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屈原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提要
《大招》为战国时期楚地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说
广西师范大学 莫道才
以为《大招》为战国时期楚地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它产生于《招魂》之前。
一、从《大招》之“大”着共产生时间
《大招》之“大”当为表示时间上先后关系之“先”之意，指《大招》是早于《招魂》之作。
我们可以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找到许多“大”作“年早”解之例。由此延伸至作品中，“大”亦因此指时间早的作品。而且，“大”本身在早期就有“又”之涵义，如《诗经·郑风》中就有《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篇，按照《诗经》取篇首句为题的惯例，两篇都可以以《叔于田》为题，但由于这两篇连排在一起，这样就难以区别了。所以在第二篇前加一“大”以示区别，表示“又一篇”之意。《楚辞》与《诗经》均是在汉初定型的，完全存在采用同样处理方式的可能。《大招》之名正说明它原来是无题的，与《楚辞》中其它诸作有所不同，放在《招魂》之后，表示是同样内容的又一篇，《大招》即《又招》，即表示又一篇招魂辞之意，那为什么不叫《大招魂》（《又招魂》）呢？因为“招”是动词，可以作为“招魂”的省略，与《大叔于田》中的“叔”不同，假如作《大叔》很容易造成误解。
二、从语词“只”春《大招》之浓郁的地域性、民间性
《招魂》的语助词一律用“些”，而《大招》的语助词一律用“只”，这显然是两个不同作者的表达习惯。因此，可以认定《招魂》与《大招》不是同一人所作。因为不同的人在演绎招魂的唱词时由于口音、方音习惯的不同，即使是同样的表情内容，对语助词是有不同唱法的。这在田野考察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形。
《大招》有强烈的民间原创色彩和原始记录特征。这正是《大招》多用“只”而不用“些”的一个原因，用“只”表示这是一个颤音的结束。大量的颤音运用正是《大招》与《招魂》不同的所在，这也显示了它浓郁的地域色彩。这也正是它作为民间招魂词的证据之一。
三、从《大招》的错简误读看其原始记录的特性
从《大招》文本提供的内证来看，《大招》有错简误读的现象，其原因是后人不了解其原记录的特性。我们知道，民间歌谣体有模式化的叙述特点，而招魂习俗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依次招魂的模式，笔者在湖南汨罗调查的招魂习俗和发现的民间招魂词也有这个特点。《大招》有违反民间歌谣固定套路规则之处，第一段开头的“东有大海”与第二、三、四段“魂乎无南”、“魂乎无西”、“魂乎无北”的套路明显有别，而后三句与《汨罗民间招魂词》相吻合。因此，可以推定“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中的“无西无南无北”应是记录者提醒自己后面的“无西”（应先是无南）、“无南”、“无北”与“无东”同样的结构。而且这段文字应是旁注，是刘向或其他后人误入正文。根据固定套路规则，“东有大海”之前应有“魂乎无东”，但由于后人误将“无西无南无北”的旁注窜入正文，就变成“魂乎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这样一个长句，误入者也感到别扭，于是就在“魂乎”之后添加“归来”二字。但这一改便与整个套路不合了，而且也与前文的“魂乎归来，无远遇只”的总起重复，在语意上有衍出之感。
我以为《大招》极可能是刘向编辑《楚辞》时见到的一篇楚地民间招魂词的原始记录稿，当然其中个别文句可能经过记录者或编撰者改动。
20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
黄震云
一、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进程：第一阶段为前3O年，由世纪同龄人和清遗民构成，以考据学为主体，西学东渐，进行文学和文化的屈原研究。二者的展开、延续和变化形成本世纪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约20年时间，屈原的解读及其争论。第三阶段约17年，偶像化和学术性并存。第四阶段为后30年，说来不轻松。
二、楚辞学研究的成就：分为文献、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等方面。
三、楚辞学研究特点、热点、方法和误区：特点有三。热点主要有四：1、生平思想，2、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3、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4、文化关系，等等。方法多元，误区虽然明显，但一时似乎无力回天。
四、海外楚辞学研究，以日本成绩突出。
庄骚结构同源说
保定师专中文系 吴淑玲
庄骚并称，皆因庄骚有太多的相同，太多的可比性。本文拟从作品本身的结构入手，分析庄骚的结构方式与作品艺术成就之关系。认为：
一、庄骚都运用了放射式结构，这对形成庄骚纵横驰骋、汪洋恣肆的文章气势极有帮助。
二、庄骚都运用了串玉式结构，形成了共同的飘忽左右，如影随形的主题表达方式。
三、庄骚都采用了平行式结构，这对它们共同的层出叠现的兴象有极大的帮助。
归结以上三点，本文得出结论：作为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庄骚结构其实出于同源，风格绝类。
从汉代楚辞体赋看楚辞的正统化
北京大学 安小兰
