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正史与《世说新语》：士族文人政治心态对比论

南开大学　宁稼雨

　　世家大族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必然导致其政治欲望的增强。但世家大族步入政坛的情况并不像从前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所谓门阀政治。实际情况是，从曹魏时期开始，世家大族便开始在政治上寻求利益和地位。
但到西晋为止，士族并不具有与皇权分权的能量。只是在在八王之乱，西晋灭亡之后，世家大族才坐收渔利，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核心，形成与皇权分权的局面。这就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谓东晋门阀政治
。本文打算强调的是，士族从角逐政坛的时候开始，无论是处于觊觎政权的企望争夺时期，还是在占据权力核心的门阀政治时期，均对政治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然而却又融为一体的态度，一方面是拼命地接近政治权力核心，另一方面却又极力作出淡漠和疏离政治的架式。令人容易产生误解的是，士族对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不同的史籍中得到了不同的记载和反映。有的偏重其热衷政治者，有的则偏重疏离政治者。其中既有多寡之别，也有好恶之分。于是人们容易把自己看到的有限的记载士族政治态度的文献视为全面情况。这就需要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加以对比，在对比中看到士族政治态度的全面情况；并充分注意到不同的记载取向对于士族乃至整个文人人格构建的作用和意义所在。
作为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世说新语》对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行为作了多方面的反映。但有一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如果把《世说新语》、《晋书》和《资治通鉴》及其它魏晋历史的史书中的有关部分放在一起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世说新语》之前或者同时，已经出现大量记载魏晋历史的各种史书
，但《世说新语》的编者很少从中选取有关魏晋士族在政坛上角逐争战的事件，而是将对于这些角逐争战表示厌倦和疏离的精神取向作为自己编书的主要取向；而《晋书》的作者则双管齐下，既把那些军政大事作为主要线索，同时又大量吸收了《世说新语》中的遗闻故事；相反，那些接近史实的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吸收，使《资治通鉴》成为史家可以信赖的信史。这大概可以作为汤因比那句名言的一个注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都印上了他本人及其时代的痕迹。那么，后人对他们著作的研究，就需要在他们著作本身与其所要反映历史的落差中去正确地认识那个历史和作者本人。就《世说新语》而言，就是要弄清从正史角度看，魏晋士族政治心态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政治心态又是什么？二者之间有何差异？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何意义？这些问题连同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深入认识，庶几会对《世说新语》及其所反映的魏晋文化有较为深层和立体的了解。

神女与寡妇——对魏晋文学中两类女性形象的文化审视

华中师范大学 李建中

　　魏晋文学中，以“神女”和“寡妇”名篇的赋有近二十篇。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魏晋诗人来说，美艳而欢愉的神女与孤寂而摧伤的寡妇，分别寄寓着他们热烈的追慕与冷静的怜悯。神女之“艳”与寡妇之“怨”是魏晋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定位，因艳而生思慕与因怨而生怜悯则是魏晋诗人对这两类女性形象的体认。“神女”、“寡妇”这两类女性形象，并未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正在觉醒的女性意识，是滞后于那个时代的。征之以文献，可以见出魏晋时期无论是美艳的少女还是新寡的嫠妇，并非全是恪守礼教而甘作男性或艳羡或哀怜的对象，而常常能够大胆、主动地追求自由和爱情。魏晋时期的女性形象为何有这种“现实”与“文学”的反差？答案是：当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意识已经随着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魏晋文学的“神女”和“寡妇”却一如既往地唱着昨天的歌，并千年不变地承传着古旧的文化心态。魏晋的“寡妇”还是《唐风·葛生》中的寡妇，北方的哀怨，礼教自律下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魏晋的“神女”还是宋玉为楚王所赋之神女，南方的艳乐，顾女师而自持，艳而不放、乐而不淫。而这种由男权文化所预设的“女性意识”，借助着“美艳”（神女、美女、采桑女等）与“哀怨”（寡妇、出妇、离妇等）的文本，在“怜香”、“悯孤”之心态的支撑下，流行于几千年的文学而很少遭遇文化意义上的审视与批判。

