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屈原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提要

屈原与《楚辞》的文本解读关系

天津人民出版社　臧策

　　80年代末的一次屈原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宣读了一篇题为《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的论文，此文以精神分析的方法解析了屈原的自恋倾向，包括自恋化的政治观、自恋化的求女、自恋化的异装癖、“爱国”以及水死等深层心理动因。当时曾引起广泛的讨论，但因未多考证，理论化倾向过重，亦为不足。虽然如此，我们仍觉此一思路不差，但应建立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分析对象的文本性。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屈原，主要是从自司马迁《史记》以后的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简略而模糊的行状，作为战国末期屈原的原初史料所见甚少。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屈原研究最重要的范畴不是屈原本身，而是《楚辞》文本本身。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基础，本文将就以下几个问题做粗浅的论述：

　　一、关于屈原生平行状的思考。在《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的生平行状之前，没有完整的资料，甚至几乎没有正规的史料提及屈原其人。司马迁又是根据什么来讲述屈原的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任何历史描述都只能是“叙事”，也就无法摆脱其“文学性”，这在文史不分的古代就更为突出，所以，《史记》中的屈原必然是重塑了的理想化形象。

　　二、关于屈原作品传世的思考。战国末期，没有“楚辞”这个概念，“楚辞”这一概念最早记载是《史记.张汤列传》，《楚辞》的结集是刘向完成的。也就是说，汉以前，屈原的作品还不是经典，而且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可以肯定的屈原的代表作品大都是流放之际所创。其传世方式与史官所记官家行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此其一。当时的文本载体是简册，至汉代始有“帛书”。可以肯定的屈原的作品自战国末传递到汉代，其简册的数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屈原的这些流放期间的民间创作，如果是以简册作为载体流传到汉代，是有诸多不可想象的问题，所以，它在民间口耳之间流传的可能性应是不可忽视的。这就存在着从战国到汉代流传过程中的文本变异现象，此其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楚辞》注本是东汉时代王逸的《章句》。王逸《章句》对屈原作品的注解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规约的人格理想重塑，也就是说，通过解读文本重塑的屈原和原初的屈原应该是本体和再造的关系，此间的疏离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出现了与文本变异相对应的文本解读过程中的形象重塑，此其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文本中的屈原与文本所指涉的那个久远的历史时空之间已失去了必然的联系，因此那个历史时空的屈原及其作品的原初形态是什么样子，都成了缺乏直接证据的悬案，只有新的史料出土，方可解明此悬案。屈原在汉代的重塑和改写就成为“屈学”或“楚辞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戴震的《楚辞》研究

淮北煤矿师范学院　郭全芝

　　《屈原赋注》是戴震的楚辞研究成果，它体现出戴震独具的经学思想。戴震以研治儒家经典为其治学中心，注屈原赋是因为彼乃“经之亚”。戴震为朴学大师，治经重视考据，《屈原赋注》也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之考订为主要内容。戴震具有汉学家重视古说之特色，又兼存宋学勇于怀疑的精神，信古而不泥古，《屈原赋注》颇多创见。戴震是皖派经学领袖，治学方法上主张博而精专，反对历来说楚辞者“碎义难逃，未能考识精核”，其《屈原赋注》定本一改初稿繁碎杂芜的内容体制，而以简括精审著称。戴震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治经目的与一般朴学家为考据而考据不同，主张通过考据而明经得道，最终进入哲学领域，所以《屈原赋注》重视对“著书之指”的探讨，时有闪光的思想。

走向楚辞的诗史进程

广西师范学院　龙文玲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光照后世，获得了“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盛誉，然而，楚辞作为一种成熟的诗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

　　楚国本地古老歌谣，为楚辞的孕育并逐渐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从被称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产生后，楚地歌谣便不绝如缕。虽由于史籍记载阙如，今见之楚歌凤毛麟角，但正是这些有幸记载下的楚歌，使我们窥见了早期楚歌的风采。从《候人歌》、《汉广》、《越人歌》到《湘夫人》，古老楚歌浓烈的抒情、悠缓婉转的格调、悲喜交融中透出的深长忧思，无不给楚辞的创作体式带来深刻的启迪。