本文认为，《诗》、《骚》为中国正统文学的两大代表。楚辞之成为正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同《诗三百》一样，它也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完成于汉代。文章以汉代楚辞体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汉代楚辞体与楚辞异同的比较分析，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主要观点是：楚辞在语言、内容、风格上兼有楚文学及正统文学的成分，楚辞体的创作则呈现出这样一种明显的特征，即：极力保留、光大楚辞的正统成分、淡化其楚国地方色彩。具体表现为：楚辞体在语言上极力追求典雅深厚，祛除了楚辞的“楚语”“楚物”的成分、在内容上以“思理以言志”代替了楚辞的“发愤以抒情”，风格上则一变楚辞的恢诡谲怪为理性典雅。同时，楚辞体又保留了楚辞修能内美、怀才不遇及执著善道的主题、“游”的结构以及“兮”字的句式。这种变化，与汉代楚辞研究趋于经典化的走向合若符契，为我们考察汉代楚辞正统化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今本屈原列传应当弃假
三峡学院 王祖芳
汤炳正先生在他的《屈原列传理惑》一文中，认定刘安的《离骚传》窜入于《今本》中了。以下两大段就是窜入的：
甲：《离骚》者，犹离忧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乙：虽放流，誉顾楚国，……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我认为《今本》扔弃假未尽。“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一小段也是窜入的。（以下简称《小段》）
一、从文句研究《小段》
以骚体序事，在史迁著作中无法再找一例。在《淮南鸿烈》中却屡见不鲜。其句型同于窜入的下文。故《小段》之作，涉嫌于刘安。
二、《小段》与上文不接。
1、史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中都说：“屈原放逐著《离骚》。”
2、用《离骚》的多处内容来证明，疏屈平之后著《离骚》是不成立的。
三、《小段》与下文（删除窜入文字后的下文）矛盾。
怀王之世，不是“谗谄蔽明”、“邪曲害公”和“不容方正”的状况。小人尚未抬头。
四、从《今本》的结构分析，《小段》也是窜入的。
屈原《九章·悲回风》之修辞探讨
香港浸会大学 韦金满
屈原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流传现在的，根据王逸《楚辞章句》所录，共有二十五篇赋，其中《九章·悲回风》便是其中一篇。王逸更指出《九章》是“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国”之作。《悲回风》一篇，乃屈原申诉深受回风的祸害，自明不肯随风而靡。诗人把自己的遭遇，国家的危亡，以及内心的哀伤、悲痛与愤慨，生动形象地融注於景象之中。因此，其修辞之手法，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所以，本文乃就对仗、设问、用典、联绵、叠字及反复等六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分析屈原《九章·悲回风》一文之修辞技巧
屈原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张强
屈原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本文试图讨论屈原精神在当前语境下的多重含义。通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屈原精神的不同解释与继承，以及他们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命运与选择。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功能、价值取向与终极关怀。本文认为屈原决不仅是一个以死谏君、以身殉美政的爱国诗人，他更不是以死证“此在本身”或犬儒主义的哲学家，他是一个坚守自身价值与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孔子一样，他尝试将执政者纳入自己的道统，这一行为在两千年的文学史与思想史上具有悲壮的美学价值。郭沫若、王小波、北岛等人的不同选择表明，知识分子要想做启蒙者与批判者时，应首先在中西传统的坐标下重建自身的道统。
一阙太阳神家族——南楚民族的浑厚哀歌
——《离骚》真相揭秘
岳阳屈原研究所 戴锡琦
本文从不同于传统屈学的角度出发，另辟蹊径，结合《周易》、甲骨文，以及南楚巫风兴盛的事实，认为南楚民族是崇拜太阳的太阳神家族，而《离骚》的创作原型是南楚民间的巫歌巫舞剧，《离骚》的题义是“太阳神家族——南楚民族之悲歌”：南楚巫文化性意识的浩荡奔流，构成屈原《离骚》的底层意蕴，而政治显意识的灼灼光焰，则闪现在巫剧《离骚》的字里行间。作者认为持此钥匙研读《离骚》，则我国上古艺术迷宫《离骚》之谜方能真正解开。
作者以同样的方法对《九歌》进行了分析，提出《九歌》是屈原奉楚王命制作之宫廷音乐，用于朝廷祭典，楚王郊祀。而且《九歌》是屈原以伟大巫学巨著《周易》为据，以“阳爻为九”之“易”理统领全篇，贯注全篇，作为全篇思想之主轴，运用南楚巫乐之九大神曲，吟唱太阳神家族。《九歌》是一阙向始祖祈祷太阳神家族——南楚民族国运亨昌的庄穆祭歌。
《离骚》序考释
岳阳博物馆 张中一
