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
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
山东大学 张可礼
陶渊明诗文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的诗文通过叙写自我、人事和景物等，表现了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感悟和思索，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自由、自然和谐的人生的追求和赞颂。他的诗文的许多内容都与此有关。
陶渊明少年时，有一种爱好自由的本性。后来官场的经历，使他更加体会到自由的重要。为了自由，他最终辞官归田，得到了许多自由。他的不少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诗人在平凡的田园生活中的自由生活和自由的心态。陶渊明“一生都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为了自由，陶渊明在有与无、人与物、心与形之间，执着追求的是空无、是不为物累和心闲。陶渊明追求自由，但他不放纵。他的自由伴随着道德理想。
陶渊明追求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他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往往把向往自然的生活作为对自由的补充和肯定。陶渊明的不少诗文从多方面表现了他对自然生活的追求和赞美。他有时在诗文中直接使用“自然”一词，但更多的是蕴涵在作品的内容里。陶渊明有一种随顺自然和热爱自然的质性。陶渊明不论是在为官时，还是在归田时，都在努力保持自己自然的质性。他热爱自然之景。他遇事注重遵从自然之理。现实与理想、出与处和生与死等矛盾，常常使陶渊明感到痛苦。为了消解自己的痛苦，他最终往往是借助于自然之理。这在他有关生命内容的诗文中有很多明显的表现。陶渊明在追求自然的同时，并没有忘怀道义和劳动，“有及时自勉之心”。
陶渊明诗文中和谐的内容，大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陶渊明叙写自然，主要是着眼于自然景物的和谐与人同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陶渊明仰慕上古时期和桃花源里人们的和谐生活。他在田园诗中，特别重视叙写的是农村中融洽和谐的农家友情。陶渊明对和谐人生的追求，源于生活实践，也与古代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人道思想的浸润有关。
陶渊明诗文中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是相互蕴涵、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它表现了陶渊明对人生中的自由与束缚、自然与伪饰、和谐与对立的体悟和态度。陶渊明诗文内容的要义在此。
自由、自然、和谐置根于人类的灵魂，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它们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的生活中程度不同地具有自由、自然、和谐的内容，但难以摆脱束缚、伪饰和对立。因此，自由、自然、和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实现的状态和存在，而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成为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前进的一种力量。陶渊明作品所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此。
谢灵运被劾真相及死期考
山东教育学院 李雁
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谢灵运因游放无度为有司所纠，继而被捕，随后即以欲行谋反之罪在广州被杀。后之学者多为灵运之死鸣不平。然元嘉七年，灵运即被会稽太守孟顗上表告发有“异志”；灵运被诛三年后，刘义康矫诏诛檀道济时又称：“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显然，这才是谢灵运真正的罪名。惜乎《宋书》语焉不详，今为一一考证之。
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
灵运之居也，雅不治职。前是，临川内史司马协少子来投义，故灵运舍诸正寝为居，始如酣笑，久而不止，非隐其事，讽主者以黩货劾焉。江州部从事收录运，乃徙广州，敕于南海行刑。