　　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诗歌，为楚辞的形成起了良好的催化作用。据史料记载及出土文物的印证，早在屈原之前，楚人就自觉地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以“五经”作为教育贵族子弟的教科书，《诗经》也自然而然成了楚人了解中原文化的重要典籍，并常常被楚人在与中原诸侯国周旋的外交活动中借以明志，《诗经》的艺术也被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所吸取。其中，《诗经》中对昏暗政治的深刻批判、对国运昔兴今衰的忧怨咏叹，引起了屈原强烈的共鸣，并将黍离之悲上升为离骚之恨，为中国古代诗歌奠定了一种典型的情绪类型；《诗经》中萌生的悲秋伤春情绪，也在屈原、宋玉那里得到了升华并定型。

　　楚国本地的歌谣发展，在诗歌体裁和情感抒发模式上为走向楚辞提供了范例；北方中原诗歌的浸染，也在内容的呈现与比兴手法的运用上为走向楚辞提供了借鉴。与鼎盛期的楚文化一样，楚文学的代表形式楚辞，正是在吸取楚地歌谣与北方中原歌谣精华的基础上所玉成的一种成熟的文学范式，也是中国古代南北文化交融所盛开的第一朵璀灿奇葩。

仇兆鳌对楚辞学的贡献

成都《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　曾亚兰

　　清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堪称集注杜大成之作。其中以楚辞注杜诗者，据不精确统计约有230条。于此清晰展示了杜甫师承屈原的痕迹和取法楚辞模仿而能融会贯通的作诗之法，及其诗艺精湛之所以然，亦明显可见仇兆鳌注杜对杜诗与楚辞的渊源关系及楚辞学之重视，并有意于注解中阐明。本文就仇兆鳌注杜所涉杜诗与楚辞条目检索若干浅作考察，以论其以楚辞注杜诗之功。

　　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每每以楚辞注杜诗，有意探寻杜甫学屈原之根本。如：

　　其卷二十二杜甫《陪裴使君登岳阳楼》诗“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句，仇兆鳌注：“《楚辞》：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渔父见而问之”。又注：“《楚辞》：济沅湘兮南征”。 解曰：“屈原至江滨，渔父劝其与世推移。公旅况依人，故不敢违渔父之问而更欲南征。南征，指潭州。《杜臆》：落句深有意于裴，言己不异屈原之放逐，渔父尚有见问，岂敢违之而更南征乎”。仇兆鳌的注解十分明确地表明杜诗出于楚辞，且征引名家议论探寻杜诗本于楚辞之意。又其《祠南夕望》诗 “山鬼迷春竹”句，仇兆鳌注：“《楚辞.山鬼》章：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迷，遮迷也”。论引黄生曰：“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亦自喻。日夕望祠，仿佛山鬼湘娥，如见灵均所赋者。因叹地虽清绝，而俯仰兴怀，万古共一长嗟，此借酒杯以浇块垒。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少陵也”。 杜甫学屈原，杜诗深受楚辞影响。 从仇兆鳌以楚辞注杜诗，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注重探寻，杜诗脱化于楚辞及其楚骚遗韵。

　　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广泛以楚辞注杜诗，在杜甫师出屈原及其作诗之法方面注重考察。杜甫学楚辞手法多样，运用自如，模仿袭用，翻古出新，变化发展而融会贯通铸成己诗。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描景、写意之作都体现出宗法楚辞的脉络。杜甫取法楚辞常用的手法为：借词，改写，紧缩，衍化，取意，变化。无论是楚辞的语词、句式，还是意境、气势都能脱化而出，变化求新，注重发展，变而不失其宗。诸如此类手法反映了杜甫学楚辞而不露筋骨的高明手笔，和其诗所熏染的骚体遗风馀韵。仇本以楚辞注杜诗准确简要，发明隐微，其注往往不解而明，既不假辞说，注者之用心亦自明。在仇兆鳌以楚辞注杜诗诸条目中，杜诗与楚辞一脉相传显而易见，在思想内容、精神世界、性情格调、写作技巧、艺术风格方面都有相似相近的现象。杜甫取法楚辞，师从所归，源出楚辞，杜诗得楚辞的性情至正、遗风馀韵，以及杜甫炉火纯青的诗艺之秘诀，一并通过仇兆鳌以楚辞注杜诗探寻显示出来。

