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至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研讨会论文提要
晚清侠义公案小说的身体想像：解读《三侠五义》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宋伟傑
《三侠五义》系列，作为晚清时期流行甚广的侠义公案小说之一种，无论原作与续作间的互文关系，即《三侠五义》（1879）以及两部续作《小五义》（1890）和《续小五义》（1890）所构成的叙事系列，还是主流学者的删改修订，即《三侠五义》经晚清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之手重编而成《七侠五义》（1889），皆暴露出民间传统/大众想像与统治阶层权力/主流话语之间借前朝故事，相互作用的结果。晚清内忧外患、众声喧哗、话语杂揉之际，侠义传统与公案传统的合流，堪称主流意识形态缝合作用的范例，也暴露出民间想像的局限性。
然而在朝廷护卫的身份下，江湖侠客的身体是否已全然被改造，并被成功结构到忠义框架与君臣伦理中？当侠客的身体偏离社会规范时，它是否真的沦为规训与惩罚的对象？身体的臣服（向心状态）与脱序（离心状态），一直是威权与逃避、监视与解困相互争斗的战场。当那些桀傲难驯的身体，屡屡从特定的社会文化空间游离之际，敏感的读者/听众又会如何解读？实际上，《三侠五义》中侠义之士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举措，怎可被国族秩序、忠义伦理完全限制？而侠客身体意义上每一次成功、失败、或者功败垂成的突围，在《三侠五义》貌似稳固的叙事框架与道德支撑当中，营造了一段又一段带有狂欢与叛逆意味的插曲。是侠客身体的臣服、顺从、不满、犯规、乃至僭越，提示出文本叙事规范乃至社会文化秩序的巩固、松动与倾覆。本论文即尝试从《三侠五义》中侠客身体的形象化、定型化与抽象化（侠客身体的非身体性）、侠客身体对社会/文化空间与秩序的或隐或显的僭越、忠义规范对侠客身体的监视、侠客身体的失控与放纵、侠客身体的个人性、社会性与“游戏的人”（晚清男性气质与民间想像的自足与缺憾）等层面，来解读《三侠五义》的叙事裂隙与身体想像。
清季女诗人薛绍徽与戊戌变法
南京大学/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 钱南秀
中外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一向重视不够，对妇女的参与与作用，尤其忽略。经过初步资料发掘，我发现中国妇女在戊戌时期的表现，积极自主、乐观向上，敢思考、有创见。远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懦弱被动，等待男性变法志士的启蒙与拯救。清季女诗人薛绍徽（1866－1911）便提供了一个极富魅力、极有意义的个案。
薛氏及其家人——其夫陈寿彭（1857－）、夫兄陈季同（1852－1905）、及季同的法国妻子赖妈懿–––––均积极参与了戊戌变法。尤其在创辨中国第一个女学会、第一所女学堂、和第一份女子刊物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变法失败后，薛和丈夫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编辑报纸。所作四百余首古典诗词堪称变法新政编年史。其关怀涵盖之深广，古今女诗人无出其右。与同代男性诗人相比，亦为佼佼者。薛氏於诗词工力深厚，且每每改旧律，创新声，以反映中西古今交流冲突过程中的急速变革，和女诗人自身对现宝的敏锐反映，及由引引发的复杂情感、深入思索。她敢于直言，发论常与其时变法领袖康、梁相左，和寿彭更时有争论。这些都如实记载在她的诗词论著中，为我们研究戊戌时期的两性关系，提供了可贵资料。
薛氏诗词在描述历史变革同时，亦反映了以自身为代表的“新女性”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质。她们既果敢热烈，又深沉多思；既脚踏实地，又富于想象；既恪守传统，又眼光开阔。她们是贤妻良母孝女，又将自身对家庭的责任延展为对整个民族国家的教化长育与呵护。为达到这一目的，她们对古今中外的知识价值选择梳理，而形成其自身的独特系统。既打破了对妇女的传统禁锢，又不同於其时士大夫，易从直接导因论成败，以武力高下论优劣，因鸦片战争以来五十年国耻，全盘否定中国五千年传统，一切以西法为准则。
本论文欲从薛氏诗词入手，研究其生平、著作、及家族史。俾重新考察中国近代史，了解中国知识阶层，尤其是知识妇女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她们为变革民族、国家、和自我所作的努力，艰苦卓绝，欲不幸被遗忘太久。
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中国短篇小说1906－1916
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
短篇小说是十八世纪前中国文学的主要文学样式之一，十八世纪以来渐趋式微。1906至1916间，短篇小说再次崛起。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界对短篇小说的复兴作了种种解释，这些解释大多强调职业小说家与二十世纪转捩期迅速发展的上海出版业（如：林培瑞1981，陈平原 1989，袁进1993，于润琦1997）以及对欧美短篇小说作品大量的翻译介绍之间的联系（如：陈平原1989）。这些解释就其本身而言是很有说服力的。美中不足的是，对十年间短篇小说艺术造诣的源泉，即作者的创造力，涉及不多。
