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遗迹丰富多彩。伴随着一次次的惊世发现，中国古文明的魅力正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为了有效地推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向海内外广泛宣传文物考古事业的成就，弘扬中国历史文化，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自1991年开始以来，至今已历十年，共评出本世纪最后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由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十余位考古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从去年经批准的全国四百余项考古发掘项目中，经评议、投票，评选产生出199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十项考古发掘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内容涉及城址、墓地、酒坊等多种遗迹，是1999年全国考古工作成果的集中体现。“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于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江苏江阴高城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是良渚时期又一处规模大、有严谨的布局规划和严格建筑方法的高台墓地。已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1999年的发掘清理了13座大、中型良渚文化早中期墓葬，出土琮、璧、钺、锥形器、珠、管等玉器155件（组）以及石器、陶器等。在目前已清理的400平方米墓地范围内，墓葬呈人字形向西北、东北方向排列。墓葬大都有棺椁类葬具，发掘时找到了清晰的棺、椁板灰及木纹的痕迹，搞清了棺椁的结构以及椁与墓坑的关系。该遗址的特点是内涵新，墓葬规模大，13号墓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发现的墓坑最大且葬具结构保存较好的一座大墓。其规模和随葬品表明墓主的地位可能较高，这种随葬玉器等级较高而数量不多的墓葬，可能代表着良渚文化的另一类型。高城墩遗址所在的苏南地区是环太湖文化圈中十分重要的地区，该遗址的发现表明苏南地区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可能代表着与宁镇地区、上海福泉山一带地位相若的另一个中心。
遗址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分别相当于新石器商周、春秋战国、西汉、魏晋及明代。其墓葬非常有特色，分为土坑墓、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大盖石墓、大盖石积石墓、积石墓、阶坛积石墓等7种，还发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40余人合葬墓。虽然分期上仍有缺环，但基本建立了从石板墓到积石墓比较清楚的序列，能看出前后传承。其中积石墓、阶坛积石墓反映出高句丽时期的一种特殊葬俗，此次发掘区分出的6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代表了6
种新的文化类型：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吉林南部系首次发现：二期青铜时代陶鬲的发现，纠正了鸭绿江中上游地区不使用陶鬲的这一传统看法：三期铜短剑和铸范的出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已存在自己的铸造业；四期环山围沟表明西汉时期该遗址是一个大型村落，推测应为高句丽早期的土著遗存；五期高句丽中晚期土著遗存，其陶器融合了中原与土著文化的特征，该遗址的分期工作把高句丽文化与本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联系起来，将为东北亚青铜时代及高句丽遗存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
遗址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分别相当于新石器、商周、春秋战国、西汉、魏晋及明代。其墓葬非常有特色，分为土坑墓、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大盖石墓、大盖石积石墓、积石墓、阶坛积石墓等7种，还发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40余人的合葬墓。虽然分期上仍有缺环，但基本建立了从石板墓到积石墓比较清楚的序列，能看出前后传承。其中积石墓、阶坛积石墓反映出高句丽时期的一种特殊葬俗，此次发掘区分出的6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代表了6种新的文化类型：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吉林南部系首次发现：二期青铜时代陶鬲的发现，纠正了鸭绿江中上游地区不使用陶鬲的这一传统看法：三期铜短剑和铸范的出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已存在自己的铸造业；四期环山围沟表明西汉时期该遗址是一个大型村落，推测应为高句丽早期的土著遗存；五期高句丽中晚期土著遗存，其陶器融合了中原与土著文化的特征，该遗址的分期工作把高句丽文化与本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联系起来，将为东北亚青铜时代及高句丽遗存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云南羊甫头墓地
墓地规模宏大，总面积4万余平方米，发掘面积10700平方米，清理滇文化墓葬488座，东汉时期墓葬36座。滇文化墓葬分大、中、小三种，均为竖穴土坑墓，多数有腰坑，部分有脚窝，生、熟土二层台。大、中型墓均有棺椁。葬俗多而奇特，叠葬最多达五层，另有合葬、丛葬及殉葬。随葬品有青铜工具、兵器、农具和大量漆木器、玉石器、金银器等4000余件，特别是M113出土的大量完整的漆木柄兵器、工具、农具和一组造型各异的漆木雕，色彩鲜艳、保存完好，为云南地区首次出土，填补了云南出土文物中漆木器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滇文化的内涵，也为研究农具和兵器的木柄如何与金属头安装成一体增加了实物依据。该墓地时代跨度较大，清楚地显示了滇文化逐渐被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为研究滇池区域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
安徽淮北隋唐大运河考古