　　楚辞与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极其重要，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十分有意义。仇兆鳌对此已进行了艰苦努力，他所作的细致的基础工作和研究成果为研究杜诗与楚辞渊源关系开辟了一条方便门径。杜甫取法楚辞而变化发展，翻古出新，发扬楚辞光大，写下许多不朽诗篇，他在文学史上创立的诗歌高峰，可与楚辞大家屈原所创的诗歌高峰一比高低，楚辞哺育了诗圣，而仇兆鳌一部《杜少陵集详注》，为检索杜诗宗法楚辞，疏其源流关系，及研究楚辞学与杜诗学的关系提供了方便，亦足以使人领会仇兆鳌注杜导引杜诗与楚辞承传脉络路径之用心。他对杜诗与楚辞关系的关注和注解成果，对于楚辞学史的研究极具贡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楚骚与汉代抒情赋

山东大学　王洲明

　　研究汉代抒情赋，沟通和楚辞两个时代血缘关系相近的抒情文学体裁，可以认识抒情主体思想的变化，可以认识其心路人格的演变轨迹，可以认识抒情体裁的继承和发展。

　　1、屈原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学的样式，集中反映出封建专制条件下，士人与封建专制体制之间多方面的矛盾。汉代的士人们又必须面对这些矛盾，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人格方式来处理了。

　　汉初贾谊有《吊屈赋》《服鸟赋》，两篇赋的不平之气是明显的。但他的做法和屈原不同，追求“超然”“知命”“与道翱翔”。他的做法给后人指示了一条路子。

　　武帝时代，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非有先生论》《答客难》，在出处问题上显示出新的人格追求，考虑如何调整自己，注入进道家“自然”、“素业”、“幽昧”等无为、自然思想。汉代士人对于道家思想的接受，带有必然的趋势。

　　东汉士人更自觉以儒、道来调整心态和塑造人格。冯衍《显志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崔骃《达旨》、班固《答宾戏》，将儒和道统一于立身行事之中。《归田赋》在人格理想追求上找到了一个归宿。张衡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体现出新的认知方式。

　　2、《湘君》《湘夫人》《山鬼》都表现出对爱情的追求。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侧重对女性的描写，反映的也是情爱。杨修、王璨都写过《神女赋》，属于此类的还有蔡邕《青衣赋》、《协和婚赋》《检逸赋》、阮瑀《止欲赋》、王璨《寡妇赋》《闲邪赋》、应＊《正情赋》、陈琳《止欲赋》。这对研究汉代文人情爱观念很有帮助。

　　汉代特别是东汉，城市经济发达。人们自我意识觉醒，价值审美观念也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出对女性美的追求。和六朝女性题材赋相比，汉代抒情赋所表达的感情，还是健康的，维系在对女性形体美的审美层面上，不像六朝有些作品，流露出更多欲的追求。

　　3、汉代抒情赋借鉴继承了楚辞以对话抒情的方式：贾谊《服鸟赋》、东方朔《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扬雄《解嘲》《解难》、崔骃《达旨》、班固《答宾戏》、张衡《骷髅赋》《应闲赋》、蔡邕《释悔》等。汉代抒情赋有两篇明显向《离骚》学习：冯衍《显志赋》和张衡《思玄赋》。

　　《涉江》《哀郢》《山鬼》《湘君》《湘夫人》等都有纪行和写景抒情成份。汉代特别是东汉，赋的抒情趋向细腻化，景物描写也趋向细腻化。和东汉的抒情诗处于一个水平上，在抒情类文学表现形式上，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作品有：班偼伃《自悼赋》、王璨《寡妇赋》《闲邪赋》《思友赋》。汉人比较多地注意到了自然景物与人感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创作实践上，沟通了作为客观景物与人的感情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既是对楚辞的继承，又是对楚辞的发展。汉人之所以做到这一步，与他们对自我生命的认可，对外在美的追求是分不开的。

《楚辞章句》释词要例阐微

苏镇江师专中文系　邓声国

　　王逸《楚辞章句》为历代研究《楚辞》的学者必须参看的重要注本，其注释中反映出来的训诂内容、条例相当丰富，本文仅就其注对联绵词、重言词和同义复词等词的训诂条例，予以一一阐发说明；并对其注中这类释词的误训现象作一番探讨。

　　先说联绵词训释的体例：其一，用术语“某，某貌（也）”点明形容词性联绵词训义，偶尔也用“某，某也”式释义。其二，用术语“犹”点明联绵词训义。其三，用术语“犹”点明音转关系，再加以释义。有时也省略“犹”字。其四，运用比喻法间接点明联绵词训义。其五，在串讲中间接点明联绵词的训义。又分为四小类：第一，换用不同词形联绵词点明音转关系。第二，换用联绵词训义串讲文意。第三，联绵词及其训义用“而”连接。第四，串讲中联绵词及其同义联绵词同时出现而并列表义。其六，承前文注释省略注释。有时也在串讲时点明训义。

