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库恩——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十四
——欧洲最早也最有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
弗兰茨·库恩（1884－1961）是欧洲最早最系统介绍中国文学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位对汉学异常执着和钟爱的西方学者。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他辞去德国驻中国使馆随员这份有着优厚报酬的工作，而靠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谋生，以至衣食不济，甚至常常受到饥饿的威胁。死时留给继承人侄儿哈图·库恩的遗产只有五个箱子和一架打字机。五个箱子中，三个半是书籍，一个箱子是唱片，半箱子是旧衣物；为了集中精力进行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他放弃了六次成家的机会，终生没有结婚。他解释其中的原因是：“我经常问我自己：假如我真的和这六个姑娘当中的一个结了婚，那么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或者遭遇家庭悲剧，或者因为妻子的影响走上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就这样，我没有遭遇任何一个女子的影响，毫不犹豫地走在我自己选定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坚定地、不停顿地追随着我自己命运的星宿，而且一切都很好”；他把中文视为自己精神长城和依靠，终日为伍，乐此不疲，“我清楚地记得：我常常因此猝然睡倒在桌上”联邦德国总统在给他授勋时曾特别指出：给库恩授勋不只是奖励他的文学业绩，也是“奖励他这种不畏生活艰苦、工作艰难、兼容坚忍不拔的为学精神”（联邦德国驻华使馆供稿《瞭望周刊》1984年32期）。
这是这种无忧无悔的努力和忘我的拼搏，使他成为欧洲最早也最有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库恩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今古奇观》、《好逮传》和现代文学名著《子夜》等四十多部小说和东汉崔寔的《政论》译成了德文，还编译了一些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集、《古代中国名人录》，参加过编译和导演田汉的剧本《黄花岗》。库恩的这些译本在德国很受欢迎，其中《红楼梦》、《水浒》，《今古奇观》中的《珍珠衫》、《金玉奴》、《寡妇的扇子》（即《喻世明言》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金瓶梅》中编译的《潘金莲》等还分别被改编成广播节目和剧本，或由电台连续广播或是搬上了舞台。
库恩对中国文学译介上的巨大功绩也受到受到文学界和政府的重视。库恩的这些译作在欧洲、北美洲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一九五九年止，他的译本已被转译为十七种第三国文字。以《红楼梦》为例，到一九六五年止，在荷兰已有四种再译版本，在比利时有法语版本，在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都有不止一种再译本。一九三二年，他的故乡萨克森州授予他莱辛文学奖;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向他颁发了总统十字勋章。在东西德统一前，两个德国都不断为他举办纪念活动。1984年，库恩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法兰克福因泽尔出版社将他译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八种中国文学作品的九个版本全部再版。
一、学术经历
弗朗茨·瓦尔特·库恩于1884年3月10日出生于德国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弗兰肯贝格市。他所出身的家庭是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研究传统的极有声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家族，这对他后来从事中国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早在中学时代，他对翻译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4月25日，十九岁的弗朗茨·库恩人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德国报刊大量报道远东战况，引起这位法律系学生对中国的兴趣。1904年10月，他转入柏林柯尼希利兴大学东方语言高级研究班学习，1906年他还获得了自选中文与语言学两年毕业的证书。1907年冬从柯尼希利兴大学东方语言高级研究班毕业后，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08年12月22日获得莱比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库恩又完成了关于音乐的博士论文。1909年被当时的德国政府派往中国，任德国驻中国使馆随员并充当译员。