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文集
清康熙遂初堂原刻初印本，竹纸2册
学术界很多人往往以为藏书不过是有钱有闲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实不然。除了金钱和时间之外，还要有机缘和学识。而在机缘和学识二者之中，学识要更为重要。因为若没有相应的学识，哪怕是天赐良缘，多半也会视而不见。我就因学识浅陋，差一点儿使这部《亭林文集》湮没不显。
我能够得到这部《亭林文集》，应该说书缘不浅。还是在1992年初居日下，刚刚涉足京都书肆的时候，一次偶然在海淀中国书店遇到一部《亭林遗书》，乃康熙遂初堂原刻。当时书价尚且不甚昂贵，因为一向仰慕亭林先生之品格、学术，而且《遗书》中的《昌平山水记》对于我研究历史地理还有直接的用处，于是便贸贸然将其收入寒舍。说买这书贸然，是因为买古书和买新书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初入古旧书店的新手，大概都会感受到一种如同笨拙的男人在服装店中相似的窘迫。书店卖书的店员和周围买书的老读者，会在无意中向你投来一种穿透着审度力的目光，使你仿佛芒刺在背，逾加惶惶然无所措手，这样自然很难买到好书。而我当时正是处在这种完全不知深浅的情形下，买下这部《亭林遗书》，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盲目，同时也非常侥幸。康熙原刻《亭林遗书》是硬劲的写刻本，在当时也算比较热门，懂行的藏书家之所以弃而不取，可能是嫌它品相稍差，更重要的是还缺少首种《左传杜解补正》，按照藏书家的标准严格说来，算是“残书”。我买书时自然没有这样高的要求，但却想以缺这一种书为借口与书店讨讨价。卖书的徐元勋老师傅告诉这书本来不缺，想必是在店中拉乱，以后还会找到，嫌缺可以慢慢等配齐后再买。讨价虽然未成，买下书后一年左右则果然在这家店中又得到了缺失的《左传杜解补正》。
这部《亭林遗书》原本就是补配而成，其中《亭林文集》刷印最早，《亭林诗集》次之，其他诸种则为稍晚时候同时刷印。丛书补配，本不足怪，然而此《亭林遗书》补配而成，却另有特殊原因。盖乾隆年间禁毁“违碍”诸书，《亭林遗书》名列《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亭林诗集》、《亭林文集》均因“有偏谬词句”，被定作“应行销毁”，其他诸种除《昌平山水记》“亦有乖谬处，应行抽毁”外，则因“均系辨正经史之书，有裨考证，查无干碍”，得以“毋庸销毁”。这样一来，《亭林诗集》和《亭林文集》便大多被从丛书中抽出毁掉，待至文网松弛之后，只能另行搜求劫余幸存之诗、文集来配成全书。所以即使是补配而成的原刻《亭林遗书》，全帙也并不多见，一些图书馆著录的原刻本，往往并不确实，如《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康熙原刻本，经我核实却是光绪朱记荣重刻本。
由于书是一时随意买下，所以我自己也并未在意，更不知道书中有什么特别的妙处。直至一年多以后，一次业师黄永年先生来寒舍看书，方才指教我《遗书》中的《亭林文集》乃最初印本，内容与后印本不同，实属极为罕见。
此初印《亭林文集》与后印本的不同，是卷六收有《读隋书》一篇。这篇本来是顾炎武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历代国用”条抄出备览的读书笔记，顾氏门人潘耒刊刻《亭林文集》误作亭林著述，收入书中，但初印无几即发现这一错误，很快做了抽换，所以后来的印本此处换成了《顾与治诗序》和《方月斯诗草序》两篇。初印《亭林文集》的珍贵之处，一是稀见，二是可以藉此考察《亭林文集》的编纂过程。
其稀见程度，首先可徵之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顾宁人》条特地记述此事云：
顾宁人文集，初印本有《读隋书》一篇，本马贵与之说，载在《文献通考》，宁人手抄之，意欲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认作顾作，乃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今本无此篇，以它文易之，则次耕已觉其谬矣。
钱大昕乃乾隆间人，其云“今本无此篇”，说明《亭林文集》初印本在乾隆年间即已难得一见。
至民国年间，因已无需规避清人禁忌，一些劫余幸存的所谓“禁书”纷纷再现，前清时难得一见的许多秘籍，此时已不再珍秘，如名列清代禁书榜首的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之崇祯原刻本即是如此。然而此《亭林文集》原刻初印本却依然极为罕见，王国维虽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知有此初印本与通行后印本不同，但他却始终未能一睹初印之本。王氏旧藏《亭林文集》今存北京图书馆，是抽换过的原刻后印本，在卷六《顾与治诗序》、《方月斯诗草序》处书眉上有王氏批语云：
今案此本唯此页与次页补刊，《读隋书》一篇本当在此，而无《顾与治诗序》、《方月斯诗序》二篇。盖《读隋书》一篇五百五十余字，连题目为二十九行，今此篇亦共得二十九行，始知稼堂先生后改刊二页，以此易彼也。
由于刷印无几即做了抽换，补刊的字迹与原刻差别甚微，一般人很难辨别。王国维在版本学上亦不愧为一代宗师，在未能见到原刻本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新抽换上的两篇诗序除字体与原本微有差别之外，校对还非常草率。《亭林文集》原本校刻精审，终篇罕有错讹，而这两篇诗序短短550余字中竟有8处明显的错字，显然是匆促行事所致。
王国维在1927年去世。1940年春，辅仁大学叶德禄教授在北平琉璃厂书肆买到一部抄配的初印残本，亦视为罕见秘籍，并特地在《辅仁学志》第十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跋》一文，加以介绍说：