因而，本文的宗旨即在探讨小说创作（poiesis）因摆脱对作品与现实关系的狭隘界定的束缚所产生的活力。我注意到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周趠（鲁迅），叶圣陶，徐枕亚，苏曼殊，周瘦鹃，包天笑等，在作品中常常倾心于摹写某一种心态而不是着重于结撰故事情节；这是对晚明话本小说和晚清章回小说关注情节的逆转（对于这个逆转现象本文将作进一步的阐释）。这一观察对我有很大启发。
本文还将讨论晚清时萌发的新文学史观及其倡导者，黄人，王国维，徐念慈。尤其是黄人，是文学观革新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他主张摒弃涵容所有文学样式的传统“文”的观念，接受西方“美文学”（belles lettres）文学观，即文学作品的主要关照是美或情感因素（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促成短篇小说创作繁荣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文学艺术创造理论的发达（见1910至1919年间周树人[鲁迅]，管达如，吕思勉的有关论述），新的创造观包涵了小说世界的虚构性，即小说世界发源于作家的艺术想象力的见解。
在有才华的作家的笔下，新文学观，创造观自然而然会引向崭新的小说世界的建构：作家一经摆脱陈腐的美学规范的桎梏便能自由地营造自己的作品，创造自己的个人的象征符号，重新组建时空秩序，展现自己的文学风格。从1906年到1916年十年间涌现的大量作品中，我选择了一个晚清作品，四个民初作品作为参照，以分析介绍吴沃尧，鲁迅，叶圣陶，周瘦鹃，叶心一等重要作家的创作方法。
城市的个性：晚明“西湖小说”及其源流——兼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地域性
北京大学 刘勇强
白话小说的地域性可以唤起受众的亲切感和现场感，并成为其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见证。西湖小说就是这样一个创作群。所谓西湖小说，指的是产生于杭州，又以西湖为背景的小说。西湖小说的大量涌现，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古代小说的嬗变轨迹。同时，由于杭州独特的城市个性，小说对它的描写也反映出作家对城市生活认识的角度和程度，而这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过程中，也具有特殊意义。
本文首先分析了以城市为依托的地域性之形成与嬗变。北宋都城东京是地域性在白话小说中最早的体现。杭州在小说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纵观西湖小说的创作，宋代已形成规模，晚明达到高潮，到清康乾时期犹有可观。清中叶后不再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出现。这基本上与白话小说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与杭州经济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也有关。此外，南京、苏州、扬州等地的小说创作也值得关注。至上海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心，作为地域的小说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论文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湖小说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基础。杭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西湖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西湖又有大量的地方文献，为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实际上，杭州浓郁的文化特点不只表现在书面文献上，也是散布于街头巷尾、流荡在湖光山色间的一种传统氛围。小说家在选材时很自然地受了当地文化背景的影响。不但如此，西湖小说的发展似乎又与西湖的兴废联系在一起。而思想观念的影响也很重要，总的来说，文人对城市面貌的关注很少有超过对人文景观的关注。
论文第三部分具体讨论了西湖小说的世俗性和文人性。杭州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中具有突出的个性。一面是市列罗绮竞豪奢的商业气息，一面是山水烟霞、诗酒风流的文化氛围。这双重性格都体现到了小说中。