司马协其人《晋书》及“南朝五史”等书均不见载。《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Ф242《文选》残卷灵运《述祖德》诗所存唐人注云：灵运“于临川取晋之疏从弟子养之，意欲兴晋。后事发，徙居广州。”以此与《建康实录》相印证，知司马协当为前朝东晋宗室。尽管我们不清楚这位复娃司马的晋室“疏纵弟子”前来投义的具体含义是否就是“意欲兴晋”，但这很容易被执政者理解成公然的示威和反抗，因此导致“以黩货劾焉”的结果。“黩货”以及上所云“游放”都不过是托词而已。灵运在临川的遭遇不是孤立的，是这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延续，也是一场极为敏感而又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明乎此，亦可判别灵运《临川被收》诗等作品的真伪。或以为本诗与灵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不符，风格浅露，系当事者的伪造。学界持此说者不在少数。假如我们了解灵运被劾的真相，就会理解本诗所抒发的情绪了。尽管灵运本无意尽忠司马氏，但在被弹劾的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却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他“被认定”与前朝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因此，其立场也就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既然作了刘宋朝廷十馀年的官还被汉成了不可信任的前朝外人，还有什么理由阻挡他在把自己的情感转回到东晋王朝上来呢？也即是说，谢灵运的“忠义”是特定环境逼出来的！他的《临终》诗绝口不提自己多年事宋的经历，反而深情地追忆被自己久已遗忘的东晋王朝，这使他临刑前胸中充满了悲剧英雄式的高尚情感。诗人是在以他特有的想象力获取从容就义者才有的那份慷慨和激越，以此克服内心的恐惧。至于说“风格浅露”，此诗乃咏怀之作，激奋之下水择辞而出，符合其冲动而易失控的个性，自与其山水诗风格有别。
《宋书》本传载赵钦云：“同村薛道双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盾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灵运以此弃市广州，时为元嘉十年。由于人们误把“去九月”理解成了去年九月，故使灵运最后两年的行迹多有舛误混乱处。其实灵运元嘉九年绝不曾离开临川。“去九月”的去字并不专指去年。灵运《自理表》：“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以稽太守臣
二十七日疏。”去月，即指上一个月。以此类推，则“去九月”实即上个月是九月的意思。如此，知灵运之被收当在元嘉十年八月前后。同样，既云“去九月”欲劫灵运，则此时已是十月，其被斩又当在这之后。清康熙年间吴乘权编《纲鉴易知录》，系灵运之诛于元嘉十年十一月，惜未有论证。但其结论与本言语上述推理相吻合。
承建安文学思潮之绪馀，抒情于人生之意义，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辈还顾及的“礼防”更彻底崩塌了，对此应视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点，两汉以来图精养生观在南朝出现断裂，这是地域文化差异使然，而此种差异自然要落实到文学创作主体来考察。
五、与图精养生观彻底决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这归根到底应从南士儒家经学贫瘠来找原因。南人在文坛凯起，非在深厚的经学氛围中生长的南人，其人生观、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现出与北人不同的特点，情感恣肆，标新立异，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南朝文学的“抒情”，正是在这样新的文化学术背景下展开。
沈约是南人文学开风气的人物。萧纲的文学主张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学之抒情本体；是宣泄性的，无所顾忌的，他与图精说完全不同；他是凭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达到各种情感的满足。梁元帝萧绎文学观与萧观大致相同，图精之禁忌，至此一变而成为内心之享受。萧子显讲“委自在机”与“独中胸怀”，抒情便成为文学真生命之所在了。
《芜城赋》与《哀江南赋》合观
郑州大学名誉教授 李景溶
诗圣杜甫《春日忆李白》一诗中，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句，主要是在乐府和古体诗的风格上称道其特点。实际鲍照和庾信的文学成就，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就其辞赋的擅场而言，也是先后在南北辉映的。