　　次谈重言词训释的体例：其一，用术语“某，某貌（也）”直接释义。其二，用术语“犹”点明音转关系，然后释义。其三，用“某，某也”式直接点明训义。其四，用“某，某声也”之类训语点明训义。其五，串讲中间接点明重言词的训义。又分为：一、换用其训义解释文意；二、重言词及其训义用“而”字连接。其六，点明重言词与其单字（词）同义例。可分为：第一，训释重言词时仅出现单字（词）释义。第二，用术语“犹”点明两者关系，并加以释义。第三，径用重言词释单字词义。第四，径用单字释重言词词义。其七，后文承前文注释省略例。

　　再论同义复词训释的体例：其一，点明同义复词各语词的语义差别。又可分两小类：使用术语“曰”、“为”辨义例和不用术语辨义例。其二，训语中直接点明二字同义例，有时也指明语义差别。其三，连文二字仅释其一的义训例，有两种情况，一是训释语径直点明二字同义例；一是训释语换用其他同义词间接点明二字同义例。其四，串讲中点明二字同义例，有三种情况，一是省去其中一字来点明同义关系；二是换用其他同义词点明含义，三是撤换其中一字构成新的同义复词表明词义。其五，通过各篇互见法点明同义关系例。

　　最后谈谈《章句》误训要例：其一，因不明文字讹误而误训词义例。其二，因不明词义系统而别字为义例。其三，因不明文字通假而别字为义例。其四，因联绵词分用而误训词义例。其五，因不明语词性质而误训词义例。

　　通过分析发现，《楚辞章句》训诂条例颇为完备，虽存在一些问题，但其训释成就是无庸否定的，在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屈原民本思想与爱国思想的关系

湖北教育学院　陈中杰

　　中国的民本思想和爱国思想历史悠久，而民本思想产生更早。二者平行发展，至战国后期，屈原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民本思想和爱国思想，并将二者系统地结合起来。

　　民本思想得名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虞夏书·五子之歌》）它导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屈原、荀子集先秦民本思想之大成。

　　周武王、周公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强调重视民意，但皆依托“天命”。这是民本思想最初、最基本的内涵。随后又派生出“重农”、“慎狱”、任用贤能、健全吏制等思想。邵穆公为体察民意，主张广开言路。这是民本思想的一大发展。至春秋，民本思想以“重民”、“利民”、“选贤与能”为基本内涵，天命论逐渐减弱，出现“重民轻天”思想。鲁人曹刿关心国家兴亡；主张取信于民，初步将爱国思想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孔子“仁”的基本含义为“爱人”，与“重农”、“重民”、“利民”及“选贤与能”等思想相连相通。至战国，民本思想逐渐系统化。孟子提出了系统的“仁政”理想；强调民心向背为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产生“民为贵”的思想。战国后期，七国斗争激烈，秦楚齐最强，统一大势渐明。屈原和荀子都强调得人才、得民心的重要。屈原还将民本思想同爱国思想结合起来，这是他同于曹刿而别于荀子的主要之处。

　　自春秋以来，诸侯大国争霸，统一的局面日益分裂，周王朝共主的地位随之动摇，直至名存实亡。于是各国诸侯臣民关心本国盛衰存亡的意识、维护本国独立和尊严的观念日益增强。这样就逐渐形成各自的爱国传统。楚自熊绎受周成王封于丹阳，经长期艰苦奋斗，至楚威王时，使楚国从一个“土不过同”的蕞尔小邦，发展成“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楚人对此既感到骄傲，又十分珍惜，于是逐渐形成缅怀祖先创业艰难和热爱楚国的优良传统。屈原的爱国思想，主要是在这种传统熏陶下形成的。北方诸国著名的爱国事例也很多，对“博闻强志”，精通南北文化的屈原无疑会有不小影响。