论南朝文学之“抒情”

北京大学 汪春泓

　　罗师宗强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敏锐地捕捉到“南朝重艺术特质的文学思想倾向”，愚弟子再搜寻一些相关材料，以体会罗师之卓识。汉代诗学体现于《诗经》学，其抒情阐释可以《毛诗大序》为代表；而南朝抒情之特点，融入了创作主体空间性地域转移，即作者北南更替的重要因素，此是抒情观念发生根本转变之关键。
一、由先秦时期从个体之“身”到国家之“事”思想模式来探寻《毛诗序》“抒情”之结构层次。 古人探讨问题时，如《毛诗序》的思维方式是“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个之本，谓之风。”而一人之本即“身”直至“心”，《周易·系辞下》等往往以身及物，循微见著，由近至远，由内至外，这也是古人之共识，诸子百家莫不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模式。
二、董理《毛诗序》产生所依附的重精气养生之历史文化背景。 养生重乎图精，这是更深层次的卫生要义，而图精与性情之调适有紧密的关系，谈论情性离不开图精问题。
图精养生思想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齐稷下学派著作中，如《管子·心术下》等，似乎在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均耳熟能详，所不同者在于，入世的一派，从此“体”出发，尽量凸现其“用”的一面；而出世的一派，则竭力图守其“体”，防遏观念的纷乱与法令滋彰。降至汉代，其影响依然深广。
三、根据《毛诗序》之政治与文化立场，考察其“抒情”特徵。 《毛诗序》从个体之心理状态，窥测国家政治之良窳，无疑是承继了先秦以来“图精养生”政治哲学的思维习惯。
因此“故变风发乎情，此乎礼义”;，此“礼义”更有不营扰图精之卫生及人生哲学层面的含义，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显然存在着形成先秦两汉文艺思想面貌的一个非国家政治因素，而更偏于养生卫生之范畴，必然在汉代影响到文学抒情观。
四、文学抒情观念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文学抒情性的逐渐确立，与“文学自觉”是同步发展的概念。文学抒情的发展，建安时期可以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其内在动因还是由于天人关系发生了动摇。
承建安文学思潮之绪馀，抒情于人生之意义，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辈还顾及的“礼防”更彻底崩塌了，对此应视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点，两汉以来图精养生观在南朝出现断裂，这是地域文化差异使然，而此种差异自然要落实到文学创作主体来考察。
五、与图精养生观彻底决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这归根到底应从南士儒家经学贫瘠来找原因。南人在文坛凯起，非在深厚的经学氛围中生长的南人，其人生观、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现出与北人不同的特点，情感恣肆，标新立异，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南朝文学的“抒情”，正是在这样新的文化学术背景下展开。
沈约是南人文学开风气的人物。萧纲的文学主张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学之抒情本体；是宣泄性的，无所顾忌的，他与图精说完全不同；他是凭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达到各种情感的满足。梁元帝萧绎文学观与萧观大致相同，图精之禁忌，至此一变而成为内心之享受。萧子显讲“委自在机”与“独中胸怀”，抒情便成为文学真生命之所在了。 

牟宗三先生论嵇康的名理

台湾成功大学博士研究生　陈立骧

　　本文旨在对牟宗三先生间于嵇康名理的论点作一说明与省思，希望藉此：一则能了解牟先生是如何看待嵇康的名理；二则牟掘发出牟先生论点中可能潜藏的问题；三则也能透视出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学术观点。

　　本文共分成三部分进行：首先是说明“名理”一词，在牟先生用法中的意义为何；其次是对他关于嵇康名理的论点作一简述；最后再对他的说法作一省思，以呈现出它的精彩与限制所在，并完成本文的论述。

大明泰始——从元嘉体到永明体的渐变阶段

福建师范大学　陈庆元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和齐武帝永明时期，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前一时期，谢灵运诗的自然清丽，颜延之的情喻渊深，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后一时期，沈约、谢眺、王融等创造了体制较为短小、讲究声律且易于涌读的新体诗，更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元嘉到永明，中间还有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就是齐梁史学家和文评家所说的大明泰始时期。