1909－1911年，弗朗茨·库恩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馆和领事馆任职。这期间他游历了北京、上海、青岛、香港等地。三年在华的外交生涯，为他以后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攻读中文，1912年库恩离职回汉堡，自此开始走上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道路。库恩回国后，先是在汉堡弗赖恩与泽施塔特任中国学高级教授，1913－1917年在柏林大学从事汉学究同时开始他的汉学译著工作。他的导师德·格鲁特（deGroot）教授是国际著名的荷兰籍汉学家。库恩最初翻译时几乎每隔两个字就要翻一次字典。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到：“我清楚地记得，我常常因此碎然睡倒在桌上。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幸亏那种‘萨克森人的韧劲’，以及不会让人疲倦的作品，我前面说的那种压力越来越轻了，直到有一天感到它完全消失了。”库恩不仅在翻译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语言水平，他还特别注意从历史、文化以及民族风俗习惯各个方面研究和掌握每一部作品的内容和细节。他在谈到《红楼梦》的翻译工作时说：“整本书可以同一幅充满艺术技巧、交织着无数图案的地毯相比。我总算认出了发展的一条主线;根据我的见解主要人物是;宝玉、宝钗和黛玉，他们通过无数个别的性格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典型。”
1925年，库恩结识了德国著名出版家基彭贝格（Kirpenberger）教授，并得到他很大的帮助。库恩的绝大多是译作，都是通过他出版并加以推介的。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库恩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汉学的翻译和著述，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的广大读者。在著述之余，他还曾抽暇访问世界各大文化名城，会晤世界著者汉学家，与他们交流学术、探讨问题、丰富知识。由于库恩对于翻译工作非常认真，故他的译文生动优美，能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他所译的每一种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后，就有多种西文转译本接连不断地问世，在西方造成极广泛的影响。在这些译本中，他都精心撰写长篇序言或跋文，反映着他翻译的甘苦和研究心得。
库恩在希特勒时期宣布自己不过问政治，以此拒绝与纳粹合作，并批评第三帝国现状是“大规模的疯狂”和“集体的喧闹”，“人们越卖劲越错误”。当时，除《三国演义》之外，希特勒政权禁止出版和再版他的所有译著，并限制他的活动。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九三八年他翻译出版了茅盾的《子夜》。为了避免迫害，翻译时把“帝国主义”、“共产党”、“国民党”之类的字句做了删节和改动，但这在纳粹德国，也无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他还参加编译和导演田汉的剧木《黄花冈》，以此表示对中国左翼作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众文学”支持。
1961年1月22日，这位毕生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杰出翻译家在弗赖堡市与世长辞，终年77岁。作为架设德中文化侨梁的巨匠，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德中文化交流的史册。五十多年过去了，德国人民记着他，中国人民也记着他。他为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是不会被忘记的。
二、汉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库恩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乃至献身，不是一种简单的感情冲动，而是建立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认识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之上。这从他的《红楼梦译后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长篇论文，其中不仅涉及《红楼梦》的版本、翻译史、批评史，而且对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价值；《红楼梦》的结构、主题、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旁及道家、佛学等中国哲学，其中所显现的灼见和精到的论述，不逊于后来的中国任何一个红学专家，更有着中国学者当时所缺乏的“他者眼光”和东西方文化比较这一独特的角度。如：他对续书作者高鹗的评价是：“一百二十回本的前八十回应归于曹雪芹（1719－1763），后四十回系1791年初版出版人之一高鹗补写。在1791年前，作者死后已经有若干昂贵的八十回手抄本流传，甚至有一部分在作者去世以前即已被传抄。现在的两位作者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即高鹗保存有曹氏的遗稿，同时也就有了接近于完成的第二部分的草稿，从根本上说，他只是出版人，而不是创作者。另一方面，中国人无疑具有一种技艺极高超的文艺补缀技巧，因为欧洲人的眼睛看不出两部分之间有任何断裂，也看不出任何逻辑上的矛盾，甚至也没有发现风格上有什么差异”（库恩《红楼梦》译后记《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下同）
