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谷经学思想研究

  “经学”是由考订、研究、传授、发明儒家所推崇的几部上古典籍而成立、发展起来的。相传孔子删定“六经”,即:《诗》、《书》、《易》、《礼》(《仪礼》)、《春秋》、《乐》,始有“经”目。先秦诸儒,如颜(渊)、曾(参)、(子)思、孟(轲)以及荀卿等,传授、发明“六经”思想,开“经学”之先河。至汉代,经学昌明,名家辈出,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学科——“经学”。

  自汉以后,经学形成了若干不同的学派,对此中国学术界有不同的划分和界定。最笼统的划分是所谓的“汉学”、“宋学”两大派,细分者则有四派之说,如认为:“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清)别为一派”。当代已故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认为上述两种分类都不尽妥善,因而提出了三派说,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和“宋学”[1] 。周先生的意见应当说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国经学演变特点的。关于这三派的学术特征,周先生概括说: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2]

  周先生的上述揭示,同时也道出了“经学”演变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密切

关系。“宋学”是宋代学者、思想家借助“经学”复兴儒学的产物,而“宋学”的形成又有力地推进了宋代复兴儒学、建立性理学的进程。被朱熹尊奉为理学先驱与奠基者的北宋五子,无一不以发明“六经”,特别是《易》理为己任,以为儒家天道性理之学就蕴藏在“六经”之中。因此,理学和“经学”是密不可分的。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尝言:“舍经学无理学”[3] 。尽管他心目中的经学是“古文学”经学,然理学离不开经学同样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宋明理学大家,大多也就是经学中“宋学”流派的大家。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理学理论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经学”发展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经”的范围由汉之宋是有变化的。概略言之,汉初因《乐》经已佚,故尊“五经”,设“五经博士”。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然其时又将《论语》同时刻石,故亦可视为“六经”。其后更增《孝经》为“七经”。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称“九经”,而文宗开成二年刊九经于石碑时(史称“开成石经”),又附以《论语》、《孝经》和《尔雅》,实已成“十二经”。五代蜀主孟昶刻“十一经”,不列《孝经》、《尔雅》,而代之以《孟子》。宋则在唐“十二经”基础上增入《孟子》,遂成今“十三经”之规模。以上变化中,除《孝经》、《尔雅》外,都是升“传”为“经”。因此,由汉之宋,尽管称“经”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人们对其中“经”、“传”的地位还是有分别的,“五经”始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自从朱熹继承二程之意,以《大学》、《中庸》、《孟子》配《论语》编为“四子书”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书”与“五经”开始并称。元代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以“四书五经”为科举取士的根本标准,明、清两代大体承袭元制。所以,元以后“四书”在“经学”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乃至有把“四书”看得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如程子尝言:

  “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4]

  以“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把“四书”看得比“五经”更为重要,可以说是程朱以后理学家“经学”思想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同样也鲜明地表现在韩国李朝理学家们的“经学”思想中。

  韩国性理学自高丽朝末传入后,同样也是以“经学”为基础的。根据史籍及其师弟的记述,韩国理学宗祖郑圃隐(梦周),对于“四书”“五经”都有独到的心得和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词章之学乃“末艺”,为学当求“身心”之学,而“身心”之学就在“四书”中。如郑三峰(道传)在其《圃隐奉使藁序》中记述了闵子复(安仁)告诉他的一桩有关圃隐先生的事,文曰:

  “一日,骊江闵子复谓道传曰:吾见郑先生达可,曰:词章,末艺耳,有所谓身心之学,其说具《大学》、《中庸》二书。今与李顺卿携二书往于三角山僧舍讲究之,子知之乎?予既闻之,求二书以读,虽未有得,颇自喜。”

  同文中,郑三峰还具体地概述了圃隐先生在“四书”研究方面的心得和讲论要旨。如说:

  “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5]

  由此可见,圃隐先生特别注重和强调通过“四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接受和传播性理学。圃隐先生的这一传统,为以后李朝的理学家们所继承。

  栗谷先生尝自白说:“臣自少只读经书,不习辞章”[6] 。而《年谱》所载亦谓,栗谷先生自幼“受学于母夫人,间就外傅”,七岁时已对“《四书》、诸经,率皆自通。”二十九岁时又以“明经及第”[7] 。即此可见,栗谷先生具有深厚的“经学”根基。