　　大明，宋孝武帝年号，共入年（457-464）；泰始，宋明帝年号，共七年（465-471）。大明泰始，是继宋文帝元嘉之后两个时间相对较长的年号。齐梁史学家将其直称，有代表从宋文帝刘义隆谢世至宋亡的一个历史时期之意；如果从诗风的衍变嬗替来看，这个时期似还可伸延到齐初的建元，即齐武帝登基的永明为前。

　　颜延之生于晋太武帝太元九年（384），比谢灵运还大一岁，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而比谢还多活了二三三年（谢华于元嘉十年）。颜诗情喻渊深，然用事太多，伤于繁密。大明、泰始中，颜诗影响很大，以至有“于时化之”，“文章始同书钞”（《诗品·序》）的效应。

　　鲍照一般被视为元嘉诗人，然而在元嘉之后，鲍照还生活了十三、四年，也就是说他的创作生命，将近一半是在元嘉之后的大明泰始时期。鲍比颜、谢的小二十岁，其元嘉中的少数五言的雕藻有颜的影子，出水行旅诗也有受谢影响的痕迹。元嘉之后，其五言似更趋于流畅自然。大明泰始中，鲍照与汤惠休瞩意荆楚艳歌，并相倡和，创作了不少轻清的奇作，至有“鲍休美文，殊已动俗”（《诗品》下）的巨大反响。

　　颜与鲍休美文之争，当在元嘉末至孝建期间。颜过世后，颜仍有很大影响。但是，自大明之后，随着朝廷内外对俗乐及吴歌西曲的激赏，鲍休美文更标出一时。

　　活跃于大明泰始前后的宋代诗人，还有羊璿之、袁淑、张永、何偃、刘义恭、戴法兴、王微、谢庄、王僧达、刘骏、刘铄、刘宏、苏宝生、吴迈远和孔宦等。

　　卒于齐梁但在大明泰始中已有相当成绩的诗人，有萧道成、道猷上人、释宝月、檀超、谢超宗、颜测、张融、卞彬、谢朏、沈约和江淹等。过去我们研究文学史，多以他们的卒年将其划入某一朝代，例如江淹，说他是梁文学家、诗人，其实江淹现存诗作大半作于宋。因此江淹等在刘宋的作品，也应列入本课题研究的视野。

　　《南宋书·文学传论》在论述谢灵运、傅成应璩（颜延之）、鲍照三体后，描绘了一种心目中理想的诗体，“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排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子显所述的诗体，似与永明体为近。永明诗人除声律为其独创外，与子显所论之谢、颜、鲍三体都有所承继。子显又说，“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成亦标世”，休鲍活跃在大明泰始中，故于永明体影响最为直切。其中“杂以风谣，轻唇利吻”，正是大明泰始中休、鲍的特色；而“委自天机”，“言尚易了”，在休鲍美文中已见其端倪。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试论陶渊明的少年形象

台湾成功大学　陈怡良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熠熠明星，是“隐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派宗师”，亦是古今大贤之典范，高风亮节之象征。其所以垂诸不朽，千秋传诵，主要是在人格与作品两端，倘若缺其一，即不足以成其伟大。王国维即以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文学小言》），可见高尚而伟大之作品，须有高尚而伟大之人格济之，两者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孟子曾去：“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有关陶渊明之生平，诸如名字、里居、年寿或作品系年，又或中、晚年之生活、感受等，后人讨论甚多，虽难免争讼不已，仁智互见，欲是愈辩愈明，愈能将某些疑惑，加以 
厘清，而对奠定渊明人格成长关键，及建树其诗文思想基石之青少年时期，却少有人去探讨分析，此毋宁是件遗憾之事。

　　所谓“三岁定八十”，一位诗人作家，由于世系、家世、出生环境、先天禀赋之差异，其青少年时代之思想、生活、人品、涵养等，亦有不同，从而看出彼辈成长后，在性情、际遇、处世、待人、学养、诗文创作等方面，亦随之有别，由此决定其一生之荣枯、命运，青少年时代之重要性，由此可见。

