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至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研讨会论文提要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
北京大学 王枫
五四期间，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步发展的。国语运动与晚清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相衔接，此时致力于推动“国音”的公布和中小学的“国文”改“国语”；文学革命从胡适开始提出，到1917年《新青年》集团同人的讨论和尝试，重点在“文字工具”的革新。二者的工作都与以白话代文言的书面语变革有关。但在最早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发生联系，偏重也不相同。国语运动由教育部中一批职员发动，希望依赖官方力量，进行某些制度性改革，建设共同语；文学革命则借助舆论宣传和具体实践，要以白话的“活文学”打倒文言的“死文学”，随着论题的扩大，开始涉及应用文领域，与国语运动取得一致的方向。
1918年以后，《新青年》基本上全面改行白话，同时在人事方面，与国语研究会有所接触，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渐有合流之势，并由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口号。在名称上以“国语文学”替换“白话文学”，提高了新文学的书面语地位；而新文学的实绩，为“国语”提供了一批范本。
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新青年》集团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议案，要求在初等教育中改“国文读本”为“国语读本”，经教育部内“统一会”人士的成功运作，获得通过，双方的合作使得国语运动达到最主要目标。几年后中等教育也改“国文”为“国语”，新文学作品进入教材，白话初步具备成为书面语正式语体的可能。
白门柳：龚顾情缘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
南京大学 张宏生
龚鼎孳和钱谦益、吴伟业在清初齐名，号为“江左三大家”，但其文学成就却一直为论者所轻忽。近年有学者拈出龚氏23首“茧”字韵《金缕曲》，指出清初以龚氏等人为首发起的“秋水轩”唱和，用或悲慨苍凉、或郁懑哽咽、或自怨自艾的声音，合奏出易代乱离的一曲悲歌，为鼎革之际人们疏泄胸中块垒提供了一次机会，因而对清代初年的词风演进有着重要作用i，堪为有见之言。但前人评龚鼎孳词的价值，或谓“芊绵温丽” ii，或谓“词采精善” iii，均与“秋水轩唱和”诸作风格不侔，必然另有所指。
考龚鼎孳有《白门柳》、《绮忏》二词集，皆为早年之作。周亮工《尺牍新抄》载有龚氏《与纪伯紫书》四通，其一云：“弟仗芘布帆无恙，于中秋后一日抵都门矣。铜驼萧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胜林惭涧愧之甚。悔此小草困倍飘蓬，惟时咏‘京洛之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句，以此自忾惜耳。”其四者云：“赠弟一篇，推奖过至，附特进之咏，与五君而并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为不恨也。应酬小辍，当操土鼓以谢金镛。拙刻两种，拾渖《花间》，不免为大雅罪人。”iv《白门柳》、《绮忏》二集，多有绮语， “拾渖《花间》”云云，当即指此二种。龚鼎孳于顺治八年守制终，北上入都再赴清廷任职，是则此二集应作于顺治八年之前。
考察《白门柳》和《绮忏》二集，虽然都为艳词，但前者情调统一，脉络齐整，后者内容庞杂，唱酬尤多，可见龚氏析之为二，有其特定考虑。其中尤以《白门柳》的感情、体式和结构，在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今加以论列如次。
注：本文系与冯乾同学讨论合作而成。
i 参看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页114-122。
ii 彭孙遹：《金粟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725。
iii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同上书，页4038。
iv 周亮工：《尺牍新抄》（《丛书集成》本），卷9。
从士大夫到作家
上海大学 袁进