　　屈原继承了前人的爱国思想，在战国后期楚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下，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爱国思想体系：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突破了传统的忠君思想，“存君”是为了“兴国”；为“兴国”提出“美政”思想；为实施“美政”，达到“兴国”的目的而自我完善、培养人才；爱国与爱民相结合，爱国思想与民本思想相结合；为坚持“美政”和“兴国”，不断揭露和抨击奸佞小人；在“兴国”的前提下，由楚国完成统一大业。屈原的爱国思想不局限于只爱楚国这个诸侯国家，他还抱有统一中国的崇高理想。在屈原的爱国思想体系中，民本思想是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又是“美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屈原的爱国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民本思想相对少一些，而且大都伴随爱国思想出现。但是，屈原民本思想的内涵也很丰富，如：主张“举贤授能”，反对奸佞小人专权；广泛培养人才，为“举贤授能”创造条件；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大大超过前人；重民、爱民也胜过前人。所有这些都和爱国思想有密切联系。

　　屈原爱国思想的精髓是“美政”思想。所谓“美政”，包括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政治主张主要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前句即孔子的“选贤与能”，属民本思想；后句属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的法治主张。“举贤授能”是针对当时楚国政权掌握在腐朽贵族手中的现实提出来的。贤能执政，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利国利民；加上厉行法治，革除弊政，“兴国”就有希望。至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即上文所说由楚国完成统一大业。《离骚》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理想。

　　“举贤授能”是实施“美政”和民本思想的前提和关键，必然遭到当权小人的阻挠。屈原对嫉贤妒能，祸国殃民的小人，不断地进行口诛笔伐。

　　民本思想产生于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屈原对人民力量的认识比前人更深、更充分。《离骚》“瞻前而顾后兮”四句全然抛开了“天命”，纯粹从历史规律看问题，强调要注意人民的是非标准和民心向背。这在民本思想发展史上是一次飞跃。充分认识人民的力量，就会更加重民、爱民。孟子所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中，人民是核心，是立国的根本，这是理性认识。屈原的爱民，除理性认识外还有深厚的感情。他关心人民疾苦，十分同情人民，在他的作品中常有情不自禁的流露。在楚国由盛转衰，人民多灾多难的年代，屈原对祖国和人民爱得极深，大大超过了前人。屈原的爱国与爱民大都相伴相随，仅此一点也能说明屈原的爱国思想与民本思想是血肉相连的。

屈《骚》与神话思维提要

甘肃教育学院　郭外岑

　　刘勰在评屈《骚》时首称之为“奇文”，并接着写道：“气往轹古，词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确实，一篇《离骚》曾震惊过多少千古辞人，却始终无人能够超越，奥妙究竟何在呢？就其最根本的一点说，当与荆楚浓厚的巫文化之浸染，因而造成的神话思维模式关系密切，而这正是后世人们所难以重复的。

　　首先，荆楚之地历来“信鬼神，重淫祀”，有着悠久的巫祭神话传统，屈原生于斯而长于斯便不能不受其沉溺浸染。其次，屈原本有浓厚的巫学修养，即使不是大巫亦是郢中巫学大师（张正明说）。从作品中描写来看，自谓“纷吾既有此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云云，即很有点象作为宗教领袖的巫师形象。从个人修养说，他既博览群书、详悉掌故、擅长辞领；又深谙巫学、善作神游、通晓祭仪，颇具大巫的学识和风采。又其作品中所写神话资料之丰富，说明他不仅熟知原生形态的神话，往往与中原经书所载者不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当是神话学之大师。从其在楚廷之任职来看，他是掌管屈、景、昭三大宗族事务的三闾大夫，既主持宗教祭礼，又通晓典章制度，当是能够“通神”即秉赋特异才能的“神授”祭师，其地位当与曾为楚宗教与精神领袖的观射父相当。总之，他深深孕育胎息于这片巫术神话的肥沃土土壤之中，故能成就其“惊才风逸，壮场烟高，金相玉式，艳溢辎毫”的空前绝后之作。

　　屈赋约可分三类：一是《天问》，其特殊价值当在于直接来自流传在人民口头的原生形态神话所作搜集整理。他不是以哲学家、历史学家或政治家的眼光看待神话，而是以具有深厚巫学修养的特定诗人心态来感受和审视它，故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九歌》，这是在民间巫祭乐歌基础上的艺术雅化。原始《九歌》当充满粗野猥亵的内容（如《离骚》中写到的），由此即可推知当时民间巫祭乐歌的情形。屈原嫌“其词鄙陋”（王逸语）遂感而作《九歌》，但原先那种粗鄙的“性”内容不见了，而代之以缠绵悱恻、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使初始形态的巫歌生活化、人情化了，大大丰富了人间内容。但却仍保留着原始祭歌的淫艳特色，故而造成“惊采绝艳”的独特艺术美，成为一种历史典范。三是《离骚》（以及《九章》等），就其艺术成就来看，或者可认为其他作品都不过是创作《离骚》的准备，故而才有那种熔铸古今、囊束括万有的博大与成熟。