《芜城赋》和《哀江南赋》这两篇明远和子山的驰名千古的辞赋，为何如此地有其代表性呢！在一般认为《芜城赋》是凭吊孝武帝时，沈庆之平定刘诞之乱；广陵城以及宫殿的被毁。由兴盛而衰亡的残败凄凉，引起黍离之悲的骚人之赋。而在明远笔下的《芜城》纯是客观地感慨宫殿，王城的荒芜，歌台舞谢的倾颓，通篇辞赋，虽只有四百零五字，但也足能引发读者有无尽之思而不觉其篇幅之短。
相对地，《哀江南》一赋，全文有二千九百六十五字之多，（包括并序三百七十八字），因为《哀江南赋》的铺写，有历史的背景、自传的成份。像子山对于国破家亡的悲哀，离乡背井的乡关之思；这些刻骨身受的体验，遑论时代的不同，遭遇的各别，而赋哀的作者，本身就是这一场历史剧的主角之一。虽然是主观铺写，也正是时代的反映：读者的同情也好、共鸣也好，取其鉴往知来也好，也竟不觉得其篇幅之长者，良有以也。
由于对文学的评观，是多方面的：所以本文暂只就其隐语秀句，认为情思精妙之处，略作蠡测焉！
论“四玄”
台湾成功大学 江建俊
本文在追踪魏晋新学由“三玄之学”到“般若学”发展的始末。其中透过“过江三理”及相关胜理之探讨，以见东晋学风已由形上本体的兴趣转为人生日用之事理上。而此时大乘般若学因势乘便，在学术界亦循谈辩的形式，激起新义迭出的盛况，其间经六家七宗的“附玄”阶段，终至跳出玄学的藩篱，而以取消一切设定，高举“非有非无”的实相义，而超过玄学，此可视为三玄“泯无有”的更进一步思维进路，有此外缘与内在理路，故将“般若”称作别开生面的一玄，那么“三玄”之学加上“般若”之学，实可称为“四玄”。
二十世纪嵇康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吴云
本文认为，20世纪的嵇康研究，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近代型不断演化的道路；其近代化过程可分为四个时期：1900——1928年，可称为嵇康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嵇康研究是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中，对嵇康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刘师培对嵇康的研究，重视时代思潮、文学发展、比较研究、点面结合、溯源探流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刘氏的嵇康研究已初步完成了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鲁迅在刘师培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又重视魏末晋初的社会风气和玄学兴盛等方面，并初步做到了运用文史哲扩通的方法。此外，鲁迅还重视嵇康作品的思想新颖，往往与旧说反对，这是刘师培所不及的。
1928-1949为嵇康研究的第二时期。其特点互为研究的细密化。如陆侃如、冯阮君研究嵇康诗时，重视嵇写四言诗运用五言诗句式的规律；并述而指出“他的六言诗每首均四句，四句均入韵。”如此细微地分析嵇康诗歌，乃此前所未见。特点之二，郑振铎从四言诗发展的角度，肯定嵇康四言诗的风格；并从当时社会思想主潮——玄学，分析嵇康的《杂诗》和《游仙诗》，亦体现了在分析作品方面既细微又深刻。特点之三，刘大杰从嵇康所处的时代及环境，并认为魏末文学“完全是当时那种玄学与宗教思想的反映”。在那些作品里，明显地表现出当代文人的性情理想嗜好和行为，间接地把那一个紊乱的时代留下一个分明的子。刘大杰在论述“竹林名士”时还与“建步士子”的对比，特别是将嵇、阮同曹植对比；体现刘氏的文学史专著能对魏晋文学的整体把握，论述其史的发展脉络，这在30年代末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1949-1978年为嵇康研究的学科统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力求把各种思想观点统一到唯物史观方面来。本时期的嵇康研究成就较突出者是林庚。他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一书中，把嵇康视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为实行民主政治而斗争的代表”，这样的论点乃是此前的稽康研究中所未见。此外，霍松林对嵇康的思想和创作特点的分析，也较为公允。
1978-1999年为嵇康研究的第四阶段，其主要研究特征为观点与方法的多文化。本阶段嵇康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罗宗强与徐公持。罗氏在其《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专著中，由对嵇康的研究基本上离开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及酒之关系》的讲演，而用玄学分析嵇康的为人与心态，认为“嵇康的悲剧不仅因为他的 偌，而终于导致杀身之祸，更在于他的玄学人生观的本质。”徐公持在其《魏晋文学史》中，对嵇康为人，特别是嵇康魅力的论述，嵇康与玄学思想的分析，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考证，乃是百年来的魏晋文学史中研究嵇康所取得成就之最突出者。