关于《红楼梦》书名，作者的理解是：“大部分中国人住的一般都是较低矮的一层房子。有上下层的房子被称为楼，楼被看作是高贵与富有的标志。多层的楼被称作塔。红楼，即红色的楼，这个词汇源于佛教的惯用语，是用来表现‘世俗光辉’、‘豪华’与‘富裕’等概念的，类似于‘红尘’，是指‘世俗的追求’、‘此岸’。从狭义上讲，中国人把两层房屋的上层称作楼。富贵人家的女子喜欢住在上层，这就是狭义的楼。宝玉在小说情节一开始在他美丽的侄媳妇可卿的豪华卧室里经历了一番梦幻，我觉得《红楼梦》的书名在这里具有双关的意义”。
关于《红楼梦》的价值，作者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放到通过这部巨著来认识中国，解剖中国，并且借此批判了欧洲的文化制度和研究机构。作者说，通过《红楼梦》的译介，“那座迄今为止一直在遥远的雾霭中若隐若现的高峰已经轮廓清晰地、立体地、甚至可以触摸地摆在我们的精神的眼前了。神秘的中国的面貌，既有美的特征，也有不美的特征，再次揭开了面纱。在我们面前，再次露出了中国人生活的巨大断面，这个断面既深且广。那些波掩盖着的事件再次被呈现在舞台上，那些丰富多彩的场景，按照老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原则被分为三个层次——现世、上界和下界，梦是舞台的阶梯——这里有天上的序曲，有收场白。这是一部由可靠的艺术家之手逻辑地建构起来的人物众多的人间戏剧。现在，这出戏剧已在欧洲人面前第一次降下帷幕。不过，有一个问题跟着又一次被提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重视精神的欧洲，这个对文化感兴趣的欧洲，这个平常对一切被埋役了的文化的任何重要成就都感到高兴，只要值得，便会不惜代价、不辞辛劳地去寻找，哪怕是一根恐龙的骨骼，一块蹩脚的废墟的残余，一块画有图案的陶器碎片，一根刻划过的木板，也要从戈壁滩上挖掘出来的欧洲，就是这同一个欧洲，怎么竟能把象《红楼梦》这样一件巨大的、而且可以完整无损地得到的艺术品和文化的里程碑忽视了一百年之久，让它躺在忘却的瓦砾中呢？这怎么可能呢？那些官方指定的用来指引方向伪科学院、研究所在哪里？那些想把维护与远东的文化关系纳入自己纲领的团体与协会又在哪里？谜底大概是传统的欧洲人对中国书面语言的巨大恐惧。作一次轻松愉抉的全国旅行，当然要舒服得多。将那些众所周知的风景一百次地摄入照相机的镜头，将那些不可缺少的东西加上自己的理论佐料写入游记，或者成箱成箱地收购一些古董以及已经究亡的图书典籍，塞满博物馆的玻璃橱拒与图书馆的书架，然后制出卡片，编出目录，所有这一切，比穿过荆棘丛生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巨大篇幅，把因钻进原文曲折华丽的词藻而被迷住的精神解放出来，再将之变成我们能懂的生动的文字，当然要惬意得多”。
库恩在这篇论文中还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旧红学派”，这与中国胡适等人几乎同时。他认为这个学派造成的最大弊端，就是掩盖了“中国人所具有的儒家和从佛教中得来的社会思想，即人道与仁爱思想”，而这恰恰可以“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理解”。这则是一味崇拜杜威哲学的胡博士所没有能发现的：“在中国的文学评论中，还有些别的东西被穿凿附会到小说中。一种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理论试图把宝玉同年轻的皇帝乾隆（1736－1796）相提并论。这种观点认为，乾隆在少年时完全同宝玉一样被娇养，从周围的美丽少女的唇上舔吃红色的胭脂。由此推论，宝玉的父亲、严厉的家长贾政则是暗指乾隆的上一代雍正皇帝（1723－1735）。这个结论有许多根据，把贾政看作是小说众多人物中严厉的儒家的代表，而雍正皇帝在历史上也被看作是在位的大儒，具有健康的理智与社会思想的统治者。雍正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天主教传教的反对者和镇压者。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黛玉的神圣的、光彩夺目的贞洁，老祖宗贾母的温和的母性，宝钗的温柔与善解人意，晴雯和鸳鸯的动人的忠诚和牺性精神，贾政的严厉的责任感；如果我们再想一想中国人所具有的儒家和从佛教中得来的社会思想，即人道与仁爱思想，他们有善良的观音老母，有他们关于来世信仰，救世信仰和禁欲的思想，那么，就有根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欧洲还有什么精神上的东西能提供给具有这样伦理道德的民族呢？必须改变信仰的异教徒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果《红楼梦》应当为此做出贡献的话，在这种关系中扫除陈旧的先入之见，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理解，那么，为这部作品所耗费的精力也就不会白花了。
对《红楼梦》的结构和主题，库恩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关于《红楼梦》的结构，库恩独特的感受是：