  栗谷先生与圃隐一样,十分强调“文以载道”,而对于那些“不求实理而徒尚浮藻”,“外道言文”的“俗儒”给予严厉的批评。他曾对古圣贤之为文与今人之为文作了一番比较,他说:

  “大抵古人之所谓文者与今人异。……古之人以道为文,以道为文,故不文而为文。噫!孰知夫不文之文,是乃天下之至文耶!以之为《语》、《孟》,以之为“六经”,以之为“三百篇”,或奇或简,或劝或戒,旨趣之精,声律之协,咸出于自然耳。何尝若后人之牵强作意、雕朽镂冰者之所为哉?”[8]

  因此,他认为:

  “道之显者谓之文。道者,文之本也;文者,道之末也。得其本而末在其中者,圣贤之文也;事其末而不业乎本者,俗儒之文也。……苟能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则可以与议于斯文矣。仰惟吾夫子,取群圣之教而折衷之,载在‘六经’者是已。尚矣哉!无复议为也!”[9]

  又说:

  “道之显者谓之文,文者贯道之器也。”

  “圣贤之训,载在‘六经’,‘六经’者,入道之门也。”[10]

  又说:

  “道妙无形,文以形道,‘四书六经’,既明且备,因文求道,理无不现。经训子史,千函万轴,夫孰非载道之文乎!自今以后,圣贤复起,更无未尽之言,只可因其言而察夫理,明其理而措诸行,以尽成人成物之功而已。” [11]

  以上数段论述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四书五经”乃载“道”之具;二,欲明其“道”,必由读“四书五经”而入;三,读经明道的根本在于“措诸行,以尽成己成物之功”。这也就是栗谷先生经学思想的基本要点。

  在如何由“四书五经”以明圣“道”的方法、次序上,栗谷先生完全接受程朱以来的经学观念,即由“四书”入手,进而研习“五经”。同时,栗谷先生对朱熹为训童蒙而编集的《小学集注》也十分推崇,把它放在读“四书”之前。如他在《学校模范》一文的“读书”章中说:

  “其读书之序,则先以《小学》培其根本,次以《大学》及《近思录》定其规模,次读《论》、《孟》、《中庸》、“五经”,间以“史”、“记”及先贤性理之书,以广意趣,以精识见。”[12]

  栗谷先生的这一思想,在《击蒙要诀》“读书章”中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说:

  “先读《小学》,于事亲敬兄、忠君弟长、隆师亲友之道一一详玩而力行之。

  次读《大学》及《或问》,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一真知而实践之。

  次读《论语》,于求仁为己、涵养本原之功一一精思而深体之。

  次读《孟子》,于明辨义利、遏人欲存天理之说一一明察而扩充之。

  次读《中庸》,于性情之德、推致之功、位育之妙一一玩索而有得焉。

  次读《诗经》,于性情之邪正、善恶之褒戒——潜绎感发而惩创之。

  次读《礼经》,于天理之节文、仪则之度数一一讲究而有立焉。

  次读《书经》,于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一一领要而溯本焉。

  次读《易经》,于吉凶存亡、进退消长之几一一观玩而穷研焉。

  次读《春秋》,于圣人赏善罚恶、抑扬操纵之微辞奥义一一精研而契悟焉。”

  栗谷先生认为,若能对上述“五书五经循环熟读,理会不已”则自当“义理日明”。同时,他还提出对宋儒所著之书,“如《近思录》、《家礼》、《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语类》,及他性理之说,宜间间精读,使义理常常浸灌吾心,无时间断。”[13]此诚如其好友宋翼弼所归纳的,栗谷先生“敬信《小学》,尊尚《近思》,旁通史氏,发挥诸经。”[14]其门人金长生也说:“使学者先读《小学》,次读‘四子’以及《近思录》、《心经》。”[15]

  又据史载,李朝宣祖曾问栗谷先生“尝读何书,所最喜者何书乎?”栗谷先生回答说:

  “习举业时所读,则犹不读也。向学之后,从《小学》读来,至《大学》、《论》、《孟》,犹未及《中庸》。终而复始,尚未能通会,故不及于“六经”矣。”[16]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博取科举功名所读的书,就如同没读一样。而自从尊奉程朱性理学以来,则从《小学》读起,接着是《大学》、《论语》、《孟子》,如今还没有读到《中庸》。我反复研读“四书”,然由于还没能融会贯通、领会透彻,所以还没有对“六经”进行认真的研读。由此可见,栗谷先生自述其为学之次第与其在《击蒙要诀》等文中所列次第完全一致。

关于“四书”中先《大学》后《中庸》的次序问题,栗谷先生认为并不是什么人随意或故意编排出来的,也不是孔、曾、子思先后有序的意思,而是由其下学上达的内在关系决定的。所以他说:

  “若《大学》、《中庸》各自明道,不相管摄,初非有意于先后次第,则程朱之教人先读《大学》者,非孔、曾、子思之意也。不先《大学》,从事于格物致知,而径学《中庸》,欲上达天理,则吾未保其善学圣道也。”[17]

  又说:

  “《大学》一部最宜熟读。学者莫先于格物,不先格物而欲之圣人之道者,譬如夜半披荆棘、涉山川而欲行路也,安往而不途穷哉!”[18]

对于“四书”在“道学”中各自的性质与功用,栗谷先生有一段十分精要的概述。而于中,也可以窥见栗谷先生对“四书”的精深研究和深刻体会。

文曰:

  “《大学》,明道之书也,极规模于其外,尽节目于其内,欲使学者自明其天之明命以及乎天下,而其旨则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

  “《论语》,入道之书也,因门人之进学,量其才而笃焉,欲使学者全其本心之德以立其根本,而其旨则卷卷于‘仁’之一字而已。”

  “《孟子》,卫道之书也,扶既衰之圣教,斥横流之邪说,因人性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则其旨在乎‘存天理’而已。”

  “《中庸》,传道之书也,究性命之蕴奥,致中和之极功,费而至于配天,隐而至于无声臭,则其旨岂在于‘诚’之外哉。”[19]

  后人称颂栗谷先生说:

  “其讲论之际,分析精微,极尽底蕴,立言著书,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与退溪先生论理气、牛溪先生论人心道心,往复长书累数十篇,皆出自得,不袭陈言。明白证援,曲畅旁通,横说竖说,无不当理。”[20]

  或谓:

  “先生妙契至微,沛然自信,敢说先儒未敢说底。然后如耒耜陶冶备具,而生人之道乃足矣。”[21]

  确实,栗谷先生不仅在“理学”理论方面有许多独到的心得和见解,而且在“经学”方面也不墨守成说,而有许多创造性的诠释,时有新意,颇多发明,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例如,一次他在御前经筵进讲《书传》至“肯构”“肯堂”一句时,栗谷先生不同意一般人作“墨守前人基业”的解释,而提出应理解为有所“经营发展”的意思。他说:

  “今人多不解此义,只以胶守前规为堂构,此甚不可。其父定其基址,其子仍其制而构屋,乃谓善承父业,若守其基而无所营建,则乃是不肯堂构也。”

  接着,栗谷先生又发挥说:

  “以国家言之,祖宗创业多有未遑者,或时移岁变多有可矫革者,随宜经纪,当乎义理,乃是继志述事也。”[22]

  《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说文王本应活一百岁,武王本应活九十岁,文王把自己的三年寿命给与武王,因此后来文王活到九十七,武王活到九十三。[23]对这一记载,栗谷先生很不以为然,他说:

  “《礼记》所谓文王以三岁与武王,则是修短之数不禀于有生之初,而父得与子,子得以与父矣。天下安有此理哉!纵有此理,武王若达孝,则安敢减父之寿以自益耶?此说乃汉唐之好事者为之辞,而不究其理耳!”

  于是,他在引用《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一语后说:

  “愚亦以为《礼记》不可尽信也。”[24]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它充分说明了栗谷先生“敢说先儒未敢说底”的创造性解经精神。

  栗谷先生于“四书”“五经”用力甚勤[25],对各家注疏多有所更订。据其门人金长生撰写的《行状》记述,栗谷先生“于‘四书’‘三经’患其《口诀》释义不精,或违本旨,多所更定。而《小注》诸说同异,亦颇取舍点抹。于《小学》书,病其旧注讹舛,详略互异,乃择精要、删繁乱,而有未备者补以己意,名曰《集注》。”[26]