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
山东大学 张可礼
陶渊明诗文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的诗文通过叙写自我、人事和景物等，表现了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感悟和思索，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自由、自然和谐的人生的追求和赞颂。他的诗文的许多内容都与此有关。
陶渊明少年时，有一种爱好自由的本性。后来官场的经历，使他更加体会到自由的重要。为了自由，他最终辞官归田，得到了许多自由。他的不少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诗人在平凡的田园生活中的自由生活和自由的心态。陶渊明“一生都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为了自由，陶渊明在有与无、人与物、心与形之间，执着追求的是空无、是不为物累和心闲。陶渊明追求自由，但他不放纵。他的自由伴随着道德理想。
陶渊明追求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他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往往把向往自然的生活作为对自由的补充和肯定。陶渊明的不少诗文从多方面表现了他对自然生活的追求和赞美。他有时在诗文中直接使用“自然”一词，但更多的是蕴涵在作品的内容里。陶渊明有一种随顺自然和热爱自然的质性。陶渊明不论是在为官时，还是在归田时，都在努力保持自己自然的质性。他热爱自然之景。他遇事注重遵从自然之理。现实与理想、出与处和生与死等矛盾，常常使陶渊明感到痛苦。为了消解自己的痛苦，他最终往往是借助于自然之理。这在他有关生命内容的诗文中有很多明显的表现。陶渊明在追求自然的同时，并没有忘怀道义和劳动，“有及时自勉之心”。
陶渊明诗文中和谐的内容，大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陶渊明叙写自然，主要是着眼于自然景物的和谐与人同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陶渊明仰慕上古时期和桃花源里人们的和谐生活。他在田园诗中，特别重视叙写的是农村中融洽和谐的农家友情。陶渊明对和谐人生的追求，源于生活实践，也与古代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人道思想的浸润有关。
陶渊明诗文中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是相互蕴涵、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它表现了陶渊明对人生中的自由与束缚、自然与伪饰、和谐与对立的体悟和态度。陶渊明诗文内容的要义在此。
自由、自然、和谐置根于人类的灵魂，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它们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的生活中程度不同地具有自由、自然、和谐的内容，但难以摆脱束缚、伪饰和对立。因此，自由、自然、和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实现的状态和存在，而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成为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前进的一种力量。陶渊明作品所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此。
《周易》与魏晋玄学
台湾成功大学 于维杰
大凡一种学说思想之产生。非能离群而崛起，前乎此者必有若干之攒积，亦非能绝群而独立：后乎此者必有若干之继承，非来无踪影，去无痕迹者。《周易》以前之思想如何？在经籍无可考。诗书二者，容有先于《周易》之记载，而《洪范》以外均未足占思想之表徵。《洪范》真伪，既有问题，即令其真，亦较《周易》卦辞为后。至传说黄帝有问道于广成子之事，与太公有阴符之谋，倘有其籍，则文王周公所得而见也，《周易》或难免受其影响。而今已不传，传者亦不足信。古人思想之足徵者，当以《周易》为最先。
魏晋时代思想出现一股崇尚老庄学说之思潮，时人称之为“清谈”。其特点为长于言谈，以辩论取胜，故参与此一思潮论辩者，时人誉为“名士”。而其言谈内容则以《周易》、《老子》、《庄子》三书为中心，后人因称此一思潮为三玄之学，或简称为玄学。（见《颜氏家训·勉学》）烦琐之汉代经学，同为谶纬相结合之今文经学，经汉末之社会动荡，禁锢人们思想之作用大加削弱，新起士族需要新理论，为其特权作辩护，并以之安定当时社会秩序。因而汉代黄老之学，经士族之手，便转为玄学。
