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屈原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提要
论屈原的生命观
北京大学中文系 蔡艳
生命观探求生的由来和死的意义，以生命价值观为基本内容，关怀人生，构成哲学思想的灵魂。稷下学派推崇精气说，用精气解释生命，对当时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屈原吸收这种思想，将之与传统的天命观结合在一起，阐释生命，臧否古今。其涉及面之广，从神到人，从古到今，无所不包。天命观构成屈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的理论支柱，并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使其文学作品矗立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终成一代之绝唱。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
淅江大学西溪校区古籍所 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是楚辞学文献的基础。姜亮夫师《楚辞书目五种》暨拙作《续编》，受目录学体例之限制，未能单独列目，致使校勘文献散处各类目中，既不集中又不完善，故作本论以探讨之。
楚辞校勘文献，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善本，即比较早、比较好的《楚辞》版本（含集类典籍中的楚骚专卷），包括写本、刻本（影印本）、批校本等；第二类是校勘著述，包括专着、笔记、札记等；第三类是四部典籍所引之楚辞文句及王逸注文。
本文论述的，是一、二类文献，计二十种。（一）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撰成于公元120年前后。今日得见善本三种：¬ 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吴郡黄省曾（勉之）校、高蜀高第（公次）刊本； 明隆庆五年（1571年）豫章朱多煃（用晦）夫容馆重雕宋本。® 日本宽延三年（清干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庄允益（子谦）刻本，以夫容馆本为底本，校以日本所藏仿宋写本，孙诒让誉之为《章句》之善本也。（二）萧统主编《文选》三十卷，公元526-531年间编成，辑入《离骚》、《九歌》六首、《九章》一首、《卜居》一首、《渔父》一首、《九辩》五首、《招魂》一首、《招隐士》一首。《文选》传世善本，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宋刻本《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多种，皆具校勘价值，且不限骚类专卷，其余各卷李善注（含沿用旧注）引楚辞正文和王逸注文，皆不应忽略。（三）隋释智骞《楚辞音》残卷，隋写本（出自敦煌）。（四）洪兴祖（1090-1155）《楚辞考异》一卷，原本失传，后人抄撮散入《楚辞章句补注》之“补曰”前后，传世刻本有明嘉靖间翻宋刊本、清干隆元年（1662年）毛氏汲古阁刊本、日本宽延二年（清干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柳美启校刊本、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重刊汲古阁刊本等。（五）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两卷，完成于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传世善本有嘉定六年（1213年）章贡郡斋刻本，端平二年（1235年）朱监刻本等。（六）钱杲之《离骚集传》一卷，有南宋刊本及其影印本。（七）汪 《楚辞集解》十五卷《考疑》一卷，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汪文英刊本。（八）毛晋《屈子》七卷《参疑》一卷，“参疑”即校勘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毛氏绿君亭刊本。（九）汪梧风《屈原赋音义》三卷，清干隆二十五年汪氏刊戴震《屈原赋注》末附。（十）毛祥麟《楚辞校文》三卷末一卷，清稿本。（十一）王念孙、王引之《读书杂志．余编》下，清嘉庆刻本。（十二）孙诒让《札 》十二卷，卷十二有楚辞二十八则，清光绪二十年刻本。（十三）刘师培《楚辞考异》十七卷，1935年宁武南氏校印《刘申叔先生遗书》本。（十四）陆侃如《屈原集》二卷附《校勘记》，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十五）刘永济《屈辞通笺》五卷，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十六）闻一多《楚辞校补》，完成于1941年，1948年辑入《闻一多全集》。（十七）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七卷，195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十八）沈祖 《屈原赋证辩》三卷，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1。（十九）陈直《楚辞拾遗》一卷，1943年石印本;1958年增补入《文史考古论丛．楚辞解要》，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二十）朱季海《楚辞解故》正、续、三编，1980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全本。
