛者尚如此，就不必说那些不喜欢佛教的人了。佛教自北魏以来，蒙受四次法难，至于其间所受排斥打击，更是不计其数，不能不表明它在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地位之低。
对于儒释两家的分际，两家学者更是心明如镜。这一方面往往成为儒士攻击佛教的最重要的借口，他们借助儒学在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指出佛教非圣毁法，残裂身体，与正统的观念和传统的意识不合，属于夷狄之教、化外之学，应当加以禁止。同时指出佛教主张平等，不敬王者，割舍至亲，有违孝道，对于封建礼教不利。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让人出家，提倡布施，一方面使人口减少，一方面财产流入寺院，有害国家财政，对于统治者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危害。
这些指责都击中了佛教的要害，而佛教徒的还击则很软弱，主要是退让和回避。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与儒家和道教对抗时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只是解释和妥协，很少回击，因为它主要是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希望能在中国植根固本，得以存在下去，不愿与根深蒂固的儒道两家为敌。佛教一方面宣扬一切平等，淡化夷夏之别，一方面又尽量在教义和形式上把自己中国化，以改变”外来户”的形象。同时在戒规和教义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以缓解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矛盾，譬如编造了一些报父母之恩的经典和传说，以与儒家的孝道调和，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发扬孝道，在父母年老时，专门抽出时间回家养亲尽孝，如五祖弘忍便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为了改变佛教徒不劳而获的印象，不惜一改印度旧规，坚持农禅并作，自食其力。
为了减少与儒家治世之道的矛盾，中国佛教逐步淡化了自己出世之教的色彩。禅宗强调在世而离世，主张世间即涅 ，涅 即世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反对宴坐山林，离世独修。净土宗更是以称名念佛这一简易的法门风弥内外，道俗共行，改变了佛道难修、儒术易行的印象，为佛教在民间的普及奠定了基础。逮至近世，佛教更成了民主革命的理论工具，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无不假借佛教的平等自由、不怕牺牲等精神为变革现实服务，这使佛教的现实色彩更加浓厚。直至今日，佛教界以创立”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使得佛教随顺世间的意味与日俱增。
佛教在与儒家妥协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对儒家的批评。佛教认为，儒家所谓的圣贤最多不过是人天小果而已，无可称道。对于佛教的批评，儒家则是一方面回击，一方面悄悄地加以弥补。宋明以降，儒者对于儒家思想缺乏形而上的思索，拘拘于伦理说教之一隅的毛病有所反省，故出入释老，兼纳诸家，以求建立儒家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与释老抗衡。同时试图将孔子神圣化，杂取释老的形式，建立一个所谓的儒教，以增加儒学的出世色彩，提高其吸引力。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时下流行的新儒家仍在做这种努力，不仅要将儒家与释老抗衡，还要使之吸收西方精神，在世界精神园地中独树一枝，笑傲群芳。这也体现了出世与入世从相反、相对到相辅相融的发展过程。
然而，尽管儒释两家有相辅相容的一面和趋向，其根本特质还是不可改变的。正如儒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孔子缺乏神性的一面，使创立儒教的努力总是归于流产一样，佛教无论怎样世俗化都无法改变自己作为出世之教的性质，避免不了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不过，正是由于各自的特质不变，才有了两家生存的意义，在建设新文化、繁荣民族精神的今天，双方各自独特的价值都会在融合和冲突中显现出来，共同成为继往开来的有生力量。
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