  栗谷先生平生敬信朱熹所编集的《小学》一书,用力最勤,他所作的《小学集注》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如他的好友牛溪成浑评论说:

  “《小学》注说多门,莫归于正,(栗谷)乃取诸家,删繁粹要,集长去短,一以不反乎经旨、明白平实而或详或略,又以互相发焉。可谓执群言之两端而善于折衷者矣。”[27]

  栗谷先生对于《四书口诀》、《四书小注》等书的删正修订也是十分精审的,诚如时人评论所说:

  “栗谷《四书诀释》及《小注》批抹,极其精详,可使后学感发。惜其未及毕工于经传,且未广播于当世。”[28]

  这里所说的《四书诀释》可能就是《四书谚解》,据《年谱》记载,栗谷先生“尝定《大学谚解》”。又说:“先生于《四书谚解》讫工,而‘五经’则未及焉。”对《四书小注》,栗谷先生则“以朱墨批抹,或圈或点,分为八条[29],订其得失。”可惜的是“《语》、《孟》失于壬辰兵火,独《庸》、《学》存焉。”又按《年谱》说,栗谷尚有“《周易传义》及《近思录口诀》亦行于世。”[30]即此可见,栗谷先生“经学”方面的著述也相当丰富。

  栗谷先生不管是自励还是教人,“必以立志为先,躬行为务”[31]。因此,读经必需“明其理而措诸行,以尽成己成物之功”,是栗谷先生“经学”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尝说:

  “后世之道学不明不行者,不患读书之不博,而患察理之不精;不患知见之不广,而患践履之不笃。”[32]

  明道察理,不等于墨守外在的礼法,而是要能格物穷理,这是栗谷先生的一个重要观念。因此,他对当时学界只知墨守礼法,而不思穷理的流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说:

  “大抵吾东方学者之病,正坐于不穷其理而务以礼法自守,绳趋尺步,但制其外。只守此为持身之法,而不致力于穷理,则何以见其实理之本乎!此所以终不能有所见也。”[33]

  又说:

  “自有经传以来,士子孰不读书,然而真儒罕作;人君孰不读书,然而善治鲜兴。其故何哉?读书只为入耳出口之资,不能为有用之具故也。”[34]

   对此,栗谷先生尖锐地批评道:

  “读书而无实践者,何异于鹦鹉之能言耶!”[35]

  “口读而心不体身不行,则书自书我自我,何益之有?”[36]

  “若不向自己分上,则“六经”、“四书”总是闲言语。”[37]

  对于读书的深浅层次,以及如何才算是获得了真知等问题,栗谷先生有极为深刻的分析与论述。他说:

  “人之所见有三层:有读圣贤之书晓其名目者,是一层也;有既读圣贤之书晓其名目,而又能潜思精察、豁然有悟其名目之理,了然在心目之间,知其圣贤之言果不我欺者,是又一层也;……有既悟名目之理,了然在心目之间而又能真践力行,实其所知,及其至也,则亲履其境,身亲其事,不徒目见而已也。如此,然后方可谓之真知也。”[38]

  需要指出的是,栗谷先生强调的所要明的“理”和所关于要践的“行”,并非玄虚之理,蹈空之行,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日常伦理之理与行。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他的《文集》中可说是俯拾皆是。如说:

  “时无古今,道非高远,即在于日用之常。”[39]

  “大抵道非冥冥深远底物事,只在日用之间。入则孝,出则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见得思义,如斯而已。”[40]

  “为学在于日用行事之间。若于平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是名为学。读书者欲明此理而已。”[41]

  “其学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择善修身,以成德为期;晓达治道,以经济为志。”[42]

  “人生斯世,非学问无以为人。所谓学问者亦非异常别件物事也,只是为父当慈,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夫妇当别,为兄弟当友,为少者当敬长,为朋友当有信,皆于日用动静之间,随事各得其当而已,非驰心玄妙,希觊奇效者也。”[43]

  由以上论述,我们又可以看到,栗谷强调的明理践行,最终都落脚到“礼”字上。他遵循程朱的观点说:“夫礼者,天理之节文,而人事之仪则。”[44]而且认为,“博文约礼二者,于圣门之学如车两轮,如鸟两翼。”[45]所以,除“四书”外,栗谷先生研究和讨论得最多的是“礼”的问题。对于“礼”,栗谷先生十分推崇朱熹的《朱子家礼》。他认为,礼应当随时代的变迁予以修订,而不应当盲目拘守古礼,《朱子家礼》则在这方面作出了最好的榜样。所以,在许多《家礼》与古礼不尽一致的“礼”制、“礼”仪上,他都主张从《家礼》。如他在与郑季涵讨论“吉祭”、“谭祭”先后问题时就说:

  “吉祭之后乃复平日之所为者是古礼,《朱子家礼》已不能尊用矣。盖二十七月之谭,已过圣人之中制,则安可延丧制更俟谭后逾月吉祭乎?……若以为宁违朱子,必复古礼,则又非愚见之所及矣。”[46]

  栗谷先生在此文附记中说明了变古的道理,说:“古之谭祭在二十五月,故可俟逾月吉祭,今之谭祭在二十七月,违古制,故不可俟吉祭。”这是说,今时的谭祭制度已改变,已超过古礼中吉祭的月日,所以不应当再按古礼的规定,待吉祭后再恢复平时的生活,而在谭祭后即可恢复平时的生活。

  由于栗谷先生在“礼”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和深刻的见解,他对当时许多现实的、具体的“礼”制、“礼”仪问题作出了合情合理的变通诠释,从而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看栗谷先生友朋、弟子或后人撰写的“行状”、“墓志铭”、“年谱”等文字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三件与“礼”有关的事,而通过这三件事,把栗谷先生“礼”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充分揭示了出来。这三件事是:

  一,关于状元在成均馆的座次问题。当时,成均馆的儒生都是按年龄长幼排序而坐的,然而一些社会流俗则认为,士子中榜,“尊敬状元”,一般儒生岂可坐于状元之上?对此,栗谷先生辨明道:

  “状元之尊,施于榜会可也,馆中乃明伦之地,长幼之序不可乱也。且古者王世子入学齿让,则状元非所论也。”[47]

  二,关于宣祖亲祭大院君是否合礼的问题。大院君是宣祖的亲生父亲,然当宣祖准备亲临家庙拜祭时,弘文馆的儒官们却上札认为,按照礼,君不可祭于私庙。此议,使宣祖大怒,将治罪于弘文馆儒官,经大臣们救解乃免。栗谷先生听到此事后评论说:

  “所后之义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轻也。虽得一意于正统,岂可尽绝于私亲?主上亲祀于私庙,情所不免,而于礼无违,玉堂何所见而请止乎?或疑主上于私庙若用君祭臣之礼,则子不可臣父;若用子祭父之礼,则有嫌于正统,皆不能稽古之说也。礼,有公朝礼、家人礼、学宫礼。公朝礼则以君为尊,故虽诸父皆得以臣之,惟亲父不可臣也。家人礼则以属为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汉惠于宫中坐齐王之下是也。学宫礼则以师为尊,故虽天子,有拜老之仪,明帝之拜桓荣是也。大院君诞生圣躬,假使生存,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见必拜矣。今入其庙,用侄祭诸父之礼,有何不可乎?俗儒乃进无稽之说,诚可叹也。”[48]

  三,关于仁顺王后发葬时行望哭礼的问题。当仁顺王后发葬时,正值宣祖身体不适,不能亲自送葬与祭陵。于是,宣祖想在仁顺王后灵柩离开玄宫时,率领百宫望陵而哭,以表达孝思。然此举是否合礼,宣祖没有把握,于是下诏垂询众臣。栗谷先生对此议论说:

  “礼有常有变,躬诣山陵,礼之常也;有疾摄行,礼之变也。《五礼仪》只道其常,故无摄行之仪。若于下玄宫时全然无事,似为欠阙,窃恐议礼之臣未及建白也。自上孝思无穷,当此大事,无所不用其极,下教之辞允合礼意。此实处变而得礼之正,传之后世,永为成法,决无可疑也。”[49]

  由以上论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栗谷先生的经学研究绝不是书呆子式的,而是在深刻理解与把握“礼”之“理”的基础上,去回答和解决人伦日用中的实际礼仪问题。即就以上三事的论述看,都是既合情理,又有根据,使人心服,可为法式的。

注释:

〔1〕《经学历史注》“序言”,1934年商务印书馆。

〔2〕同前。

〔3〕同前。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序说”附《读〈论语〉〈孟子〉法》。

〔5〕《郑圃隐先生关联资料集(二)》,圃隐思想研究院编。

〔6〕《辞大提学启》,《栗谷全书》卷八。

〔7〕《栗谷全书》卷三十三。

〔8〕《与宋颐庵》,《栗谷全书拾遗》卷三。

〔9〕《文策》,《栗谷全书拾遗》卷六。

〔10〕《文武策》,《栗谷全书拾遗》卷四。

〔11〕《圣学辑要》“序”、“进札”,《栗谷全书》卷十九。

〔12〕《栗谷全书》卷十五。栗谷先生这一读书次第思想来自朱子,他在《圣学辑要》中引了朱子的一段话可作佐证。文曰:“朱子曰: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首尾通贯,都无所疑,然后可读《语》、《孟》,又无所疑,然后可读《中庸》。”(见《栗谷全书》卷二十)

〔13〕《击蒙要诀》,《栗谷全书》卷二十七。

〔14〕《祭文》二(宋翼弼撰),《栗谷全书》卷三十七。

〔15〕《行状》,《栗谷全书》卷三十五。

〔16〕《语录(下)》,《栗谷全书》卷三十二。

〔17〕《答成浩原》,《栗谷全书》卷九。

〔18〕《与李景鲁》,《栗谷全书拾遗》卷三。

〔19〕《四子立言不同疑二首》,《栗谷全书拾遗》卷六。

〔20〕李廷龟撰《谥状》,《栗谷全集》卷三十六。

〔21〕金集(慎独斋)撰《墓志铭》,《栗谷全集》卷三十六。

〔22〕《年谱》,《栗谷全书》卷三十三。按,“肯堂”、“肯构”文见《尚书·大诰》。

〔23〕《礼记·文王世子》:“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24〕《祈祷策》,《栗谷全集拾遗》卷五。

〔25〕在成浑的《牛溪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前月之晦,历见叔献(栗谷字)于栗谷,案上展开《诗传》‘国风’。浑问之曰:今年读得几多书乎?答曰:今年读‘四书’三巡,巡三遍,总计九遍矣。今又始读《诗》至‘王风’矣。浑闻之不觉叹羡。”(转引自《栗谷全书》卷三十八)

〔26〕《栗谷全书》卷三十五。

〔27〕出《牛溪文集》,转引自《栗谷全书》卷三十八。

〔28〕出《畸庵杂录》,转引自《栗谷全书》卷三十八。

〔29〕详见《修四书小注例》。八条为:“语意要切者○之;全段不甚可观,而其中语句要切者 之;有可考观而不至甚要切者◎之;虽不甚切要,而义通无病者,仍旧○之;有不害义,有无不关者◎之;全段无甚害义,而其中语句有病者—之;语意未莹,或为稳当,或不必观者⊙之;语意不合朱子之旨,或不中于理者●之。”(《栗谷全书拾遗》卷四)

〔30〕《年谱》,《栗谷全书》卷三十三。

〔31〕李廷龟撰《谥状》,《栗谷全集》卷三十六。

〔32〕《圣学辑要》一“进札”,《栗谷全书》卷十九。

〔33〕《与崔时中》,《栗谷全书》卷十二。

〔34〕《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卷二十。

〔35〕《东湖问答》“论君臣相得之难”,《栗谷全书》卷十五。

〔36〕《击蒙要诀》“读书章第四”,《栗谷全书》卷二十七。

〔37〕《与李景鲁》,《栗谷全书拾遗》卷三。

〔38〕《答成浩原》,《栗谷全书》卷十。

〔39〕《圣学辑要》七,《栗谷全书》卷二十五。

〔40〕《示精舍学徒》,《栗谷全书》卷十五。

〔41〕《击蒙要诀》“持身章第三”,《栗谷全书》卷二十七。

〔42〕《东湖问答》“论教人之术”,《栗谷全书》卷十五。

〔43〕《击蒙要诀》“序”,《栗谷全书》卷二十七。

〔44〕《孔子言礼从周疑》,《栗谷全书拾遗》卷六。

〔45〕《语录》下,《栗谷全书》卷三十二。

〔46〕《答郑季涵》,《栗谷全书》卷十二。

〔47〕〔48〕〔49〕《年谱》,《栗谷全书》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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