中国古代写作的主要承担者是士大夫，中国现代写作的主要承担者是作家，因此，从写作角色来看，从古代的士大夫到现代的作家就有一个转换。要考察这个转换，首先必须明确古代士大夫与现代作家有什么区别。从写作角色来看，古代士大夫与现代作家的区别主要有三条：一是古代士大夫有自己独特的身份确认，所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它以“内圣”即追求儒家理想人格为准则，“儒学”被称为“儒教”，大半也是由于它有这样的追求。现代作家虽然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却没有这样的身份确认。二是写作面对的对象不同，士大夫主要是为士大夫和帝王写作的，他的写作不面对普通老百姓；现代作家则是为公众写作的，有的作家也可能面向精英写作，但他们在面向精英写作的同时也面向公众，而且他们缺乏士大夫的身份确认，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他们与为普通百姓写作的作家的距离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么远。三是士大夫虽然写作，却未必一定以写作为职业，他们谋生有着多种选择；而现代作家则已经选择了写作为职业，他们依靠写作来谋生。显然，在这三条区别之中，第一条身份确认最为重要。
中国古代也有作家，他们为大众写作。元代士大夫与他们有合流倾向，出现了关汉卿、罗贯中等一批作家。明代“心学”崛起，出现思想解放，儒学个人化、平民化、人情化，士大夫讲学写作都有面向平民的。但是“心学”注重“内圣”，希望普通百姓成为“圣贤”，士大夫化。因此晚明的士大夫重视士大夫的身份确认，他们与为大众的作家依然是两种境界，难以合流。况且当时社会也缺乏职业作家的生存空间，士大夫难以转为作家。
晚明与晚清是两个时代，晚清是继承晚明的。但从思想解放的角度说：晚清在个性解放，在儒学的平民化，在注重情感，以“情”代“理”上，都不如晚明，没有达到晚明的高度。晚明也面临社会危机，士大夫设想的是改革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意识，来克服危机。晚明后期虽有“西学”的进入，虽有“经世致用”思潮萌发，但没有象晚清那样发展。从晚明的“心学”代“宋学”，到清初的“经学”代“心学”，其实都是儒家思想不断改革以适应形势的过程。由于士大夫身份意识没有销解，加上社会机制也没有发生重要变化，这时的士大夫很难变为作家。晚明的改革努力没有成功，清代在总结晚明经验教训时也摒弃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成果。当晚清面临社会危机时，士大夫采用实用主义的“经世致用”态度，避开儒家形而上的性理之学探讨，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使晚清开始时的思想解放没有达到晚明的水平，却有助于他们淡化士大夫的身份意识，接受西学；有助于他们转为职业知识分子，从而也转为作家。晚清的报刊出版为作家职业化提供了新的机制，都市化的城市也形成新的需求。面向公众的报刊比较符合士大夫的习惯趣味，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以报人为主体的职业作家就此崛起，他们与为大众创作的作家合流，构成新的作家，实现了从士大夫到作家的转换。但是，以报人为主体的新作家也带来了浮躁浅薄的缺陷。
性别与表述：从晚明至晚清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罗鹏（Carlos Rojas）
“胜看仇十洲百美图卷子真能绘花有影绘鸟有声。”
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曾经把李汝珍的晚清小说《镜花缘》与仇英（1505－1552）的绘画《汉宫春晓卷》相比较。虽然在表面上两个作品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在于都表述了许多“离家”的女性，然而在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们都体现了对女性表述法的反思。李汝珍几乎恰好在清朝灭亡一百年以前开始写作他的《镜花缘》，作品借用武则天的时代通过虚构的手法表现作者自己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忧虑。仇英的《汉宫春晓卷》是在明朝灭亡约一百年以前所画，同样是通过以汉朝为背景影射他对明末社会及艺术的关注。进一步来说，李汝珍与仇英在各自作品中都通过借用不同时代来影射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也恰好体现了女性与表述，以及女性及表述穿越时空的流通。
本文将用李汝珍唐代透视清朝，仇英汉代影射明朝的这种偶然的并列关系透视女性与表述在明末至清末这段时期的富有争议的关系。具体来讲，本文将讨论李汝珍和仇英的作品是如何同步地使用女性表述的描述来稳含他们对社会的其他关注，甚至两位作者本身也对他们所使用的这种影射策略所蕴涵的政治及文化后果作了间接的阐述。
黄周星想像的花园
Ellen Widmer, Wesleyan University
明进土黄周星（1611－1680）于明朝倾覆际，被迫自谋生路。他写作诸种文体，从为通谷说部撰评，到为雅士文集作序，以解燃眉之急。与此同时，写作也为黄氏提供了精神资源与寄托，而其明证，莫过于黄氏在想像的花园“将究园”所作的尝试。虽然早些时候，他已酝酿这一主题，但1674年付梓的《将究园记》，毕竟首创其功。次年，该作以传奇《人天乐》形式面世，“将究园”赋形为一个天庭之上的乌托邦乐园。不难想像，黄周星1680年自绝以尽忠，正将他本人超度到他梦里的花园。