揭示面积900平方米，在大运河故道南侧发现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码头一座。1999年重点发掘了3艘沉船，1号沉船为木板结构，平面呈长方形，船底板和尾部保存较好，尾舵完整。尾舱横梁上有3个格档，放入舵柄可改变航向。2号船为一整棵大木雕凿而成的独木舟，3号船仅存半个帮板和与其相连的一段底板，在运河内发现如此多沉船尚属首次。石块建筑码头位于运河南侧，顺河道而建，为长方形立体建筑，其东西两侧均用夯土护堤，是一座货运码头。这是我国隋唐大运河建筑遗址的首次发现。柳孜县是隋、唐、宋代通济渠岸边的重镇，此次发掘证明了柳孜县不仅是一个运漕中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之地。发掘获得的大量唐宋以来各窑口的精美瓷器尤为珍贵，器物保存完好，造型各异，其中颇多精品。特别是在淮北运河发现辽代的瓷器，对研究当时宋元交通有一定的意义。
辽宁桓仁五女山山城
调查并部分发掘了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靴形山城，山城基本利用天然悬崖峭壁作屏障，仅在山势稍缓处用石材筑墙封堵。墙体采用逐层错缝垒筑的方法。城设三门，城内分山上、山下两部分，山上部分清理出望台、蓄水池、大型建筑址、兵营式建筑群址等遗迹，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战国、两汉、魏晋、辽金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获得陶石、瓷、铜、铁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经过发掘，基本搞清了山城的范围、布局与结构；掌握了高句丽早期山城的建筑特点和施工方法，为推断五女山山城可能是高句丽建国之初的都城——纥升骨城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东北地区属新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特别是一批高句丽早期遗迹遗物的发现，为将这一地区的高句丽文化向前推提供了新资料，也为桓仁地区古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文化谱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山西太原市晋源区隋代虞弘墓
墓葬为砖砌单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残存汉白玉石椁、八角形汉白玉石柱、石雕供养人头像等。石椁呈仿木结构的建筑形式，由椁座、椁壁、椁顶三部分组成，特别珍贵的是，在椁座和椁壁四周，雕刻有内容丰富的浮雕图案，且施以彩绘或描金。图中人物、服饰、器皿及花鸟等纹饰带有强烈的中亚民族文化色彩。该墓是迄今为止中原发现的唯一经过科学发掘，又有准确纪年的反映中亚文化的考古资料，内容丰富，保存完整。对研究北朝、隋代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和晋阳城的历史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河北元中都
勘探30万平方米，调查发现城垣内、中、外三重相套。发掘面积1430平方米，发现内城中心宫殿台基、高等级宫城门道和特别形制的角台结构，获得大量石、陶、铁、铜、木等珍贵建筑构件。高出地面2—3米的元代垣基及内城形制特殊的夯土角台。基本搞清了城垣结构和配置，以及城内的建筑布局。勘探证实内城四门，中城三门、水道一处，外城保存最好处有残高约1米的墙垣夯土台基。三重城内均发现有建筑遗址，包括内城的“工”字型主体宫殿群建筑基址，中轴线明确，分布对称。出土的雕刻精美的汉白玉角部螭首、琉璃走兽与浮雕龙纹的瓦当滴水花砖等高级建筑构件。元中都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元代都城形制，提供了新的实例。
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
遗址已发现面积约1700平方米，发掘面积近280平方米，揭露的遗迹现象包括晾堂3座、酒窑8口、炉灶4座、灰坑4个及路基、木柱、酿酒设备基座等。出土大量青花瓷片、晾堂的年代分属明代、清代，一直沿用到现代。酒厂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明清时代酿酒工艺的全过程，从发掘现场看，该遗址为“前店后坊”的布局形式，晾堂、酒窖、炉灶等是“后坊”遗迹；在酒坊旁边清理的街道路面及陶瓷饮食酒具，则是临街酒铺的遗物。水井街酒坊（全兴烧坊）遗址位于至今仍在生产的全兴酒厂老窖所在地，从地层叠压堆积和器物的类型学排序上可将明、清、民国至当代连接起来，延续五、六百年未间断生产。是我国发现的古代酿酒和酒店的唯一实例，堪称中国白酒第一坊。
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遗址
1999年发掘面积约1700平方米，在府城遗址中部发现商代早期城址、夯土基址、房基等文化遗存。城址平面为方形，西城墙现存高度约2米、长300米，宽4—8米，北墙保存长度约300米，高度约2—3米。东墙复原长度约300米。南墙仅有地下部分的基槽。城墙的建筑方法是先挖基槽。基槽宽约15米、深0．9米，然后加板夯筑而成。城址内共发现四处夯土基址，且互有叠压打破关系。一号夯土基位于整个城北的东北部，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40米，分南北两个院落，中间有正殿。二号基址为长方形，地面式建筑，基槽内的夯土是用十分纯净的浅黄色生土夯砸而成，居住面面上铺有一层黄色含有料礓石粒的土层。三号基址平面为长方形，用黄红色土夯砸而成。一、二、三号基址下叠压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层，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圜底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罐、捏口罐、大口尊等器物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形体特征接近。府城商代早期城址是河南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河南商代早期文化，探讨当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虎溪山一号汉墓
该墓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后，湖南地区第二座未被盗掘的王侯墓，是湖南西汉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带斜坡墓道，有南北两耳室，棺椁结构基本完好。墓室由主墓室和外藏棺椁组成。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四厢及内棺、外藏棺，共出土漆木器、陶器、铜镜、玉印章、玉璧等近500余件，竹简近千支。器物制作较为精致，有大量针刻花纹图案。竹简文字清晰可辨，字体秀美，保存完好。内容有图书、刑德、黄籍、“美食方”四大类。以黄籍和“美食方”最为重要。黄籍记载了沅陵侯国所属各乡的户口人数和分次调查统计的变化及变化原因，为研究西汉前期侯国的户籍档案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美食方”记载了加工各种食物的选料和加工方法，填补了古籍中有关古代食物制作流程记载的空白。墓主人吴阳，系长沙王吴臣之子，为第一代沅陵侯，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受封，死于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在位25年，该墓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