王弼玄学之基本命题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即以“无”为天地阴阳之根本。其于《老子指略》中谓：“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作为天地万物本原之“无”，王弼称为“至理”。其注《老子》四十七章曰：“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是玄学之理论思维，与汉代之元气说、阴阳五行说相较，重视无形之义理，鄙视事物之形象。此与其易学推崇义理，轻视物象之学风一致。王弼易学，自以义理解易进而以玄学观点解易，合乎其逻辑思维发展之进程。
韩康伯承王弼之思路，自取义说出发，排斥取象说。其结果于哲学上，将事物之义理与物象对立之，即将理与事，道与器割裂之，认为理与道必先于事与器而存在，为形器之根本。此种理论，终于与玄学合流，或者以易学中之取义说为依据，宣扬“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之玄学主义。可见王弼派之易学，在反对汉易中之象数之学，于冲破旧学术传统有其积极意义。
由是言之，王弼、韩伯甚以老庄说易，与《周易》本义对未尽惬。后人或疑《周易》为道家言，不似儒书，亦惑于王弼、韩伯故说也。惟易义至此，已入于完善之途矣。
陶渊明诗文中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是相互蕴涵、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它表现了陶渊明对人生中的自由与束缚、自然与伪饰、和谐与对立的体悟和态度。陶渊明诗文内容的要义在此。
自由、自然、和谐置根于人类的灵魂，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它们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的生活中程度不同地具有自由、自然、和谐的内容，但难以摆脱束缚、伪饰和对立。因此，自由、自然、和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实现的状态和存在，而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成为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前进的一种力量。陶渊明作品所表现的对自由、自然、和谐的追求，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此。
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
清华大学 孙明君
在当前的陶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流行观点：归耕田园则使陶渊明找到了一条人生的理想之路，消解了人生的苦痛，获得了精神的慰安。在认真体察了陶渊明后期思想和诗歌之后，我们得出的却是否定性的结论。
在陶渊明的田园诗文中，有一部分反映了田园生活的快乐。这些诗文中，有诗人对未来田园生活的展望。有对乡村风光的描绘。如有力耕自养的欣喜。有与友人的欢聚，或饮酒，或赋诗。也有独处的乐趣。也有意与景会、心与道冥的忘我之境。在探察这类诗文时，我们发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诗人有意美化了田园生活；二、此类诗文的写作时间多数集中在40岁左右；三、其中忘我之境所写的只是瞬间的审美体验。
什宦情结与田园情结的反复交替与激烈碰撞是陶渊明前期（辞彭泽令归隐之前）的心态与诗作的特点。义熙元年（405年）他辞去彭泽令，从此真正退出官场，终身不仕。表面看来他的仕宦梦已经破灭，他的仕宦情结已经消解，他开始专注于田园生活。其实不然，诗人的仕宦情结并未消解！未入田园的诗人是孤独的，走入田园的诗人没有放弃自己的壮志！终其一生，他都没有从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挣扎解脱出来。隐居田园的陶渊明依然密切关注着当时的政治，他对官场中的人物的作为及行径并不陌生。他爱憎分明，并不是万事不关心的隐逸之士。后期的诗人既没有超世，世没有超事，依然处于仕宦与隐逸的双重挤压之中，时刻感受到精神的痛苦，心灵的煎熬。
归田后的生活绝不象当初想象的那么罗曼蒂克。通读陶诗，我们自会看到晚年的陶渊明衣食无继，贫穷潦倒。你可以说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精神是伟大的，但你能否认他的生活的极端不幸吗？你能否认他的灵魂在承受剧烈的煎熬吗？如果是一条理想的路，一定会有诸多的追随者、仿效者，然而渊明的身后是寂寞的。
齐梁诗歌的俗化趋势
暨南大学 李文初