黄周星的“将究园”之作，1696年再版于《昭代丛书》。黄氏之书，或可为《红楼梦》“大观园”的灵感之源。不管怎样，黄周星所吁求的想像的花园，作为心理学意义上的避难所，迷人地替代了黄氏本人在满清统治下日渐蹇促的生活。
如来佛的手掌心：试论明末耶稣会“证道故事” 裡的佛教色彩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李奭学
本文旨在探讨晚明耶稣会证道故事和佛教之间的关係。这种“关係”有部分是“自觉性”的模仿，有部分则是“不自知”的渗透。在“模仿”这方面，本文由譬喻类佛经的译体下手，检视某些明末证道故事的文体和语体，重点在“四字格”的分疏。至於“渗透”这方面，本文则回溯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所著《巴兰与约撒法》和某些耶稣会证道故事之间的渊源，重点在历史流变和文本分析。西方世界虽然以圣徒列传为《巴兰与约撒法》定位，这本书欲是一本地道的译作，其原本显然杂凑梵典而成，和本缘部佛经关係密切。本文最后则企图透过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一窥欧洲中世纪证道故事和梵籍汉藏中的譬喻故事的联係。
文化记忆的负担：晚清上海文人对晚明理想文人的建构
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叶凯蒂（Catherine Yeh）
对晚清而言，晚明成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晚明具有一种内在的悖论，即：这个在文化思想上成就斐然的时代，同时却标志着明代的危机和最终的灭亡。在清初历史学家看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晚清文人则对这一看法颇多争议。这一点在上海文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他们视自身为历史的重现。缘此，他们与晚明文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更是存在意义上的。在许多层面上，对于晚清而言，作为文化记忆的晚明是一种负担。
这篇论文将说细讨论上海文人对晚明的重建和他们采用的各个不同的策略，从而指出，早在租界建立之初，就存在着重建晚明文化模式的要求。这清楚地表现在新近形成的上海知识分子阶层面临的特殊困境中。上海租界的生存与创作环境使得晚明模式的建构困难重重，于是，相应的平行模式出现了。此处最好的例子是《红楼梦》的创作，开创了文化动作的一种新的疆域。与这种文化记忆的巅峰碰撞在于一些新文类的诞生。诸如从“自由谈”解放出来的小报。然而，即使在具有解构功能的小报中，文化记忆的力量依然存在。诚然，上海文人面临着特殊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同时又滋养着他们的文化记忆。这恰恰证明了文化记忆的强大力量和其带给文人的负担。
边界的重设：从“采生折割”到清末“反教话语”看中国医疗空间的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 杨念群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民间医疗空间的分布十分零散，并没有系统的制度化体系，西医的进入方式主要是靠传教士治疗上层士大夫而获得局部的承认。但这种渗透基本上对民间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而自从美国人伯驾（parker）在广州开设医院以来，西方的一套现代医学的空间制度开始强行切入中国基层社区，并逐步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特别是影响到了中国人对自身生活区域与外界关系的看法，从此中国人如果要想正常地生活，就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划定和想象这种空间的边界。因此，研究西医进入中国的过程，就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医疗现象，而是“社区史”研究的对象。
本文透过清代普通民众对“采生折割”现象的想象和官府对这一现象的处理，以及在处理清末教案中对这一想象的移植，来探讨近代中国人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对空间想象的变化过程。“采生折割”是清代发生在民间的一种通过残损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类似于巫术，所以一直为官方所严禁，《大清律例》中就设有多条律令处罚“采生折割”的行为，“采生折割”同样也为社区所不容。其中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近代教案的发生往往出现把教堂和医院一起焚烧的现象，因为传教士来华传教，往往会在教堂旁附设医院，而教堂作为一个封闭的陌生空间嵌入社区后，会引起中国人对其空间内涵的排斥性想象。比如中国人就会把教堂和医院看作进行“采生折割”的场所，教案中发生的许多诸如教士“剖腹挖心”，“奸取女红”的谣言，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异端现象的移植性想象。