由《离骚》看屈原的神话观

新疆大学中文系　王开元

　　屈原在《离骚》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本文即试图通过分析屈原在运用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时的不同态度，来探讨其神话观。

　　一、历史传说用于叙述现实神话故事用于现表幻想

　　《离骚》中的历史传说，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向重华陈辞”与巫咸占辞两段。向重华陈辞所引的启、五子、羿、浞、浇、夏桀、后辛、汤禹等，均是为了佐证诗人坚信“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的信念。巫咸占辞所引的汤禹、伊尹、皋陶、傅说、武丁、吕望、周文、宁戚、齐桓等，都是为了表现诗人内心的矛盾。神话故事比较集中表现在五次浮游求女与诗歌最后的升天远游。两处涉及一系列神话故事中的神灵、动物、植物、地名，如：羲和、望舒、飞廉、雷师、帝阍、丰隆、蹇修、有女戎之佚女、西皇、玉虬、鸾皇、鸩鸟、雄鸠、飞龙、扶桑、若木、琼枝、琼糜、苍梧、县圃、崦嵫、咸池、白水、阆风、穷石、洧盘、昆仑、天津、流沙、赤水等等，这些全是为了表现诗人幻想中的境界。

　　二、尊重历史传说、蔑视神话故事

　　《离骚》中的历史传说，一般都能保持原貌，不加改动，如“桀纣之猖披”、“汤禹俨而祗敬”、“周论道而莫差”、武丁用傅说而不疑，吕望遭周文而得举，齐桓闻宁戚之讴歌等等。而《离骚》神话故事中的神灵、神物，诗人则可从随意驱使，如“令羲和弭节”，“令丰隆乘云”、“令鸩为媒”、“诏西皇使涉余”等。甚至加以谴责，如责“纬纟画其难迁”、“虽信美而无礼”，责帝阍“依阊阖而望余”等。

　　三、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相互转化

　　《离骚》中尚有一些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的相互转化。将神话传说转为历史的，如“帝高阳之苗裔”、“彼尧舜之耿介”、“就重华而陈辞”等。将历史传说转为神话故事的，如：“启九辩与九歌”、“羿淫游以佚畋”、“及少康之未家，留有虞之二姚”。甚至虚构神话：如：“令蹇修以为理”、“令鸩以为媒”、“溘吾游此春宫”等。这说明屈原当时对于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并无明确界定，他既是将神话历史化的人，又是将历史事实神话化的人。

　　四、屈原的神话观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见屈原并未能清楚地将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予以区分，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已认为历史传说具有真实性，不可随意变动。而神话故事则是前人虚拟幻想的产物，并非真实的存在，可以随意对其进行加工改造。而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都可作为诗人抒情写意的材料。

论宋玉《九辩》的阴柔美及其对中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

广西师范学院　韦琴琴

　　本文从政治、个性、心理三个方面分析宋玉赋的三个特征：阴柔、微辞和艳情。宋玉是中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开创者，感伤主义始于宋玉的《九辩》，并发展为一种感伤主义文学传统。宋玉政治失意，仕途坎坷，怀才不遇，感时伤怀，自怜自艾，凄愁哀怨，在《九辩》中以凄怨堪称独绝，形成一种悲愁、阴柔的性情文学。宋玉个性柔弱，微辞讽谏，其赋具有表意言辞委婉的特点，运用语言的艺术十分高超。宋玉的女性意识、自怜心态使其赋在描写女性题材方面以构思绮美、言辞华艳著称，成了文人艳情文学的百代祖。宋玉其人其文在中下层文人中具有类型性。

　　一、《九辩》的感伤主义阴柔美。宋玉的代表作是《九辩》，是为“悯惜其师忠而放逐”而作。其特征是以“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为诗的基本主题，宋玉借“悲秋”来抒发这一感慨，他的多愁善感的个性也体现在文中。从此，“宋玉悲秋”就成为一种性情的代名词。《九辩》感伤的基调与“悲秋”的意境，是情与景的交融构成的阴柔美，它具有感伤主义的特征，有别于西方的崇高，不是壮烈可怖，而是哀怨痛惜。宋玉用“悲秋”的独特方式来抒写失职贫士的哀怨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悲慨，从而较好地体现了寒士爱国、正直又软弱、自怜的个性心态。多愁善感，感时伤怀，哀叹人生多艰就形成中国寒士文学的一种阴柔美的特色。

