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屈原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提要
新世纪楚辞研究仍有广阔的天地
——关于建立楚辞研究系统工程和楚辞学体系的初步设想
云南大学中文系 殷光熹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笔者对楚辞研究的前景曾有一些思考和设想，提出来供诸位参考。
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经济与文化必须协调发展，否则改革必遭挫折。楚辞研究是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要从祖国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认识建设中国式的、民族化的新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然，更重要的是加强宣传，取得社会上多数人的共识。
净化学术空气，抵制歪风邪气对学术园地的侵袭。
当前社会上存在“经济上升与道德下降的巨大反差现象”。经济上升是好事，道德水准下降则令人忧虑。对此，楚辞研究者要形成群体意识和凝聚力，共同维护学术领域的纯洁性，抵制或清除一切有害的精神垃圾，为净化学术空气出力，为学术文明园地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加强队伍的自身建设，做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楚辞研究者要不断提高思想水平，人格修养和文化修养，诸如爱国爱民的
思想感情，坚持真理的品格，长期奋斗的精神，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进取心，务实、求真和创新的治学态度等，只有加强队伍的自身建设，才能形成一支有朝气、有实力的学术队伍。
规划楚辞研究系统工程，建立当代楚辞学研究体系。
根据楚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结合楚辞研究对象的特点，规划未来的楚辞研究工作。
实证性的基础研究。
这是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如古籍整理、校勘、补遗、辑佚、辨伪、注释、集释、资料汇编、版本目录、历代楚辞要籍提要、楚辞词典、各类数据索引等。做到真实可靠，准确有据，资料齐全，编排科学，检索方便。
以欣赏和批评方式出现的应用性研究。
要在解读作品原义的基础上，以审美为主，按照一定的标准，多角度、多层面地对作品进行高水平的赏或批评，作出价值判断，指出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为主要方向的理论性研究。
要在全面深入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复杂纷繁的现象进行抽象性分析、思考，提炼总结，理论概括，认识和掌握文学发展规律。
文艺性创作及其成果的研究。
根据《楚辞》有关题材进行文艺创作或改编工作，如文学传记、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绘画、影视及其它一切可以利用的文艺形式。也可以根据以上文艺创作成果进行研究，或称文艺再创作的研究。使《楚辞》这个古老的文学遗产在现实生活中重放光彩，让民众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它。
如交叉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边缘问题”的研究，楚辞研究的再研究，《楚辞》及其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中外文化交流）等等。
总之，我以为今后楚辞研究工作仍有广阔的天地，要建立当代楚辞学体系，有许多工作可做。
异端思潮和明中后期楚辞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威兵
“异端派”楚辞学在明中后期楚辞学界占居主导地位。此派学者对于朱子成或褒或贬，貌似矛盾的态度正说明化们在心理深层的共同趋向，即对自身的个性、人格和情感的充分肯定和表露。时代对个体存在进一步的自觉，使得此派学术呈现出“六经注我”、“自出心裁”、“独标心曲”的特色。李贽和焦竑对于异端派楚辞学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李贽的“童心说”，为情感和个性提供了哲学本体论的支持，从而确立了“异端派”楚辞学美学原则和审美理想。焦竑主张文艺表现性灵独抒情感，是对李贽学说的发展和补充，焦氏也因此成为联系李贽与异端派《楚辞》学之间的中介和纽带。
《洛神赋》的写作年代与屈宋文学传统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 程水金
《洛神赋》的写作年代，曹植自题为“黄初三年”，前人皆以为实是“黄初四年”之误。但这一年代误题，却暗示着《洛神赋》既不作于“黄初三年”，也不作于“黄初四年”，而是魏明帝太和五年奉诏朝京师之前追述往事而作。《洛神赋》继承了屈宋以来的比兴象征文学传统，以梦遇洛神宓妃而无交欢之情的爱情悲剧，寄寓着诗人思报国无门的深沉哀怨以及人生意的惆怅情怀。由于“双刃剑”式的比兴象征文学本身所具有的鉴赏与批评的双边两可性，导致了《洛神赋》解读的两歧现象。而“感甄说”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远影响，均与《昭明文选》“情赋”的编选分类以及《文选》本身在中国古代士林的广泛流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的再认识