这种想象不但影响到了普通老百性对外国人的评价，而且也影响到了官方政策的调整，比如官府为了遏制谣言的蔓延，以便重新设计传统社区与教堂之间的边界，甚至要求把教堂周围设置育婴堂的权力收归清方，也就是通过把“陌生化空间”纳入传统社区的方式，来对抗西方空间的渗透，但这种模仿策略达到的效果显然适得其反，因为这样等于默认了教堂育婴诊病的合理性。从“反教话语”的转变也可看出同样的效果，原有的“反教语语”基本上来源于对“采生折割”的想象，比如早期反教揭贴中充斥着的各种对残害儿童行为的描写，所以对教堂及其相关系统如医院的认识完全是排斥性的。而后期“反教话语”如一些修女的回忆和控诉，其内容已悄悄发生了变化，即集中控诉教堂医院卫生条件的恶劣，并把儿童的死亡原因归结于此，这个话语显然与早期“采生折割”话语有重大区别，即已带有科学话语的性质，对空间的想象一旦为科学内涵所支配，实际上就肯定了教堂和相关系统作为传统社区之组成部分的合理性。
本文力求把对“反教话语”的变化和现代医疗制度建构的考察结合起来，详细探究空间的现代性转换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意义。
“借传修史”：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刘梦溪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蕴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虽然由于目盲体衰，整部书稿系经寅恪先生口授而由助手黄萱笔录整理而成，细按无一字不是作者所厘定，无一句不经过作者学养的浸润。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的出版，应了1962年先生说的“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那句极沉痛的话。
本文详尽探讨了此一大著作的学术精神、文化意蕴和文体意义，提出《别传》既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一代奇女子立传的传纪文学，又是借传修史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寅恪先生自创的一种新文体，特点是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如果说《论再生缘》是这种新文体的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文备众体的著述之典范。作者悬置的学术目标极高。但更辉煌的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他的学术目标达到了。《柳如是别传》的学术价值绝非一部寻常通史所能比拟。
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
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瓦格纳·鲁道夫（Rudolf Wagner）
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是申报馆发表的《瀛寰琐记》、《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1972－1876）。这些杂誌的设想读者是有较高文化修养、有闲、有多样兴趣的文人。同时申报馆在1876年又创办了《民报》，针对识字不多的民众。美查–––申报馆创始人，用这三种杂誌和《民报》以测探文化水准两极的市场。两个试验均不成功。他设想的文人的积极参与，大众的积极响应均只在世纪末得以实现。这三种杂誌所反映的只是太平战争恶梦后人们重建心理平衡，文人传统娱乐活动渐渐复苏和偶尔讨论神州大地惯有问题的文化气氛。在七十年代，国家面对危机的感觉以及文人应有反应还没有形成。在这个前提下一个杂誌的及时性与其独特性难以建立。
自从阿英在1957年短短地介绍了三种杂誌之后，新的研究不多。此文试图填补这个空缺，集中讨论杂誌建立的背景，参与杂誌的编辑、作者与读者，杂誌所涉及的问题与文体，发表期间的变革。
如食橄榄：十七世纪中国对男伶的文学消受
Sophie Volp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男伶作为一种奢移品，乃与精美陶瓷、书画、古铜器物一道，在文人士子间交换流通。人与物、个别的男伶与整个梨园，竟同时成为友朋同侪间的馈赠之物，或遗留后辈、进行买卖。男伶作为一种奢移品，其文化名声，取决于一套非常精密的有关欣赏的话语。譬如剧评家潘之恒，他在明末对表演艺术的专论，以及他对自己喜爱之伶人的回忆，终于汇编成册，题名《重订欣赏编》，付梓于1600至1640年间。这套关乎欣赏的话语，视男伶与梨园为社会区隔（distinction）的必然中介，其对老派绅衿人士与新兴商人阶层之间的协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论文查考的对象之一，是清初著名诗人陈维崧赠送十七世纪中叶的男伶徐紫云的若干诗作。这些诗作，表露了男伶作为一种奢移品，在精英士子当中甚为稀少的一个阶层中，或隐或显的流通方式。