象一座大荒山在对它一无所知的登山者眼里第一次显示的那样，到处都是怪石巉岩、悬崖峭壁。相反，在训练有素的登山者眼里，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凸起的岩石，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亲切的外貌。在《红楼梦》一书中也是如此，乍一看，了无头绪，人物纷杂，事件混乱，但从近处观看，则可以看出和谐的图象，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不仅主要人物在读者掩卷之后轮廓清晰的立在眼前，给人以有血有肉的人的印象，甚至许多次要人物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不仅是配角，同时也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按照预定的安排，在完成自己的职责。举例来说：骂骂咧咧的老头儿焦大，东府的总管，看起来他在小说开头的出现是多余的，到小说结尾才第二次出现，可是，这时候，只是到了这时候，读者才会理解这个老头儿所担当的是一个讨厌的不受尊重的警告者角色。相似的情况还有次要人物、放高利贷的醉金刚倪二，他充当了一个很有决定性的角色，因为他变成了一个使周围不得安宁的人，甚至成了一种推动国家机器反对贾氏家族的动力。最后一个配角傻大姐，在故事发展中两次插进来，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
最令我们惊异的是中国作者精湛的铺排技巧，在一切混乱的局面里他总是不忘记综观全局，他象一位天才的导演，将戏剧事件的许多条交织在一起的线索牢牢地抓在手里，从音乐领域里引出的平行发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赋格的艺术。这里，丰富的主题看似乱七八糟地缠绕在这位大师的手上，拧成混乱的一团，但为的是此后让它们重新被解开，松散地流入和谐的结尾的和弦中去。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作者也有独特的理解并有东西方的比较：
《红楼梦》的基本倾向是道家的，这一点简直是毋庸置疑的。随着太虚幻境的序幕，也就是在道家的天堂里，故事开始了；随着改过自新的外貌进入幸福的极乐世界的尾声，故事结束了。我们看到登场人物四次穿过虚空的大门，这就是道家对尘世的断念，他们是：士隐，冷峻的侠士，惜春和小说主人公本人宝玉；甚至在小说结尾处，我们看到那个世俗的钻营者贾雨村也变得那样渺小、安静，对老朋友隐者士隐的智慧偈语似乎也有所领悟了…..在小说近结尾处的这两句诗是全部作品道家基本倾向的标志。道教恰好是我们所理解的“速度”、与“美国风”的对立面，也可以理解为象庄子在他简洁的反命题中十分清楚地阐明的那样，公开拒绝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的教义，反对讨厌的强制人遵守的过分的社会标准和生活标准。从心理学上解释，这很有点象今天的一些人不喜欢日常生活的快节奏，企图逃到荒凉的加拉帕戈斯岛上去一样。毫无疑问，《红楼梦》将作为一曲遁世的高歌而进入世界文学。
第二个主题，我觉得——用哲学家恩斯特·贝格曼的话来说——就是“Muttergeistgedanke”（母神观念），它通过形体富态、酒量很大、永远爽朗乐观、把整个家族集合在一起的老祖宗表现出来。如果说儒家的思想是由宝玉的严厉而忠于职责的父亲贾政来代表的话，这在这部中国的小说中理所当然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这个主题与以上提到的两个主题相比则肯定退居次要地位。简单地说，《红楼梦》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就看人们从什么立场来回答了。
从儒家的立场出发，答案也许是这样的：这是一部贵族大家庭的光辉的与自我衰落的历史，由于这一位堕落的娇子宝玉在道德和精神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虔诚地遵照父母亲的意志，违背自己的天性勉强作出牺牲，去参加科举考试——而使这个家族获得复兴。
从佛道的立场出发，回答则是：这是一个本来处于污浊肮脏的尘世中堕落的灵魂一步一步地觉醒、澄清，最后成功地进入幸福境界的历史。
从欧洲人的立场出发，也许可以说：这是一部天赋极高、但却已经蜕化了的贵族少年的病史，他是一个不合群的、女性的、受自卑情结和躁狂忧郁症打击的精神变态者和懦弱者，一个雌雄同体的中性怪人，尽管他有时能力很强，但在实际生活的现实中他还是失败了，最后甚至胆怯地从社会上偷偷地溜走了。在宝玉发展历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他的“脱离红尘”，他的“成仙”，可以说不是西方的评价。对此作出评价，这里还缺少象印度的瑜伽现象那样使西方国家有足够的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可比性。因为道教不仅是理论，而且首先是实践。
他对《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翻译和研究，也同样体现了库恩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见解和“他者眼光”：库恩于1903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了《金瓶梅》节译德文本，全书共分四十九章，900页。库恩在此译本的跋文中说：“《金瓶梅》这部著作使那些正统的孔教道德维护者恨之入骨，因而它问世不久就被列为禁书，但这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崇高声誉及其广泛的传播。