　　二、微辞托讽是个性的体现。“微辞”讽谏体现了宋玉谨小慎微，不敢得罪人的柔弱个性。宋玉关心国运，但出身低微，任文学侍臣，面对楚王的威势，不敢直谏，只能用曲谏的方式劝讽楚王。在《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赋中，宋玉隐含不露地婉言劝谏，这样既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又能使国君乐于接受意见，同时又表现了他运用语言的高超技能。在《九辩》中，宋玉也只是“微辞”表示自己的哀怨，没有屈原那种“九死未悔”的坚强。这种复杂的人格心态，在古代中下层寒士文人中是具有类型性的。宋玉的赋，微辞谲谏，婉而多讽，表意似江流九回，叶舞秋风，形成一种委婉的传统语言风格。

　　三、移情女性的柔美绮思。由文人独立创作的艳赋之作，始于宋玉，以他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为代表。宋玉对女性的依恋心理，也许是人性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自怜情绪所致。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宋玉遭遇冷落；在文学的女性世界里，宋玉是受众人欢迎的才子。这种精神上的胜利，使宋玉失意的心理似乎得到暂时的奇特的微妙平衡。这种移情女性现象的开端，便是宋玉。此后，历代文人莫不如影随形仿效传承，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文人行为和创作的一个共象，当锐意进取，大济天下的雄心受挫折打击时，就转向女性世界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视女性为知音，充满敬意地塑造柔美动人的女性形象，他们的这类作品也总是富有生命力。宋玉的赋哀愁、凄怨、婉柔、华艳，他的哀愁凄怨，主要为感慨个人境遇的困顿和由此引起对昏暗政局的不满，以《九辩》为最典型。他的婉柔华艳，是爱慕女性的心理意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具体反映，表现在抒写以女性为主体的恋情绮思，形式华美。对女性作专题描写方面，宋玉是艳情文学的祖师。

　　四、《九辩》的阴柔美对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

　　《九辩》的阴柔美具有三个特征：感伤哀愁、微辞凄怨、绮美婉柔，以凄怨为独绝。《九辩》感时伤怀，开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之风，是感伤文学的源头作品，影响及其深远。此后，感时伤怀，哀叹人生多艰之作，都可视为感伤主义文学。每逢适宜的政治气候，感伤思绪便出现在中下层文人的作品中，形成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

　　自宋玉作《九辩》以来，感伤文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内容与形式都有发展和变化。感伤文学发展的大体轨迹是：内容上，感伤个人境遇——感伤人生——感伤整个时代社会。形式上，从虚泛抽象的描述——带有人生哲理意味的议论——全面而具体地展现整个社会悲剧空泛悲凉色彩的大写意。这些发展变化反映了失意知识分子对现实感受的逐步深化，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社会人生，对现实社会有了更为清醒、理智、深刻的认识。

　　感伤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概括起来有几个特点：（一）感伤文学一般是出现在封建王朝处于衰颓时期的政治大环境中。（二）感伤文学作家的主体对象是古代中下层文人寒士。（三）作者个人遭遇坎坷，怀才不遇，感时伤怀，自怜哀怨，愤懑社会，不平则鸣。（四）描写女性的题材占作品一定比例，文辞绮美，文学性强。（五）感伤文学延续性很长，世代因袭，构成一个具有类型性的文学群体。总而言之，宋玉作《九辩》以来，感伤主义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中国文学有相当一部分是感伤文学，宋玉可说是中国感伤文学的创始人。宋玉赋的阴柔美已发展为一种特色文学，他对女性文学的兴起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楚辞》的特殊语句像苗语

中央民族大学　曹翠云

　　《楚辞》中有些特殊语句，前辈专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对“芳菲菲”的解释：或曰“三字词”；或曰“形容词”；或曰“副词”；或曰“芳”修饰“菲菲”；或曰“菲菲”修饰“芳”等。我们在研究苗语时，发现苗语动词和形容词大都能后带单音特别是双音节的修饰成分。如：

　　ma2 tho1 噼噼地拍打；co7 ki1li1 红艳艳的；

　　拍　拍声　　　　　　　红　桃红状

　　上面是苗语谓词(即动词或形容词)有后带单或双音节的情况，如果动作有连续活动时，还可用重叠后面的音节来表示。如：ma2拍打tho1 tho1 tho1 tho1…连续拍打声是“不断地连续拍打”：如果是及物动词或能后带名词的形容词，它们与后带音节之间还能插入名词(或代词)等。如：