徐紫云（亦以云郎知名）与陈维崧有余桃断袖之情，达十七年之久。男伶云郎，本为诗人冒襄的家仆，而冒襄设在如皋的宅院，不啻一方辩难之所，供金陵放浪的文人躲避政治生活的无常。这些文士之间的书信往还，表白了他们对男伶云郎的钟爱，他们甚至将其说成是家室之友。不过在题献徐紫云的诗作中，紫云成为欣赏的对象和欲望的象征。这些诗人以诗歌的形式，上演着三角恋爱的好戏，并以此介入陈维崧与紫云之间的关系，宣称自己是陈维崧潜在的情敌。我对这些诗作的解读，关注的是这些诗人是如何运用同性恋话语，将自身认为陈维崧与冒襄圈子之一员。如果某人宣称自己对紫云的欲望是僭越式的，那么这是符合时尚的僭越，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僭越所带来的快感，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趣味，所以使这种欣赏别有特色。这些题献给紫云的诗作，形成了一种通货（currency），该通货不必受制于是否体味过紫云之表演的金本位制（gold standing）。这些诗作，有的创作于有紫云表演的宴饮场合，有的由那些只见过紫云画像的男性所写，还有的仅仅是读了有关紫云的诗作，便有感应和。
本论文还将查考冒襄将紫云作为礼物，赠送给陈维崧的过程，我也会讨论更为抽象的交换，即男伶紫云的身体经由这些诗作暗地流传的方式。这些关乎渴慕和欲望的诗篇，也使我们可以勘察诗歌作为礼物而进行的交换，是怎样在陈维崧的圈子里，建立了一套情感联系地形学。
关于礼物，已有丰富的人类学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礼物的流通，如何创造了社会关系的网络。而另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论点，已经阐明了礼物的流通，怎样创造了情感关系的途径。
秩序追求与末世恐惧：由弹词小说《四云亭》看晚清上海妇女的时代意识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胡晓真
上海在晚清开埠以后，受到商业与西洋文化的刺激，新的事物固然蜂拥而至，而某些原本属于旧社会的成份，竟也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骤然开始散发特异的光芒。弹词这种流行已久的曲艺，便於此时在上海得到新生命；而相关的文学创作形式如弹词小说，也同时发生连动，有了新的关怀方向与表现方式。与弹词文化关系深远的妇女，更在此时籍由弹词的形式，表达了异於以往的观念与情致。可以说，在晚清时期的上海，无论是作为弹词曲艺的演出者与消费者，或弹词小说的创作者与阅读者，女性都展现了不同的风姿，也成为晚清的时代表徵之一。本文拟以上海兴起与弹词文化的关系出发，探查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以女性创作的弹词小说文本为分析重心，最后归结於晚清时期上海妇女的时代意识。
笔者选择以光绪时期上海女性所创作的弹词小说《四云亭》为例，试探女性在弹词小说的世界中，如何藉由文字与时代的变化发生互动，全文由财富观念的变迁、战争想像与暴力迷恋、末世恐惧与逃遁心理等层面，观察晚清上海的特殊文化社会环境以及女性的回应态度。变局与繁荣、战争与金钱，彼此交织，谱成了《四云亭》的富贵之图与神仙之梦。而作者在小说中对政府无能、官员贪劣的指控，以及对民怨、民乱既饱富同情又极度恐惧的心情，在在指向她本人的历史认知、现实经历，以及政治态度，也指陈了晚清女性在各种新兴潮流影响下，其观念与视野出现的重大变化。
租界，青楼与“现代性”症候：阅读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王晓珏
1892年，韩邦庆（1856－1894）创辨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并于其上连载他本人创作的小说《海上花列传》。1894年成书出版。此书详尽地描述了清末繁盛于上海租界的青楼生活，尽管从未成为畅销书，却受到许多批评人士之赞誉。但是，相对以“张园”为中心的上半部小说，以“一笠园”之“名士名园”为重心的下半部作品，却被视为小说的败笔所在。如何处理小说结构和主题上出现的断裂和内在矛盾，是这篇论文的中心所在。通过对小说结构以及主题上呈观出的异质性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小说现代性之所在。
本文将在三个层面上对《海上花列传》进行解读，从而考察小说和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出的现代症候。首先探讨的是上海租界的现代都市发展与租界青楼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将考虑，在租界的现代城市语境中，这些身居青楼的“红颜祸水”（femme fatale）如何界定新的女性空间。新的女性空间的探求，在对抗传统家庭道德伦理的同时，又对其加以肯定和巩固。最后，通过对小说前后部分出现的结构和主题上的不一致的考察，本文审视在清末传统与现代文化与伦理观念混杂并存时期，作者如何糅合新旧价值，从而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