如果在中国文学史上对《金瓶梅》的影响作出这样的介绍是适宜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它，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它’。《金瓶梅》的文字有许多双关的含意，他的描写常有辛辣的讽刺，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对各种人物都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优与劣，没有唯心主义的写法。由此，《金瓶梅》这部小说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明代文献。谈到它的艺术性，无可争辩地属于最好的作品。但也有一些情节的描述对欧洲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这个译本的出版不是专门家或研究团体倡议的，完全是出版家个人的勇气，这个译本得以问世，需要感谢出版家。很可能一些专家们对这个译本会有争论。这个译本不是为少数专家服务的，而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为广大受过教育的读者服务的”。
库恩所译《梁山泊的强盗:：水浒传》，为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之节译本，1934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839页）。库恩在这一译本的《跋》中介绍了他翻译意图时说：“我这个译本是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百二十四本《水浒传》翻译的，我不是直译而是意译，是采用自由选择法。我的任务是要把原文的主要内容介绍给德国公众。比如，原书第一回里追溯宋朝开国历史的一段长文我没有翻译，而是用几句话一笔带过；关于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我也整个没有翻译，因为我在《金瓶梅》德文译本中已经全译过了，不比再重复”。库恩在这个《跋》还高度评价了文学和社会价值：“《水浒传》这本书的写出，对当时的朝廷的腐败、经济凋敝进行了有力的揭发，所以中国掌权者和御用文人不愿此书与广大公众见面，朝廷甚至禁止这部光辉著作的传播。十八世纪末，封建朝廷曾宣布《水浒传》为禁书，并下令要挨家挨户搜查此书，包括书铺也要搜查”。但库恩指出：“一个文学家如果谁不知道《水浒》这部著名巨著，那将成为笑柄。”
库恩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他对中德人民友情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对全世界人民友谊所作出的贡献，的确都非常巨大，可惜在新中国建立后他未能来中国一游。为弥补这一憾事，他的侄子，联邦德国教育家哈脱·库恩于1987年专程前来中国，在北京图书馆举办了库恩汉学译著展览，并在北京图书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库恩一生的著述情况。
三、汉学译介成就
库恩倾毕生之力向德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学，为德中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国际文坛誉为“架设德中文化桥梁的巨匠”。库恩一生的汉学研究成果从东汉崔寔的《政论》直到茅盾的《子夜》，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绘画、音乐及现代文学各个方面，但主要成果是在译介方面，其译著不下百余种，其中研究、翻译的重点是中国古典小说。1919至1960年，库恩在这四十一年中共翻译出版了中国古典及现代小说40多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翻译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品、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并参加编译和导演田汉的剧木《黄花冈》。在库恩译介的中国小说中，最多也最著名的是中国古典小说。我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儒林外史》、《金瓶梅》、《镜花缘》、《今古奇观》以及通俗小说《好述传》、《儿女英雄传》、《玉蜻蜓》、《二度梅》、《肉蒲团》等，库恩都全译、摘译或改编过。其中有的作品甚至译过两、三次。其中明清长篇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好逑传》、《二度梅》、《红楼梦》、《隔帘花影》、《肉蒲团》、《玉蜻蜓》、《儿女英雄传》十种；所译的明清短篇小说有《今古奇观》中的作品十六篇及李渔《十二楼》中的作品九篇；所译唐代传奇有《李娃传》、《无双传》、《昆仑奴》三种。此外，他还译有《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以及《东周列国志》等书的部分篇章。