《楚辞》选自“屈原赋之属”考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禾
作为总集之组的《楚辞》，它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今本《楚》实则来之于《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之属”。至于王逸《楚辞章句》题为“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此显系为后人所加。经由自己所编之书而题前贤之名，这已是自古以来的通例。今本《楚辞》所收作者共10家，作品73篇，其作者一般都可以在“屈原赋之属”中找到主名，其每一作者作品的篇数一律小于或等于“屈原赋之属”中相应作者作品的篇数。所以可证《楚辞》，是“屈原赋之属”的选本。
围绕屈原说考古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史所 张正明
与屈原诞生的地方有关的考古信息
从宜昌经秭归到巴东，东周时期是楚国的西塞。宜昌是楚文化遗存占压倒优势，秭归是楚文化遗存略多巴文化遗存，巴东是巴文化遗存略多于楚文化遗存。过了巴东，巫山迤西，是巴文化遗存占压倒优势。
秭归庙坪已发掘的一座春秋中期墓，墓制从楚俗，所出陶罐为楚式，然而所出铜剑、铜矛、铜镞俱为巴式。秭归天灯堡已发掘两座战国中期墓，所出陶器鼎、敦、壶和铜器剑、勺、刻刀为楚式，然而所出扁圆形甬钟、六棱形实柄钲、柳叶形剑和虎钮錞于俱为巴式。
如果屈原确实出生在秭归，而且成年以后还在秭归住过，那么，他对巴人一定非常熟悉。秭归西面有巫山神女，秭归南面有盐水女神，对此，屈原想必耳熟能详，至少不会全不知情。“山鬼”的原型，或许就是那位“神女”或那位“女神”。〈山鬼〉所描写的深山老林的景色，则与三峡或清江两岸的景色都相像。
与屈原生存的时代有关的考古信息
湖北迄今已发掘的楚墓群，其墓数在百座以上且已见正式发掘报告的，有当阳赵家湖、江陵雨台山、江陵九店三处，合计发掘墓葬1452座。除去时代不明的371座，尚得1081座。分而计之，西周晚期有9座，春秋早期有13座，春秋中期有47座，春秋晚期有89座，战国早期有192座，战国中期前段(约前400年至约前351年)有212座，战国中期后段(约前350年至约前301年)有284座，战国晚期前段(约前277年至约前221年)有34座。从出土遗物来看，战国中期后段的最多而且最精，战国晚期前段的次之。其墓群之密集和遗物之丰富，在并世列国中无与伦比。
此外，包山楚简足以证明，当怀王在位时，楚国法制比较修明。传世的文献则足以证明，当屈原在世时，楚国无言论罪和思想罪。
屈原与端午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史所 蔡靖泉
端午节，本与屈原无涉，当源自先秦的夏至节、即先秦民众在夏至日举行祈禳活动的节日。
汉代，民间始于端午纪念屈原，但端午节活动仍禳灾祛害、祈求平安为主。
魏晋南北朝，纪念屈原逐渐成了南方端午节的主要内容，一些本为祈禳活动也与纪念屈原联系起来，关于屈原与端午节的民间传说也不断得以丰富。
隋唐社会统一，南北文化汇融，南朝文化成为了随唐文化发展的主导。盛行于南方的以纪念屈原为中心、以食粽和竞渡为主要内容的端午习俗，逐渐北传成为全国性的端午习俗。屈原成为端午节活动的主角，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活动的中心，龙舟竞渡和食粽子成为端午节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端午节活动又因承古老夏节的祈禳传统而采用着各种祈禳方式，如民间长期流行的喝雄黄酒、桂艾叶菖蒲、采药草煎汤沐浴之类，由此构成的端午节习俗大概在唐代就基本定型了，并且流行至今、盛而不衰。
端午为屈原，是中国人民历史选择；屈原联端午，是中国文化伟人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竟然成了纪念一位诗人的节日，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端午习俗的演变和定型，典型地反映了楚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巨影响。端午竞渡的形成和流行，充分地表明了楚文化代表人物屈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诗魂、国魂和民族之魂。
楚声、楚辞与乐府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郭建勋
战国楚声、楚辞的音乐特性使其具备了孕育乐府诗的重要条件，刘邦等汉初统治者对故楚文艺的热爱是早期乐府诗由楚声萌生的契机，因此而产生了《大风歌》、《房中歌》、《郊祀歌》等一大批汉代楚声乐府和以皇室成员为主体创作的楚歌体乐府诗。楚声、楚辞是乐府诗产生的土壤，也是后世乐府诗的重要资源，其中尤其为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等门类所汲取者最为突出，其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汉代早期乐府歌诗直接承继战国楚声，二是东汉魏晋故楚地区的土乐大体保留着古代楚声遗音，三是六朝以西曲为中心的南方新乐在原初楚声的基础上有所创变，四是魏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由《楚辞》某一篇目或诗句派生而成，五是唐人据楚地传说或汉魏乐府楚声改造而成新乐府辞。同时，楚声、楚辞的悲怨风挌导致了汉魏乐府以悲为美的音乐特色，楚骚“兮”字句被广泛运用于乐府诗中，并渐次演变成三言与七言这两种乐府诗的重要句式。此外，楚声、楚辞对后世乐府诗的篇章结构、对歌行体“散漫纵横”的风格也有很大影响。