西湖小说世俗化的特点与城市生活密不可分。从题材上看，往往为市民所津津乐道；具体描写中，也反映了当地人的生活观念、文化心理和风俗特点；方言的运用在西湖小说中非常普遍；最主要的当然是思想观念中的趋俗。与此同时，西湖小说又带有鲜明的文人色彩。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西湖小说的世俗性似乎呈减弱的趋势，而文人色彩却不断强化。这主要表现在对西湖山水风景的颂扬，成为有关作品共同的倾向；而历史题材也更受重视，小说家热衷描写与杭州有关的历史人物；艺术方面，小说专集往往有统一的构思，作品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与艺术联系；作家的主体性更为鲜明；不少作品情节淡化，结构也比较松散。
在西湖小说中，世俗性与文人性并不是矛盾的。这同样与杭州的城市个性分不开。杭州繁荣的城市与西湖的自然风光相互衬托和补充，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小说家因而避免了在城市与山林中艰难取舍的尴尬。但这也使得本来源于市井的通俗小说逐渐淡化了其自身的特点，城市的本性未被充分揭示出来。
论文第四部分探讨了西湖作为小说的场景的叙事意义。中国古代小说家总是利用故事发生的“实际场所”作为情节展开的舞台，真实的场景与虚构的故事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场景有时就是地域性最集中的体现。例如以东京为大背景的话本常见的场景樊楼、灯市、相国寺、金明池等，市井色彩非常鲜明。宋元话本中的“西湖小说”也颇有一些是以市井社会作为故事场景的。但后来，西湖更多的成为小说家衷爱的场景，隐约表现出不同的观念意识。
从小说的叙述上看，场景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比如不少作品即以清明郊游作为情节的开端，在几近俗套的场景中，男子的艳遇得以顺势展开。与此相类似，寺庙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而由于寺庙本身的象征性，它作为场景的意义主要被用来收束情节。虽然场景是客观的存在，但作为小说形象世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小说家也往往能将场景能动化，调动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使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或与整个形象世界的意义相吻合。
总之，没有任何城市像杭州那样，在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如此全面、持久和鲜明地表现。但杭州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优美的自然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杭州市井的世俗气息，并遮蔽了小说家审视城市社会新动向的眼光。在西湖小说中虽然也能看到城市生活特有的情景，但它们几乎是与其他描写毫无差异地自然呈现出来的。城市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实体在中国小说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还是从晚清开始的。
正史与外史：解读《儒林外史》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商伟
《儒林外史》自称外史，并在明代的历史框架中展开叙述。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外史泛指小说，而以前朝为背景则是因袭小说的惯例。但是，闲齐老人的序文说：“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认为《儒林外史》在正史之外自成外史，是吴敬梓有意为之。序文作者身份不详（一说闲齐老人即吴敬梓本人），然而将该序系於1736年初，官方的《明史》甫成之际，可谓用心良苦。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并非吴敬梓如何藉明史框架论述时代经验或以小说家笔法重写历史，也不是《儒林外史》叙述的文体问题。我所感兴趣的是《儒林外史》如何通过叙述的形式对正史的历史范式及其社会功能提出质疑。儒家社会的象征秩序以历史为其内容，经由叙述而构成指导行为的规范和阐释世界的依据。它的有效性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规范性与实践性，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同一性的假定。本文通过娄公子，萧云仙，王玉辉，匡超人等情节揭示《儒林外史》如何动摇了儒家象征秩序的基础。在娄公子的故事系列中，沉浸在历史文本世界中的两位公子屡经唐吉诃德式的寻贤历险；他们的故事是对书本的可靠性的测试。在这个意义上，《儒林外史》确乎拓展了一个正史之外的世界。在这个外史的世界里，经典的宏大叙事已经无法被翻译成现实，它的语言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和自我再生产的符号系统，而它的叙述，借用小说人物描述八股文的话，则是“代圣贤立言，”即所谓“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丧失了对行为的约束力。本文最后指出，正是通过对正史宏大叙述的瓦解和颠覆，《儒林外史》界定了外史叙述的基本属性。