　　以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文学人物而言，像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习武且为文，“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魏书·陈思王传》），所过的是贵公子生活，宴饮游乐，击剑田猎，读经赋诗。像左思，出身寒门，少年时，即学书法，并学鼓琴，惟均未学成，后受父亲鼓励，勤加学习，涉猎甚广，惜“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晋书·左思传》）。另如谢灵运于东晋显宦世家，为谢玄之嫡孙，生下后送往钱塘道士杜明师家代养，家人多唤其“客儿”。“幼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宋书》本传）。谢灵运少年得志，放荡不羁，生活是席丰履厚。曹、左、谢三人的青少年时代，依上述，出身、个性、环境等，有极大之差异，后来在遭际、事业、创作、命途上，果然，大大有别。

　　至于青少年时期之渊明，又是如何呢？在物质生活上，渊明自云“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或颜延之言渊明“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陶徵士诔》）。性格舆志向，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辞并序》），“弱不好弄，长实素心”（《陶徵士诔》），“总发抱孤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诗》），又或“少怀高尚”（《莲社高贤传》），“少有高趣”（萧统《陶渊明传》），不过更重要的，是渊明的青少年时期，虽“逢运之贫”（《自祭文》），“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却能“无乐自欣豫”（《杂诗》），保持乐观之心情，喜乐之心境。“欣豫”，是和谐自在，处变不惊之涵养，亦是珍惜生命，创造人生之泉源，因此个人依据有限之文献资料，塑造渊明青少年时代之形象，是：一、贫苦磨练，少年老成。二、闲静少言，克之自重。三、不适俗韵，性好丘山。四、志大气豪，行侠仗义。五、委怀琴书，涵养高趣。六、孤介不阿，与物多忤。七、质性自然，任真自得。八、温良仁厚，爱人及物。

　　而在结论中，个人除再强调“欣豫”是渊明青少年阶段所以能善处逆境，乐观奋斗之素养外，更进而稍作探讨，研判出有助于渊明奠定其青少年时代之人格、性向的五大因素，是：一、天赋秉性。二、生长环境。三、父母庭训。四、读书有得。五、学术思潮。而后作结。

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

南京大学　周勋初

　　近人论文多反对摹拟，有的甚至于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但魏晋南北朝人却并不如此看。江淹拟古享大名，钟嵘《诗品》评江淹，名列中品，云是“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亦示褒扬之意。

　　检阅魏晋南北朝时的作品，如陆机、陶潜、谢灵运、何逊、庾信等著名诗人，都有摹拟之作。综观其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可以说有三种情况。

　　一、形式上的摹拟

　　这种方坛上的摹拟之风，形成于汉代，但到汉末魏初，由于时代的剧变，文坛上涌现出一股充满激情的创作热潮。摹拟之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拟人化的摹拟

　　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作，成了后人学习的典范。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即拟魏太子（曹丕）、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瑒、阮瑀、平原侯植八人之诗。鲍照集中留下了众多的摹拟作品。这类诗，前加“拟”、“绍”、“效”、“学”、“代”、“为”等字。《文选》中的司马相如《长门赋》，苏、李诗，李陵《答苏武书》，都为魏晋南北朝人的拟作。

　　三、风格上的摹拟

　　从谢灵运对邺下文人的摹拟而言，小序中表示他对所拟的对象已在风格上进行探索。其后有阮岁兵体，陶彭泽体，谢灵运体，谢惠运体，吴均体等说。他们在文坛上独标一帜，从而被他人所赏识，所仿效。

　　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所积累的经验似可说明，摹拟与创新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处理得当，协调进行，则两不相妨，反而可以相互促进。返观目下文坛，则似嫌摹拟之功浅而创新又太过，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一味求新而根底浅簿，以致文学界多文笔稚拙而故作艰深之作，书画界多龙飞凤舞近于鬼画符之作。

从黄金到土泥：中古时代的清谈与俊辩

黑龙江大学　范子烨

　　中古时代是盛行清谈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一绚丽的时代的脉搏。本文结合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古时代的清谈文化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文章的主体部分包括：