释“来吾道夫先路”
北京广播学院语文部 姚小鸥
〈离骚〉中“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句，于诗篇大意及屈原早期思想经历的探索关系甚大。然古来研究屈骚各家多未得正解。其误解之处在于将“先路”一词解为“前面的道路”，如此，影响到诗中上下文句之解释并及屈子身份及经历之推测。本文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首先用文献考辨的方法，证明“先路”为先秦时期天子诸侯专用之乘舆，则〈离骚〉中“来吾道夫先路”意为：“来，让我引导那王之乘舆”。以此为出发点，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论证了屈子的身份。根据《史记·屈原列传》中言屈子任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王甚任之。”我们以为左徒之职约相当于《周礼》中的〈太仆〉和〈小臣〉（据前人考证，诸侯以小臣兼太仆，实主传君之命）。本文中又据金文〈令鼎〉与〈穆天子传〉有关材料，论证导先路者的身份及乘骑之良骥等其它细节。并由此分析〈离骚〉中用中原文化典故之情况。在本文的结尾处，提出由“来吾道夫先路”一句之内涵，还可分析诗篇主人公早年思想经历中曾经矛盾之一部分。
《九歌》语词训释商榷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大明
古今以来之〈九歌〉研究虽已取得很多成果，但关于〈九歌〉的语词训释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今读〈九歌〉，拟就古今注释的某些疏失略作商榷，以就教于学术界。
本文所讨论的〈九歌〉语词（加重号者）如下：
一、〈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二、〈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
三、〈湘夫人〉“登白苹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四、〈大司命〉“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
五、〈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六、〈东君〉“思灵保兮贤姱”。
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李家欣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为士人的典范及命运舛错的知己来讴歌、赞美，造成了中国士文化心理的显著特色──屈原情结。解读屈原情结，便能揭示中国士文化的深层内蕴：正是依附与独立的双重心态、功名与诗名的价值选择以及执迷而不知解脱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痛苦。
王观国《学林》楚辞释义举隅
京语言文化大学 郭鹏
王观国是与洪兴祖同时的一位南宋学者，其所著学林是宋代著名的学术笔记。书中考辨文字名物颇为精核，有一些内容涉及楚辞音义，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观国释《离骚》“摄提”为摄提星；据《山海经》释离骚“若木”；辨《九歌·云中君》“周章”为舒缓优游之态；据《周易》王弼注释《离骚》“沬”为晦昧；辨《鵩鸟赋》“单閼”之閼音谒，等等。本文把它们拣择出来，并将其分别与王逸、五臣旧注以及洪兴祖、朱熹、汪瑗等人的注解相比照，阐发其中的异同得失，以呈现楚辞某些字句的释义发展过程。本文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还想指出，从《学林》楚辞释义的操作方法、阐释资源等方面，可以了解到南宋初中期注解楚辞时所面临的共同背景与问题，当时注家已经开始从新的音义、文学化的以及义理化的角度，对楚辞进行多侧面的认识。文章就这些方面将洪兴祖与王观国作了简略的比较。
论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兼说楚骚传统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龙新文
本文认为，宋人黄伯思对楚辞体特征的论述只是对这一文体语言外壳的描述，未能涉及问题的本质。笔者指出，楚辞是一种内容和形式相密相关的一种特殊的文体，而浓烈的抒情性是则楚辞体最突出的本质特征。文章从情感内涵、情感特征、抒发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解析，同时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楚骚传统展开论述，以为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士文学”传统、“骚文学”（骚体诗形式）共同构成了楚骚文学传统。文章最后还对屈原以后楚辞体文学为何辉煌不再的原因进行了简要探索。