梁朝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指出：齐梁诗歌存在三种创作倾向，形成三种诗歌派别：“典正”派、“事类”派、“俗艳”派。“典正”、“事类”可归入传统的“风雅”派，“俗艳”则与“郑卫之声”相近。唐代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将晋宋诗风概括为“雅正”，齐梁诗歌概括为“淫艳”，并痛斥齐梁诗歌“以淫艳相夸，不随流俗者无几”，说明齐梁诗歌的俗化已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文心雕龙·定势》说：“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雅”与“俗”的分野，首先就看作家投射什么样的感情，齐梁新变派诗人诗风之“淫”或“俗”，主要就表现在他们的感情世界远远超出了儒家诗教所规定的“礼义”范围，具体地说，就是艳情诗和悲情诗的泛滥。艳情诗又称艳诗，专写女性或男女情爱，萧纲倡导的宫体诗，大多就是艳诗。这类作品尤爱刻绘女性的容貌、体态、服饰之美以及她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柔情幽怨；这在复古派文人看来，不仅诗风纤弱，而且犯了“淫文破典”的大忌。齐梁诗歌感情的俗化，还表现在悲情诗的大量涌现，在齐梁，以悲为美已成时尚；然而，这类“情多哀思”的诗作，却被风雅派文人视为“雅道沦缺”的标志之一，这是按“亡国之音哀以思”（《礼记·乐记》）的逻辑推导出来的。据钱钟书先生考证，以悲为美原是中外普遍存在的审美观念，并非“亡国”所特有。可见，这种对悲情诗的责难是不公正的。
齐梁诗歌的俗化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便是从晋宋诗的典雅奥博向清新流丽诗风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倡导诗歌语言的平易，反对艰深奇僻的字词和典故入诗；二是追求诗歌语言的圆润流畅，使诗富有协调顺畅的音韵之美；三是广泛采用咏物笔法，将日常生活中的卑俗题材刻绘成诗，进一步推进了齐梁诗歌的俗化。
促使齐梁诗歌俗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以南方民歌的影响最为明显。南朝乐府收集、保存的南方民歌主要包括吴歌、西曲两大类。这些民歌来自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城镇，反映了市井平民的心声和商业社会特有的情调和趣味，深受南朝上流社会的赏爱和认可，造成“家竟新哇，人尚谣俗”、“新声炽而雅音废”、极令正统派文人难堪的局面。当时不少上层统治者积极参与仿作，如梁简文帝萧纲就留下85首乐府诗，其中不少是吴歌、西曲的拟作。齐梁诗歌，尤其是其中的艳诗，深受南方民歌影响这一事实，近人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已有精到论述，鲁迅先生说：“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指的也是这种情形。
“候人兮猗”：望夫石传说的原型分析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李道和
中国古代比较成型的望夫石传说，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和地理文献中，并成为此后该型故事的基本型式。作为一个美丽而幽怨的母题意象，它不仅在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也曾得到历代诗人的咏叹。对望夫石传说及其早期型式的考查，无疑有益于对古代小说、民间文学以及诗赋作品的全面理解。关于望夫石传说的原型，学者们原先并未注意或者根本否定。其实，它在被记载之初就似乎“突然地”成型，已暗示了它可能有原初的型式。根据前人提供的推测线索，经过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发现望夫石传说的原型，确实隐含在有关涂山氏和大禹的传说中。当时洪水未平，禹三十未娶，他与涂山氏只有短暂的相遇和结合：婚后四日而别，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他身后留下了苦苦思念、筑台望夫、终而化石的涂山氏。她最后通过“化石”的形式，在“候人”“望夫”的形象定格中，表达了对夫婿和家室执着的情感和忠贞的意志。但这样忠贞的形象，又不免与散漫的瑶姬发生了相反的叠合，在瑶姬身上叠映着涂山氏的另一面影像。
如果再进一步追索，可以发现女嬉也曾望鲧、化石，鲧和禹也都化熊；而且涂山氏化石的表层原因正在于禹之化熊：这表明要么是女嬉传说构成了望夫石传说的更早型式，要么是鲧禹家族传说发生了混合。通过对望夫石传说原型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在其广泛的传承空间中，找到会稽、嵩山、三峡、石纽等关键点，从而勾勒出故事流传的大体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