小说评点与晚明出版业
北京广播学院 白岚玲
首先，本文所论之小说评点，兼及文言小说及通俗小说之评点；其次，晚明出版业总体上可分官方、私家、书坊三大体系，本文所论以最具有产业规模的书坊出版业为主；另外，由于书坊往往集编辑、印刻、发行为一身，所以本文所论之出版业亦涉及此多个方面。
小说评点始自南宋末年刘辰翁《世说新语》评点，但直到晚明才形成一时之风气。小说评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评点以注音释字为主、同时对人物情节发表简单评说；后来注音释义退居次要地位，评点不仅论及作品内容，更揭示其艺术技巧，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这一变迁在晚明实现。
明代经济发展、出版业繁荣为小说评点兴盛提供了前提。
明代出版税的免除、造纸业的发达、印刷术的提高、图书成本的低廉、举子士人及市民阶层形成的巨大图书市场等等因素使晚明出版业达到有史以来的极盛时期。书坊之间的激烈竞争使之市场意识、选题意识空前加强。于是，关乎举业的经史子集继续成为晚明出版物的主流，同时，“无关乎举业”但为市民心仪的“诸书杂传”尤其是小说在出版物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甚至一些书坊主人直接参与了小说的创作和加工。
书坊出版业发展竞争的结果不仅使图书种类大大增加，亦使图书形态发生变化，出现了多种带有晚明特色的图书促销手段，如泛滥的序文、精美的插图、套版的印刷，趣味盎然的评点，等等。其中，附有“诸名公批评圈点”的评点本的出现尤其值得注意。主要针对举子的诗文评点最早得到发展，后来渐浸于小说。小说评点由早期面对平民的注音释义型很快转变为既可向平民启蒙更可被文人把玩的情文兼及型，并在形态、内容诸方面明显体现出诗文评点影响之痕迹。
由于书坊出版业射利为上，故往往缺乏应有的严谨态度。小说评点中，伪托古本、伪托名人序言乃至伪托名人评点成为晚明相当普遍的现象。
明代文人思想观念转变、关注通俗小说甚至参与通俗小说评点，与书坊出版业大量刊刻小说并推出小说评点本这两种现象在晚明同时存在。书商的自评与文人的评点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书商自评包括了书商假托名人的评点；而文人评点自身也体现出不同的特色，这可分别以冯梦龙和金圣叹为代表。通过两小说评点异同之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评点发展之脉络。
尽管晚明过分商业化的书坊出版业使当时的小说评点乃至今天的小说评点研究带来了诸多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出版业的繁荣导致了小说评点数量上的大量出现及质量上的全面提高，而小说评点的繁荣又促成了出版业的进一步兴盛。两者互生并存。因而，谈及中国小说批评、小说理论的进程，不可忽略晚明出版业的重要作用。
重建社会与思想秩序的尝试：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考据学的转向
清华大学 葛兆光
在清代考据学失去了有问题意识的学术取向后，本来怀有某种自觉的考证变成了没有任何意图的考证，琐碎的、繁琐的、没有目的和没有判断的考据学，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导致了知识与思想的分离，使知识失去了思想性的追求，而思想也失去了知识支持。特别是，当被标榜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分道扬镳，各自固执地标榜“考据”和“义理”之后，这种分裂就日益造成了对思想和学术的伤害。但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的一部分考据学家中，借用知识表达思想的有意识的尝试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那些处在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中感到压抑的考据家，总是不甘心停留在具体历史问题的考证中，也总是希望用自己的考据知识对社会与思想秩序的合理性进行重新审查。本文指出，这种重新审查是在两方面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的：一方面，他们的途径是用文字溯源的方法来清理一些概念的历史，一方面，他们又在试图寻找一些“通例”，重新审查思想的根本依据，以确立一种思考的正确途径。这里面可以看到传统学术方法的延续，也可以看到受到西洋新知的刺激。一旦考据被置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和追求目标，这时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便不再是所谓的“饾饤琐细、支离破碎”的文献考据，天文、历法、步算之学，也不再是为权力论证合法性的数术知识，而是一种通过关键语词（Keyword）的重新诠释、通过一般法则（universal principle）的重新建立，以清理社会与思想秩序的大学问。特别是，当这种经由考据的知识揭发了支持政治秩序和支配社会生活的“理”被建构的历史，试图重新确立常识与规则的理性，当这种通过考证寻找知识判断的一般法则，试图重新确立一种精确的原则和尺度，这个时候，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已经隐隐约约地表现出了后来被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的意味。尽管他们寻找到的“礼”和“数”未必能够真的重新清理社会与思想秩序，尽管学术史和思想史中这种“在传统内部变”的进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延续下去，但是它却是一种历史记忆，常常被后人呼唤出来，作为现代社会和思想的资源。