“帝高阳之苗裔”解——兼论屈原的爱国思想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彭庆生
“帝高阳之苗裔兮”，乃是《离骚》的首句，开宗明义，意蕴深长。前贤诸解，多属皮相之谈。按其本义当为：我是黄帝的子孙。自古以来，楚人一直被视为“蛮夷”。屈原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排除华夏士大夫的傲慢和歧视，突破楚人由来已久的自卑心态，理直气壮地宣告：我是黄帝的子孙，自应分享黄帝子孙的一切权利和光荣，承担黄帝子孙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此中洋溢着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更蕴涵着诗人振兴楚国。统一中华的历史使命感。
据《史记》《大戴礼》，是黄帝首次统一了中国，而高阳则拓展了黄帝的统一大业（“南至于交趾”）。屈原既以黄帝和高阳的子孙为骄傲，自必以继承和光大黄帝与高阳的统一大业为己任。《离骚》之“及前王之踵武”等句，适与“帝高阳之苗裔”相呼应。《天问》总结夏、商、周三代及吴楚秦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旨在探索振兴楚国、统一中华的道路。《大招》的作者问题虽有争议，但说它反映了屈原的思想当属可信。其主要价值在于具体地描绘了屈原施行美政、统一中国的理想蓝图，而其所言大一统中国的疆域，竟然和《史记》、《大戴礼》所载高阳版图几乎全同，实非巧合。
屈原毕生追求的振兴楚国、统一中华的政治理想，不仅形诸篇咏，而且付诸实践。楚国“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故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在统一中国的征程中发起过三次进击：一是楚庄王问鼎，二是吴起变法，三是楚怀王和屈原一方面改革朝政，以求“国富强而法立”；另一方面连齐抗秦，通过屈原使齐（本文考定屈原使齐有两次，一在怀王十一年，一在怀王十七年至十八年），促成六国联军攻秦，怀王为从长。
屈原的政治理想虽然破灭了，但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光辉的爱国诗篇及其“帝高阳之苗裔”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必将永远激励海内外的炎黄子孙。
试论屈原悲剧的必然性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杜道明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人生结局是一出壮烈的悲剧，它有着历史的和内在的必然性。
首先，屈原一心要让自己所的楚国来统一天下，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楚国作为一个代表落后势力的封建庄园制国家正日益走向没落，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秦国却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由秦国而不是由楚国统一天下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
其次，屈原的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却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国君昏聩，奸臣当道。面对忠君与罪君的巨大矛盾，屈原无法摆脱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
其三，屈原所处的时代并不讲究死守一国、国忠一君，他完全有机会择主而仕。但由于他与楚国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他来说又是不可侵害的整体，他无法割舍生他养他的祖国，更不甘心由其它国家来统一天下。这使屈原处在与留的矛盾之中，始终无法解脱。
其四，屈原接受了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和理想，却拒绝了“穷则独善身其身”的人生智慧。尽管理想无法实现，也绝不放弃；屈原也拒绝了道家消极避世的处世态度，始终执着于人间的善恶、美丑、是非，“虽九死其犹未悔”。在失败时选择死，是楚民族历来的传统，面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巨大矛盾，效仿楚民族以身殉义的壮举，便成了屈原唯一的选择。
文化融合中的楚辞接受
——论《楚辞章旬》中的拟骚作品
黄松毅
关于《楚辞章句》中拟骚作品的探讨，多局限于对其艺术的评价，且对于拟作的文学史意义，只从楚辞影响角度来论述。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可将原来关于楚辞的影响研究转变为被影响者的接受研究，从被影响者主动接受这一方面来认识拟作的意义。
基于上述思想，文章从汉代作家接受的角度，分析其如何有意识地吸纳或排斥屈原作品的某些内容，探讨了汉代一统背景下，拟作创作与文化融合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