　　ma2 ta2 tho1 tho1 噼噼地拍打桌子；co7 man4 ki1li1 脸色红艳艳的

　　拍　桌子　拍声　　　　　　　　　　　红　脸　桃红状

　　可见苗语谓词后带的音节不是词尾，而是一类从后面修饰谓词、作后状语的词，它不同于副词和形容词，我们称之为“状词”，即苗语的ma2(拍)tho1(拍声)、co7(红)ki1li1(桃红状)…是中状词组。

　　对照《楚辞》的“芳”：香；“菲菲”：香气盛貌。它们是两个涵义相关的词，是“菲菲”从后面修饰前面的“芳”，意思是“浓郁的芳香”。这和苗语的中状词组十分相像，我们也称之为“中状词组”，而不是“三字词”。这样，《楚辞》中其它类似的特殊词语(如： 屯郁邑、斑陆离、纷郁郁、惨郁郁、愁郁郁、杳冥冥……)，有的也可以拆开用(如：“杳冥冥”也可说“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 穴之所居。”)说明也是两个词，都可按中状词组解释。

　　此外，《楚辞》中还有“鸣玉鸾之啾啾”等特殊语句，前辈专家也众说纷纭。我们对照苗语ti1 l 1 ni 4 xhi1 tan4 tan4 堂堂地敲打一面新鼓。

　　敲打 面 鼓 新 敲打声

　　谓词ti1(敲打)与后状语tan4 tan4(敲打声)之间可插入词组l 1(面)ni 4(鼓)xhi1(新)，说明“鸣玉鸾之啾啾”与上句苗语的格式又十分相似，仅多一个“之”字，而这个“之”字正好是古汉语带后状语或后定语的标志。这又可以按同一格式解释其它难句：

　　鸣玉鸾之啾啾(啾啾地鸣起了玉制的鸾铃)

　　高余冠之岌岌(把我的帽子戴得高高的)

　　上面是谓词带后状语，与此相似的还有名词带后定语，共同作谓词的宾语。如：

　　索胡绳之 丽 丽(搓着长而下垂的胡绳香草)

　　陟升皇之赫戏兮(登上明亮的朝阳)

　　总之，我们研究苗语，发现《楚辞》中有些特殊语句像苗语，首次找到了解释这些特殊语句的两个办法，这就不会众说纷纭了。

屈原作品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　黄中模

　　屈原作品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是甚幺呢？是古今楚辞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现特重新研究如下：

　　屈原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25篇。即〈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远游〉、〈卜居〉、〈渔父〉。其中的〈九歌〉是11篇，实际屈原作品为26篇。

　　其中除〈九章〉中的少数篇章如〈橘颂〉等是早年创作之外；其它多数作品皆为屈原遭谗见放之后的作品。

　　屈原作品思想内容上的突出成就：

　　第一，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敢于“怨上刺上”，把批判矛头指向楚王与群小，彻底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

　　第二，浓厚的悲剧气氛，鲜明的悲剧意识，敢于把人的美好的人生和理想毁灭给人看，体现了诗人具有的崇高美的感情，是屈原赋有别于北方文化，登上时代高峰的又一显着特色。

　　第三，屈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人的高贵品格，塑造了完美的人的艺术形象，宣告了在中国文学史上自觉的人的文学诞生，体现了当时以三峡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由“天人合一”思想向人神分离的人的自我觉醒阶段。这是中国文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鲜明标志。这在当时和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四，屈原作品生动形象地描写和歌颂了三峡及中国南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地方风物的伟大和壮丽。

　　屈原辞赋在艺术上的卓越贡献：

　　屈原辞赋的出现，南朝伟人的文学家刘勰称之为“奇文郁起”。何谓“奇文”？

　　这是因为它与北方的《诗三百》相比较，具有与之不同的“奇崛幻丽”的艺术风格。

　　第一，综合使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段与象征手法。

　　第二，是自觉使用想象奇。

　　第三，诗行错综复杂、语句参差多变奇。

　　屈原作品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

　　第一，不同的民族性，孕育出屈骚的民族根源。

　　第二，时代和地域民风的影响，是形成屈赋艺术风格的环境根源。

　　第三，屈原独特的思想和性格，是屈赋独特艺风格形成的个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