俞樾的文艺观
日本京都大学 金文京
俞樾（1821－1906）一般被称为清朝考证学的最后一个大师。不过，他另一方面非常爱好白话小说，为世人较为罕知。他爱读当时的流行小说《三侠五义》之余，竟然亲手加以改订且用本名写序，公诸江湖。做为当过翰林的高级文人来说，此举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他的《茶香室丛钞》、《小浮梅闲话》等笔记中，也可找到有关白话小说的大量评论，且其内容多半对白话小说以及相关的说唱文学予以肯定，他甚至也阅读过西方的翻译小说。他对通俗文学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在当时保守派的文人当中颇为突出，以致连他的学生章炳麟对乃师这一方面的活动不无微辞。这固然是和他个人的博学，且兴趣广泛、思想较为开朗有关。不过其中也不难看出晚清一期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反映。本文先探讨俞樾对通俗小说的看法及其个人、时代背景，藉此要指出中国在没有接受以小说为主的西方文学观以前，自有其固有的文学观的发展演变过程，使之能够顺利适应新来的外来思想，在西方冲击之前与之后之间，其实并没有世人所想像的鸿沟，却存在著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性。他的再传弟子中出了鲁迅，他自己的曾孙更有俞平伯，恐怕也不是偶然，可以说是晚清到民国之间文学思想藕断丝连的一个标志。
晚清宫廷戏考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幺书仪
乾隆时期和道光以后的清末，是清代宫廷演剧的两次高潮。
乾隆时期的南府、景山两大皇家剧团，规模宏大，演员众多，由宫内太监和民间演员两部分组成。民间演员从当时领导戏曲潮流的昆弋两腔的故乡入选，他们进入宫廷后与民间的联系便被隔断。宫内剧团组织管理采用封闭方式。此时的宫廷演剧职能，主要以完成各种庆典仪式为主，也向外国使臣展现帝国的辉煌，同时也提供皇室娱乐的需要。其剧目，由皇家指令编创，审查；以宫廷承应、宫廷大戏和昆弋两腔为主要部分。
自道光朝开始，宫廷演剧发生了全面的变化。此前庞大的皇家剧团全面瓦解，宫廷本身所属剧团已缺乏活力。代之而起的管理机构升平署，其职能逐渐向着挑选民间名优和著名戏班进宫承应供差的方面转变。到了光绪朝后期，民间名班的演出，已经成为清代宫廷演剧的主要构成。宫廷和民间戏剧演出的界限己渐趋模糊。
光绪时期的执政者西太后，是清代宫廷演剧第二次高潮的促成者。除庆典仪式外，演出活动主要为满足皇室，尤其是西太后等的消遣娱乐需求。而她本人强烈的表演欲，对戏剧变革和引入民间创造活力的支持，对宫廷演剧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出现皇家剧团、太监科班和民间戏班三方鼎立的竞争局面。
晚清宫廷演剧机构的组织管理也渐趋开放。进宫的民籍教习可以自愿决定去留；民间艺人和戏班演出后仍然回到民间。宫廷演剧和民间演剧处于流动状态。
在演出的剧种和剧目的选择和确定上，改变了乾隆时期以昆弋为正统，排斥乱弹的陈规，和对“经典”剧目的崇拜，向俗间求新求异的风尚靠拢，而推动了宫廷演剧上的昆乱易位。
西太后对“内廷供奉”实施了月俸和赏金结合的办法。月俸更多是表明一种荣誉，相对优厚的赏金则是经济利益的主要保证。名优与一般艺人收入的档次扩大，宫廷演出的组织也部分地引入商业运作机制。同时，某些艺人在宫廷受到的肯定，也促进了他们在演出市场上的声名和地位。
发现少年，想像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像
台湾大学 梅家玲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少年”的青春希望，“中国”的强盛进步，曾是晚清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思之念之的共同憧憬，如何以“少年”精神进行“中国”的改革再造，更催动无数近现代热血青年全力以赴，生死以之。回头过去，从维新到革命，从政治到文学，从想像到实践，各路少年取径虽殊，其於新中国新未来的殷勤打造，却是不约而同。由是，“少年中国”所召唤出的，遂不仅是中西政治文化交会下一时的少年激情，也是百余年以来，新中国辗转於救亡图存之道上的种种血泪沧桑。
落实在文学实践与国族/文化想像之中，这一轮述更因错综著现代性、启蒙思想与国族想像，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驳杂性格：基本上，标举“少年”以对抗传统文化所意喻的“老大”，以“中国”取代数千年居之不疑的“天下”，原就是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之重点，标识著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它所涉及的，一方面是时间观念与空间意识的重构：另方面，如何发现少年与怎样想像中国，又开展出启蒙与国族论述的思辩论域。然而，单一线性式时间观与全球化空间想像的成形，是否足以完整解释彼时“现代性”的各重复杂面向？老少新旧对立的表象之下，是否，以及如何，偷渡著青少年们对老大者欲拒还迎的欲望与焦虑？浮游於老少新旧中西内外盘结交错的繁杂领域之中，所谓的“少年”与“中国”，又该如何定义自我的主体性？