——兼评屈原否定论者对历史文献的误读
赵敏俐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我们研究屈原的重要的原始材料之一，但又是近百年来屈原否定论者攻击的对象。本文从汉人的思想观念入手对这篇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说明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司马迁把怀才不遇当作为屈原传的一条主线来写，这说明在此篇作品中包含著作者对屈原的理解，它既是我们认识屈原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可以当做抒写汉代文人怀才不遇思想的文献来读。第二，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写出了自己的思想困惑，同时也写出屈原和贾谊之间时代思想的差异，让我们了解了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精神。第三，屈原否定论者之所以犯错误，除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作怪之外，对早期历史文献的求全责备、不理解司马迁的著书体例与写作精神，也是他们在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的致命缺陷。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屈原的物质史料方面的基本真实，同时也写出了屈原在文化精神上的真实。这恰恰是证明屈原其人可信的有力证据司马迁给我们留下的研究屈原精神思想的最可靠材料。
《国殇》一诗与《九歌》诸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 黄凤显
本文从桂西北地区壮族等少数民族“师公”鬼祭风俗的考察中认为，屈原的〈九歌〉产生于古代楚地巫术习俗中祭祀凶鬼冤魂的仪式和活动，而非一般的祭神敬鬼以祈求福佑行为。屈原对民间演唱的祭歌进行了改创，在“二湘”诸篇中，仍可发现民间祭歌的若干原来痕迹。〈九歌〉在内容、形式和风格特征上与屈原诸作有异，其根源乃在于此。〈国殇〉则是屈子个人的完全创作，它是〈九歌〉中的主祭歌，代表着〈九歌〉的主题，同样体现著作者鲜明的爱国思想。它用出殡时对灵的祭悼和赞颂，与〈九歌〉其它篇演唱时场合和用途有所区别，但却标志着整个鬼祭活动和仪式的核心。〈九歌〉诸篇的请神、娱神内容是为了让诸神接纳 “国殇”凶魂、冤魂，是为〈国殇〉的中心主题服务的。同时，〈九歌〉11篇除去主祭歌的〈国殇〉和送神曲（或安魂曲）的〈礼魂〉，其余9篇祭歌即据其数目而当称之“九歌”，其称名与古代典籍中的“九歌”无涉。
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色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郭杰
楚辞中“兮”字的用法是很特殊的语言现象，这在《九歌》中尤其明显。本文结合先秦时代诗歌作品的大量材料，从《九歌》中发掘出充足的内证，揭示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九歌》中“兮”字的音乐特性，指出它具有迂徐舒缓、浩荡宛长的效果，而这又是与《九歌》作为民间祭神乐歌的性质相一致的。《九歌》中“兮”字的用法，所以不同于其它来源于荆楚民间一般歌谣的楚辞作品，其根源也在于此。
“宇宙、神、人、我”与屈原诗歌的不可超越性
中南民族学院文学院中文系 罗秉武（罗漫）
屈原作品已在诗史上创造了不可超越的伟绩，这不是指众所周知的所有的楚辞体诗歌无出其右，而是指他的诗歌主题、诗歌形式和诗歌质量的不可超越。本文认为“宇宙、神、人、我”是文学世界的四大主题，也是中国先秦文学依次萌生、发展和完成的四大主题。屈原的成功和伟大，在于他生当四大主题形成第一个完整系列的时代终端，身处频繁面对宇宙、神、人、我的社会角色位置，有神游天地，精鹜八极，来去古今的非凡情智，故能将历时分布的四大主题，独家铺展成共时的格局。屈原之后，宇宙主题演化为表现自然山水的文学，神主题演化为虚构神怪的文学，人主题演化为表现社会历史的文学，我主题演化为自传体文学或内心独白式的抒情诗文。迄今为止，四大主题一并超越屈原的作家尚未产生。随着产生《天问》、《九歌》的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可再现，屈原诗歌将成为一个诗人独唱四大主题的绝响。
西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湖北大学中文系 蒋方
由西汉而至东汉，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思考的参照，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他们的情感活动中，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激发，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范围，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屈原形象中的个人疾世之情被弱化，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试论屈原的人格魅力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傅腾霄