库恩当时译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见解，很有眼光也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时欧洲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认同中国传统看法，即传统的诗词、散文、骈文才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是“小道”，不足登大雅之堂。直到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才以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实绩颠覆了这一传统。但库恩早在二十世纪初在柏林大学攻读汉学时就爱上了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1919年，库恩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金玉奴》（即《警世通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在德国出版。为此，库恩受到他的导师德·格鲁特教授的严厉批评，并且险些被开除。因为这部小说被德·格鲁特教授视为中国的低级庸俗作品。德·格鲁特教授认为只有中国的哲学和正统诗文才值得翻译介绍。后来，库恩虽仍然留校，却被同学们讥为了‘汉学家中的浪子”。这一遭遇并没有吓住库恩，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象个真正的‘卖油郎’，夹着这本书译稿去敲一家又一家出版社的大门，并继续进行翻译。”终于在德国著名出版家基彭贝格（Kirpenberger）教授的支持下，这些汉学译介得以陆续出版。
库恩的这些译作很受读者欢迎，不断再版。他1932年翻译的《红楼梦》至1977年已再版14次次。他翻译的《水浒传》再版也达十多次，并为几家电台改编为广播节目。他翻译的《今古奇观》中的《金玉奴》、《珍珠衫》、《庄子鼓盆修大道》以及从《金瓶梅》中摘出的《金莲》等也曾被改编为剧本，搬上了舞台。库恩通过翻译出版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不仅促进了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而且使我国的文学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译本已被转译成十七种文字。如库恩的《金瓶梅》节译德文译本题名为《金瓶梅：西门庆及其六妻妾奇情史》。自1930年莱比锡岛社出版以来，有法兰克福岛社、塔姆施塔特、慕尼黑、汉堡、苏黎世等多种版本出版。1939年起有了英文转译本，1940年有了荷兰文转译本，1946年有了比利时文转译本，1948年有了捷克文转译本，1949年有了法文转译本，1950年有了瑞典文转译本。1955年有了意大利文转译本。转译本如此之多，说明库恩的《金瓶梅》德文译本深受西方各国的欢迎。自三十年代以来，许多西方汉学家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给库恩的《金瓶梅》德文译本以高度的评价。如法国学界赞扬库恩的译本使法国读者读到了“一部伟大的中国古典小说”；意大利学界在评述库恩译本时说：“一部伟大的《金瓶梅》传奇可与薄伽丘的《十日谈》相媲美”；1983年在德国莱比锡与魏玛同时出版了库恩《金瓶梅》译本的最新的一版，这个重印本共两册（1102页），增附了原书木刻插图二百副，并附入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博士所撰长篇跋文，全面评价了《金瓶梅》的容及插图的价值。我们从这个新版本的出版，可见库恩译本所具有的永久性的生命力。库恩所译《梁山泊的强盗：水浒传》，为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之节译本，1934年由莱比锡岛社出版（839页）。1936年有了荷兰文转译本；1960年有了南斯拉夫文转译本；1950年有了匈牙利文转译本。库恩还与里卡达·劳沃尔特合译《梁山泊的强盗》于1955年卡尔于贝赖特出版社出版。这是适宜青少年读者阅读的一种普及本。此普及本有荷兰文转译本，意大利文转译本、南斯拉夫转译本、匈牙利文转译本。库恩《水浒传》德文节译本出版，引起西方评论界的极重视，学术界的评论文章不下五十余篇，皆对译本给予高度的评价。库恩根据《三国演义》原著节译的《三国志》，1940年柏林吉斯塔夫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出版（546页）。此译本内容自《三国演义》的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起，至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止，全书共分三十章。书中附有本刻插图24幅。这些插图是米勒教授，199年在保定府获得的，现藏于柏林民族学国立博物馆，译本装帧十分精美，除柏林版外，还有仿西方古典籍装帧的魏玛吉斯塔基彭霍伊东版一卷本及两卷本。各版本后均附有库恩撰写的《跋》文，介绍了小说的作者、人物塑造的特性以及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广泛影响。
库恩的这一译本曾被转译为荷兰文。鲁迅先生在1930年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到明代通俗小说《好逮传》在海外流传情况：“《好逮传》则有法德文译本，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好逮传》早在歌德为时代就已从其他文字转译成德文，但库恩是在1926年直接译自中文的，他的译本更受欧洲著者欢迎。鲁迅所说的很可能就是库恩的译本。
库恩在欧洲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
（本文部分资料采自联邦德国驻华使馆供稿，见《瞭望周刊》1984年32期；纪有志《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与中国明清文学》，见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