就晚清文化与文学研究而言，这些都是值得一再思辨的重要论题，经纬两端，彼此生发，对它们的研析，因此每有挂一漏万之处。然而，梁启超关乎“少年中国”的论述，却恰巧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讨论起点。
一九○○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公开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正式为“少年中国”相关论述张目，追本溯源，此说原未必肇始於梁启超，但在此之前，仅仅为时人朦胧的理念与憧憬，未尝具体形诸文字：梁的文章，则不唯从多方面的辩析“老大帝国”与“少年中国”的关系，更藉由多种鲜明的意象对比，热情洋溢地标举出其间的绝大差异，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如乳虎”，“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正是以“人之老少”喻拟“国之老少”，高度肯定“少年”的进取前瞻意义。而“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的赞辞，亦正是时人的共同憧憬，以之为讨论起点，适可见其理念基础。
再者，其后不久，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一九○二年创刊於横滨：创刊号中，梁除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小说理论外，另有自己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同时刊出，前此不久，《新民丛报》更早已刊载过梁亲自译述的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而这些，其实都可视为先前“少年中国”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比合而观，其间“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像”的辨证，逐更因文学实践与翻译政治论题介入，共同彩绘出彼时文化场域中的复杂动象，晚清文学/文化研究，亦得以此间显出较全面的观照视景。因此，以下便将由《少年中国说》开始，进而扩及梁在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其它相关论述，就前述问题展开讨论。
成为典范：渔洋诗作及诗论探微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
近年来有关文学经典（literary cannon）的论述俨然已成了西方文学批评的热点，主要因为人们已逐渐发现：一个文学典范的产生与其文化传统的特殊运作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例如，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在其《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中讨论了个别的伟大作家如何在持续的历史变化之中、逐渐被西方传统纳入正典，而终于在文学里得以永垂不朽的前因后果。布鲁姆的经典论实源自于他先前所提出的“影响的焦虑”一概念，他以为诗的历史就是诗的影响史，因为“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换言之，根据布鲁姆的理论，所有作者都是在前代作家的影响和压力下进行创新的。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再次强调后起的作家与前人竞争的现象；所谓“典范作家”就是在众多作家互相竞争之下最终被文学传统本身选出之杰出者。但必须指出的是，布鲁姆以为衡量正典的准则应当是纯艺术的，与政治无关，所以一个作家与前人的竞赛只是一种美学的竞赛。布鲁姆这个理论确实和目前许多文学批评家所持之观点不同，因而它也就引发了许多人的批评与攻击。尤其在目前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多数人认为名作家的产生与权力的运作息息相关。而且，作家本人不可能使自己成为经典作家，除了需要读者和评论家的支持以外，还同时受美学以外的因素之支配。总之，无论如何，今日有关正典的争论已把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野——那就是，不断对话、不断尝试，不断从各种不同角度来思考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之新视野。