本文作者认为《离骚》前十二句是序言，提示了屈原写作《离骚》的原因和意义。作者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释，认为这十二句序诗叙述了屈原受封黔中郡掌梦的原因、时间、名分、旗号，以及他愿为楚王在前引路的决心；提出《离骚》不是纯文学作品，应该从楚国历史文献的角度去加以考释，恢复《离骚》叙事的真实史迹。
韩国诗话论楚辞述评
香港浸会大学 詹杭伦
古人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一句至理名言。它启示我们在研究本国学术时，要注意搜集和考察域外的资料和意见，用来与本国的资料作比较、参考和借鉴。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称为一种“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研究资料、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改进我们的思考角度，因而日益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楚辞学研究，作为国际汉学的分支之一，自然也不宜例外。可惜由于国际学术交流条件的限制，许多域外研究资料，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古籍中丰富的有关楚辞的研究资料未能充分引进介绍回国，使得不少有志于此的学者只能望洋兴叹。
近年以来，笔者参加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邝健行教授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韩国历代诗话中论述中国诗歌有关资料的辑录和整理”，发现韩国诗话中也有一些有关楚辞的资料，于是辑录出来，稍加比较分析，以供楚辞学界的师友参考。我们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于韩国大田市国立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所编辑的《韩国诗话丛编》。
搜众贤所长 成一己之体——读方铭教授的《战国文学史》
南志刚
长期以来，战国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点，各种文学史都有大量篇幅讨论战国文学。但是，战国文学素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大难点，这不仅由于上古语言的障碍，更由于战国时代还不具备自觉的文学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只有楚辞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国文学研究更多的是对战国时期“学术文本”的“文学性”的挖掘与阐释。正因于此，以战国时期文学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断代文学史专著，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没有出现。武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方铭教授的专著《战国文学史》首次提出一个构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战国时期的文学，成为二十世纪第一本研究战国文学史的著作。
《战国文学史》首先是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著作，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作为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学人，具有九十年代学人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关怀，《战国文学史》展示出作者恢复战国文学“原生态”，避免政治化、伦理化的学术努力，体现了九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并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其次，《战国文学史》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更趋完善。传统的“实证”方法更多地关注“点”的把握，往往对一个字一句话解说详尽而周密，而对文本产生的人文环境缺乏宏观把握。《战国文学史》首先注意把战国文学置于战国时代的人文环境之中，便于整体把握战国文学的全貌，克服局部清晰而整体模糊的弊端，更加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原始材料的征引翔实而完善。作者充分尊重战国文学文本，引述严谨，立论“务得事实”；
当然，正如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盲区”一样，《战国文学史》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说《战国文学史》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在以下几方面需要加强：
第一，加强对战国文学家精神资源的研究和分析，以整体总结战国文学发生的成因。第二，加强对战国文学传播的研究。 第三，加强对战国时代文学作者之间的交往研究和战国文学文本之间的影响研究，第四，加强战国文学于其它类型文化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