　　上篇《清谈的历史还原》。在上篇中，本文论述了四个问题：第一，清谈的起源与分期，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探讨了南朝的清谈问题；第二，对“清谈”词义的考释，如“清谈”的语文学溯源以及“清谈”的多义性问题；第三，对清谈之方式的研究，具体涉及了口谈与笔谈的关系，口谈的场所、音调、“番数”和基本模式，口谈与佛家“讲经之制”的关系、口谈的审美境界以及口谈中的“通”的问题；第四是对清谈之器物，即麈尾和如意的考察，重点揭示其源流并彰显其文化意义。

　　中篇《清谈与中古辩风》。在中篇里，本文探讨了两个问题：第一，汉魏之际的辩风，包括对东汉、三国时期的辩风以及刘邵的辩学理论的考察；第二，两晋和南朝的辩风及其与清谈的关系。

　　下篇《清谈中的玄学内容和言语游戏》。在下篇中，本文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三玄”之学以及与玄学有关的若干主题，主要涉及了清谈的玄学内容，如“圣人有情否？”，“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等问题；第二，嘲戏：清谈中的言语游戏，重点论述嘲戏的起源以及晋代士林的嘲戏之风，并阐明对于嘲戏的总体认识。

　　另附《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目》。全文约计15万字。 

六朝模拟曹植诗作研究

香港城市大学  郑滋斌

　　魏晋六朝，模拟诗作的风气很盛行，从数量来说，当时最受诗人模拟的首推古诗，其次是阮籍的《咏怀》诗，再次的是曹植和班婕妤的作品。其他像《楚辞》、刘桢、嵇康等人的作品，被拟作的虽然并不多，总是模拟对象。六朝人模拟曹植诗歌，有泛拟、专题模拟和局部模拟三类。通过模拟，说明曹植在六朝文士心中的地位。不过，所拟作的内容，较多是曹植早期的思想，与朋友间的感情，以及与邺下文士的生活，较少留意曹植在黄初以后的生活和感受，可见六朝人自有其诗学或美学观点。

　　然则研究模拟曹植诗歌的情形，首先可以明白曹植在六朝诗坛的位置，文论家与创作者的不同观点；其次，可以藉此了解模拟者的心态、目的，以至于美学观点。

简介韩国古活字本《世说新语姓汇韵分》

韩国延世大学　金长焕

　　《世说新语姓汇韵分》是韩国所藏的希罕版本。这篇小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全面考察《世说新语姓汇韵分》的刊行背景、版本、刊行年代、体例、收录范围等等，把它列入于“世说学”之论场。

　　可能是统一新罗时期传入韩国的《世说》，在高丽时代，很受文人墨客的重视。至朝鲜时代，从国王到文人墨客大力宣扬《世说》的价值，广泛受容之于他们的文集。尤其在肃宗年间，用朝鲜之国字显宗实录字来刊行《世说新语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世说新语姓汇韵分》应时闻世。

　　韩国现藏几种《世说新语姓汇韵分》的版本，都是用显宗实录字体木活字来刊行的十二卷本。这版本可能是在朝鲜肃宗三十四年（1708）和英祖（1724~1776在位）年间刊行的。

　　《世说新语姓汇韵分》以《世说新语补》为底本，突破篇目分类的旧本形式，以确立独创的体例。其主要体例特征如下：①“分门以姓，分姓以韵，合书事实于各其名下。至如复姓、亡名氏、缁流、女从，亦各类分焉”。②“于其首见者，并录其始终，而随其语意之所归宿，主着互字，客着详字，以备参考。”③“旧注亦有伤烦之病，故略加订删”。④“姑取每[旧本]题一字，标印于章下，以寓存古之意。”⑤此外，又表记朝代于表题人物之上栏，按朝代分别登场人物。这种体例就是在《世说》版本史上古今罕见的。

　　《世说新语姓汇韵分》收录的表题人物是七百六十一名，收录的故事是一千三百七十三则，时代范围是秦代末到元代初的一千五百馀年。收录故事的总数，比《世说新语补》少六则，但是其内容基本上与《世说新语补》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