由此，在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界里也出现了不少与经典论有关的新议题——例如，谁是影响文学方向的主导者？究竟是美学的考虑重要，还是外在的权力重要？在文学史里是由哪些人来建立文学准则的？哪些作者算是经典作家？怎样的人才是理想的先驱作家，能让后起的诗人不断地奉为典范、也能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怎样的文学才是富有原创性的文学，而能在文学的竞赛中获得优胜？有趣的是，以上这些听起来颇为“后现代”的议题其实早已是中国晚明时代各种诗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虞山派等诗派——不断辩论的主题了。可以说，晚明文人所面对的文学环境乃是一个充满了“影响的焦虑”的时代。他们的焦虑一方面来自于悠久文学传统的沉重压力，一方面也与当时文人喜欢各立门户、互相诋毁有关。其中各种诗派之争，犹如党争一般，其激烈的程度形同水火。著名现代学者周策纵就用“一察自好”一词来说明晚明的这种凡事只依自己之所好，而导致以偏盖全的尖锐的文学争论。晚明文坛的争论要点不外是：作诗应当以盛唐诗为标准，还是以宋诗为标准？诗之为道，应当本乎性情、还是本于学问？在门户之争的偏见之下，人人几乎都在肆力抨击其它派别的诗论，各个人都似乎在以偏取胜，俨然成了一股风潮。即使像钱谦益那样，本来企图“诗必盛唐”的一面倒的诗风（他四十岁以后开始学习宋元之诗，不再囿于盛唐大家），后来也变得十分偏激，反而助长了门户之见。怪不得黄宗羲不喜欢卷入唐、宋之争，他批评当时人“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髪出于性情”；他曾感慨地说，“但劝世人各做自己诗，切勿替他人争短争长。”
然而，入清以后（尤其是1680年代社会普遍走向承平之世以后）诗坛上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对文学正典的追求。如果说，晚明的诗风充满了许多热闹的门户之争的声浪，那么我们可以说，清初普遍表现了一种走向“正宗”诗风的倾向。而诗人王士祯（1634—1711）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奠定了他的经典作家的地位和基础。本文的大意在解说渔洋如何立志成为一个不朽的诗人与诗论家。他以为，才情只是起点，要能不断地努力搏斗才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传世的典范大家。所以，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充满了“影响的焦虑”、仍在病床上不断地编撰改写他的作品。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曾说：“影响焦虑压扁了小才，但却激发出正典之大才”，真可谓中肯之言。
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
河南大学 关爱和
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杂文体系中，文学的属性与本质特征缺乏严格的规定性，尤其是古代散文中的“古文”文体，其在广泛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载体时，情感的与非情感的因素，审美的与非审美的文字，交合杂糅，难以厘定。作为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承继者与殿军，从方苞到吴汝纶，桐城派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无不审时度势，着意寻找着最适应古文与古文家生存的理论，不断修正着对古文文体特质的认识，调整着古文与古文家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坐标位置，守望着古文的艺术壁垒。桐城派理论在理论上认识上的继承扬弃、吐故纳新，正符合文学流派“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发展规律。从方苞的“学行程朱、文章韩欧”的行身祈向，到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从方东树作者之文、致用之文的分辨到曾国藩围绕着文道关系的有关阐述，构成了桐城派对古文文体价值定位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体现出越来越为明显地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基本价值取向。桐城派在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的辩诘争讼中，其对古文学作中艺术性原则的注重，对古文表情达意过程中艺术与情感构成的强调，体现出由于自身生存需要和艺术直感所激发的文体自觉。这种由依附经学转而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文体自觉，充满着与杂文学体系剥离的痛苦，但却与五四时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而被国人所接受的文学重在表现人们情感和想像的观念不期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