庚辰春，余得原刻初印本于故都厂肆，惜序目与一、二卷为旧抄配，无由知其刻板年月。所据系抽改本，故目有方、顾二诗序，而书卷六则《读隋书》篇独存，盖原刻初印者。
因极罕见，虽残亦可珍也。
当时古刻旧籍尚且充斥书肆，叶氏得此清刻残本即喜不自禁，足见其确是难得一遇。只是无抄配之原刻本文集并没有注明刊刻年月，甚至整个丛书也没有刻书序跋，内封面上亦仅镌“顾宁人先生著亭林集”，同样没有刻书时间，所以现在仍然无法知道《亭林文集》乃至整个《亭林遗书》的确切刻版年月。
关于顾炎武诗文集的编纂过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记述说，顾炎武去世之后，其“高弟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行之，又别辑亭林诗文集十卷”（案《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诗集》五卷，合之计十一卷），乃谓亭林诗文集系由潘耒编纂。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收有亭林诗文集，在说明选用版本情况的《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中亦云“亭林诗文集皆先生身后吴江潘次耕编刻”。顾氏诗文集俱由潘耒刊行是实，但编纂却并非全出于潘耒之手。
北京图书馆藏王国维旧藏《亭林文集》有王氏批语云：
先生文集、诗集皆手自编定，文集与诗集本各五卷，此第六卷则次耕先生所增辑，故与全集体例不符，其编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谢山谓诗、文集皆次耕编辑者，误也。
此事至微，唯明眼人辨之。
又云：
先生于康熙己未十八年作《春雨》诗曰：“平生好修辞，著集逾十卷。”此诗文集十卷为手编之证。其文逾十卷者，亦约言之耳。
王氏此说，自是精当不易之论，亦非王氏无以明之，以此带有《读隋书》之原刻初印本，愈可证其文集之第六卷是出自潘耒增补。
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之稀见难得，从《四部丛刊》所用《亭林文集》的底本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是以选用底本审辨精善见称于学林，非如中华书局之《四部备要》，乃随意胡乱杂凑成书，又多妄自题作本来并不是它所采用的版本，用以欺世牟利。观当日《印行四部丛刊启》，知其发起者中已萃集一时版本学俊彦，如董康、罗振玉、叶德辉、徐乃昌、傅增湘、叶景葵、孙毓修以及主持人张元济等等，在版本选择上自然能精益求精。《四部丛刊例言》云：“板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录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为贯彻这一宗旨，在几次印刷过程中，依然不断“遍访众本，再三校订”，访得更好的版本，即随时抽换，以使之“期于至善”（见《缩本四部丛刊初编序例》）。然而尽管如此，《四部丛刊》中所收《亭林文集》却是一部很晚的后印本。其中如卷二《抄书自序》及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与彦和甥书》等处万历之“历”字已避乾隆讳挖改；又同卷《音学五书序》并卷四《答李子德书》周顒及卷五僧继顒之“顒”俱改作“○”。“顒”字乃清嘉庆帝顒琰名讳，而书中道光帝旻宁之“宁”字尚未回避。由此可知《四部丛刊》所用底本的刷印时间已迟至嘉庆年间，说明乾隆禁毁以前的印本俱不易得，更不用说这种最初印本了。由于刷印甚晚，版片已多有缺损，不得不加以修补。修补后的版片一是字迹粗率，使原版洒脱飘逸的美感失色不少；同时由于草率从事，还造成许多错误。如卷五《富平李君墓志铭》“待人以严”讹作“侍人以严”；卷六《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虽多抱残守缺之人”，讹作“维多抱残守缺之人”，等等。还有一些缺损的文字，修版时应补而未补。如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二》“夫言岂一端而已”较初印本脱“夫”字；同卷《答曾庭闻书》篇末“努力加餐”，较初印本缺“餐”字。此外这一后印本为回避孔子名讳，还改卷三《与人书一》和《与人书十四》中的“丘”字为“□”或“某”字。可见《四部丛刊》所用后印本与初印本已颇有出入，不宜再视作原刻，作为整理《亭林文集》的底本。
从藏书角度看，看重带有《读隋书》的初印本，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版本学价值。业师黄永年先生和贾二强学长编纂《清代版本图录》，即特地用寒舍所藏《亭林文集》，摄取《读隋书》一页，以供研究版本学的人参阅。可是若从编纂顾炎武文集的角度来看，就理应把这一篇并不属于他的文章剔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中华书局出版的《顾亭林诗文集》（1959年8月版,近有重印本），文集所用底本为康熙原刻后印本（或即《四部丛刊》本，挖改处均与《四部丛刊》本相同），本来已抽换掉《读隋书》一篇，编纂者却又依据光绪董金鉴刻本，当作佚文，特地补入此篇。编纂者显然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马端临的手笔，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画蛇添足的傻事；今人若是依此来研究顾炎武的学术和思想，自然难免会失之千里。由此看来，版本学并不完全是无关宏旨的“小道”，学者最好还是尽可能多了解一些版本学常识。
1999年9月5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