本文从《离骚》入手，通过对屈原诗作的杰出成就，诗人的虽九死其未悔的坚定意志，以及他的因思想超前而造成的“孤独”，深刻地剖析了屈原诗作的人格魅力。千百年来，人们通过“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等举动，表现出对这位“世界级”诗人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屈原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民俗的巨大影响。独特的视觉和精当的征引，是本文的明显特色。
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汤漳平
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和荆门包山二号楚墓中分别出土了一批祭祀竹简，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楚人祀神体系。三座楚墓均在郢都附近，墓主人生活年代与屈原相近，身份也与屈原相当。因此，它们所记载的竹简文字资料，正是屈原同时代人所提供的第一手真实的史料，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也记载了汉初的一组祀神体系。
将上述两组祭神体系与屈原的《楚辞·九歌》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三组祀神体系之间具有惊人的完整性与对应性：一是三组神祇同者多而异者少；二是祭祀顺序相同。其最大差异的是作为配祀的“人鬼”种类较多，且明显不同。搞清其异同之处，对我们认识《楚辞·九歌》性质很有帮助，它使我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开长期以来使研究者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
从三组祭神系统的比较后可以清楚认定，《楚辞·九歌》确为楚国的国家祀典，它产生于楚国的郢都，所谓“沅湘民歌说”不过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无根之谈。至于〈九歌〉的作者，只能是楚国伟大诗人屈原。
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的困惑
南通师范学院 周建忠
一些学者根据“漆耳杯铭文”与“鸠杖”推测墓主是“楚太子的老师”，至于具体历史人物又有“陈良”、“屈原”、“慎到”三说。由此，郭店一号楚墓墓主为“东宫太师”说，目前已风靡考古、哲学、文学诸领域。本文根据金文、包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望山楚简、信阳楚简、郭店楚简、帛书对“不”、“ ”二字不同写法的比较，考定漆耳杯铭文应为“东宫之杯”，而非“东宫之师”；进而据《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考定楚国太子的老师应称为“傅”或“太傅”。通过对《周礼》、《礼记》、《吕氏春秋》有关“杖”的礼制考释，论定所谓“八十九十，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主要证据有三：一、《后汉书·礼仪志》有明确记载；二、《吕览》高诱注中引证到“今之八月，比户赐高年鸠杖粉粢”之俗；三、汉墓中有鸠杖出土。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杖”的形制特点，亦可证明此墓“鸠杖”不是手杖。至此，则推翻了“东宫之师”说的两大力证文章进而论定：屈原未担任过太子太傅；郭店一号楚墓墓主与屈原无关；屈原生平事迹中的三大关节（从政、放逐、沉江），在汉人记载中是大致清晰可信的；应本着有根有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梳理出屈原生平的基本线索。
《九章·惜诵》集校集释——兼论屈原生平研究的困惑
浙江大学中文系 林家骊
《九章》是屈原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历来对屈原是否拥有《九章的全部著作权却颇有异议，因为九篇文章之风格颇有差异。姜亮夫师认为这是“因为《九章》中的九篇作品本来就不是一时一地之作，而是分别于怀王和襄王时写成的。对一个作家前后所有的作品都要求完全一致，这不大可能”（《楚辞今绎讲录》）。笔者完全同意姜师的看法，为了更有力地说明问题，笔者承担了《九章集校集释》的科研任务，希图在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对《九章》原文的异文及历代注释本中出现的差异作出合理的客观的解释。并将各种具有创见的观点提供给读者，以供深入研究之用。
笔者向本次研讨会提供了《九章》首篇《惜诵》三条集校集释之修订稿，以征求意见。《九章集校集释》努力做到以下三点：（一）、尽可能全面地搜集资料；（二）、对于各种首次出现的观点和意见，均予以收录，即使这条意见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不例外；（三）、出书时为繁体字，为了方便起见，本次会议论文暂用简体。本书是《楚辞学文库》中第一卷《楚辞集校集释》中之一种。《文库》在总主编崔富章教授直接指导下展开的，崔先生对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次提交的会议论文，目的是拋砖引玉，希望与会者能给予批评、指正，如能提供一些笔者尚未见到的资料，更加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