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楼宇烈先生一席谈

　　古籍整理是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每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时代都肩负着延续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日前，笔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北大哲学系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楼宇烈先生。

　　问：楼先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这一机构是何时成立的？

　　楼：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最早是在五十年代由陈云同志提议成立的；1981年又是在陈云同志的提议下，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决议重新恢复小组的工作（1993年后改为今名）。

　　15年来，有关方面组织了许多古籍整理出版的大项目，如《全宋文》、《全宋诗》、《全明文》、《续修四库全书》等，可以说这1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最有成绩的时期。

　　问：古籍的整理与出版，是否也存在一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所带来的问题呢？

　　楼：是的，古籍整理研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简言之，一曰乱，二曰滥。

　　问：具体而言，您认为古籍整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楼：首先，一些宣传封建迷信的糟粕，也打着“开发古籍”的名义出版了；其次是古籍今译问题。对于宣扬封建迷信的古籍，应采取措施，禁止其出版；对于古籍今译，我认为意义不大。

　　现在，有的今译搞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明明不是全译的，亦堂而皇之地冠之以全译，炒来炒去，有些人靠今译热倒是赚了不少钱，而对于古籍阅读的普及，则收效甚微，甚至帮了倒忙。

　　古籍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今译则使读者感觉到古籍是外来的。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要求每个人都熟读古籍，一些基本的古籍必须通过原文去掌握，对于不能读懂古籍的读者，即使译成白话文也不会完全理解。普及工作可以通过简明的注释和内容的串讲去达到，而非今译！我认为根本解决的办法则是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加强阅读古籍能力的教学内容，使具有中小学文化水平的公民，都具有阅读一定范围之内的古籍的能力。

　　再次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技术手段问题。在整理和研究古籍方面，电脑的运用还不多，这些年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和高校古委会都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至今尚无成果性的东西。目前，许多古籍重排出版时，因为校对的问题出现的错误实在太多，有鉴于此，我认为大部分的古籍最好影印，这样可以少出一些错误，当然，那些经过校注整理的古籍是必须重排的，那就需要认真校对，不能急功近利，要知道书印错了，是要误人子弟的！

　　这里再顺便谈一下古籍版本使用的问题，现在文物古籍的割据状态十分严重，许多善本、古本极难借阅使用。

　　问：对于这些问题，您认为应怎样才能根本解决？

　　楼：很难。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并非国家一级行政机构，它只是作出规划，协调规划，组织整理研究队伍，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住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关。而乱、滥局面的控制应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来做。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尽自己的力量，正尝试着在自己的刊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组织对新出版的古籍进行评论，其成效如何，尚待时间的检验。

　　同时，古籍毫无疑问有文物的价值。但文物和古籍如果不在一定的范围内供人们研究和使用，那么它也就毫无价值；如果文物古籍管理机构的领导和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在这一点上能达到共识，那么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

原载于《北京日报》1995年5月15日“京华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