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剧札记七则

天网恢恢，疏而……——元剧札记之五

　　虽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谓“政府”，就是一些“管”我们的人，但实际上问题并不那样简单。有关政府的功能，是值得政治学家们专门研究的；而和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首当其冲的层面，就是政府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民众之需要政府，用卢梭的话说，民众之所以将自己天赋人权之一部分，自动地让渡给另一些人，由这部分人组成政府以实施对民众的管理，正是因为公正之不易得，公正不能寄希望于冥冥中的天道，还是需要寄希望于人类自身。

　　什么叫公正？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阐释它，公正不是指、或者说主要不是指一个人做了好事后应该得到回报，多数时候它是指一个人如果做了坏事应该受到惩罚。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乃至嘉奖，固然是引导人心向上的重要一环；但更重要的，或者说民众更有切肤之感的，恐怕还是一个人如果做了伤天害理的坏事，是否会受到惩罚，以及会受到怎样的惩罚。这也是元杂剧告诉我们的，元杂剧里有许多公案戏，讲坏人犯了罪，官吏们如何拨开层层迷雾破了案，于是，正义得到伸张，罪恶得到惩罚。像《鲁斋郎》、《勘头巾》、《硃砂担》、《魔合罗》这类剧目在元代想必是经常演出并且深受观众欢迎的，它们除了作为典型的公案戏而引人注目，同时更因为其中暗含的坏人做了坏事后必然败露的公理，而受欢迎。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不如蒿草。神灵若不报应，积善不如积恶”，老百姓十分清楚现世报应对于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当然，无论是元杂剧还是其他的什么剧，都很少以做了好事之后得到表扬嘉奖作为题材的——中国近几十年流行的现代戏除外，现代戏倒是十分倾心于表扬好人好事的。这种所谓现代戏在很多场合是个伪艺术的怪胎，而且关键在于它并不在乎有没有观众，既然不能体现民心，也就不能以常理度之。元杂剧这样的题材选择，正揭示出一般民众的心理需求。

　　所以，虽然元杂剧的作者们口口声声“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其实老百姓真想看到的，主要是惩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表扬好人好事的“正面引导”，远不如惩诫坏人坏事的“反面教材”，更能惊醒人生，更有威慑力。艺术是不会犯错误的，一个时代深受民众欢迎的艺术更是不会犯错误的，有什么样的艺术，正缘于有什么样的民众。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读元杂剧，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元杂剧对坏人坏事“恶有恶报”的叙述模式。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家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由戏剧家与作为观众的普通民众在有意无意中共同构建的幻觉甚至骗局，因为天底下有许多许多的案子，官吏们或者懒得去破或者虽然努力去破也没有能破得了，但没有破的案子是不能成为戏剧题材的，因为它有头无尾。实际上，就连那些案情过于简单，无需细察坏人就被绳之以法的案子，也不容易成为戏剧的题材，因为太简单，没有“戏剧性”。因此，一个案子要想成为戏剧的题材，就需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案子比较复杂，其二是案子最终大白于天下，坏人受到了惩罚。于是全剧终了，好人们欣欣然地说，好啊好啊，做好事的人或者是受冤枉的人终有好报，尤其是做坏事的终究会受到惩罚，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看你们还敢不敢做坏事？

　　既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还需要政府做什么？需要的，天道要通过人道来实现。毕竟在凡间人世，坏人坏事还是需要通过现实的政府机构给予惩罚。公案戏的实质，就是天道借助于人道，元杂剧《勘头巾》是以审案的孔目张鼎为主角的末本，它非常典型地以一个复杂的案子为题材。《勘头巾》的案子经过是这样的，贫民王小二经常得到刘平远刘员外接济，某日又来到员外门前，却与员外发生了一场口角；恰好刘员外的浑家与太清观的王知观“有些不伶俐的勾当”，便唆使他杀了刘员外，两人得以做一辈子夫妻。王知观趁刘员外出门取账酒醉时杀了他，取头巾回来为证见。地方官审理刘员外身死的案件，自然听信刘妻的告诉，将王小二作为疑犯，虽然并无证据，仍然将他屈打成招。但是刘员外所用的头巾一直没有找到，负责审案的令史再次到牢里拷问王小二，王小二受刑不过，随口答道，头巾藏在城外刘家菜园里井口旁边石板底下。用元杂剧惯用语说，也是合当有事，刚好有个卖草的庄家被牢头戏弄关在牢里让他给打草苫，听到了王小二的供词。令史审出了头巾所在，自然就要去取这件重要证物了，而那位卖草人出得门来却碰上了在附近探知动静的王知观，将王小二的供词说与他听，王知观得以迅速将头巾藏到王小二所招供之地，奉命前去的张千顺利取到证物，此案遂定为铁案。如果这个案子如此结束，就不像一个戏了——它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全部两个标准，既不够复杂，又不符合民众的道德理想。所以这戏还需要一个转折——就在王小超大型要被处决时，六案孔目张鼎进衙办事，听到王小二喊冤，就想为他重新审理，寻找案中的破绽，却无法解释王小二何以知道头巾这件重要证物埋藏的场所。七弯八绕，闲谈中张鼎一不小心说说起这衙门的屋顶哪怕加几张草苫也好，张千猛地想起那日去取头巾时，曾经遇到一个卖草人。张鼎找到了这位庄家，又是七弯八绕地，很偶然地，知道那天他曾经将王小二的供词说给王知观听，经由这条小线索，终于找到了凶手。

　　有了这样的结局，《勘头巾》才算是一部典型的公案戏。然而我们也会发现，作为一部典型的公案戏之两个条件，却是相互矛盾的。复杂的案子写成戏，比较好看，但是，复杂的案子却并不易审理，换言之，如果仅仅需要追求天理昭昭，那么简单的案子更容易达致这一结果；复杂的案子既然有许多曲折，假如最后不能审个水落石出，好人受了冤屈，坏人逍遥法外的可能，就大大增加。正是为了同时符合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条件，多数案情曲折复杂的公案戏，都需要通过一些非常事件，导致剧情非正常的转折，以使善恶报应的理想得以实现——既然案情复杂，就需要特殊的机缘才能破案。

　　然而问题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既然案情复杂，既然案子很难破，破案的转捩点，就会经常借助于一些偶遇或奇迹。假如《勘头巾》不是卖草的庄家出牢门时刚好碰到王知观，而且，假如张鼎重新审案时没有七拉八扯地扯到草苫上面，王小二被屈杀就几乎是无可怀疑的结局，那么这个案子岂非永无清明之日，台下的观众岂非要很不满意？人间的公理岂非就失去了它的普遍性？举例而言，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新闻报道里读到这样的消息——“我公安人员看见某人形迹可疑，随即上前盘问，一举破获一件大案”，从这里是很难推导出公理存在的明显证据的，它只会摧毁我们对社会治安状况仅存的一丝信心，假如诸多刑事案件的破获，都只能寄希望于公安人员识别众人“形迹”的火眼金睛，而不是依赖于确凿可靠的证据与线索，那么，破案就成了摸彩。至于像《窦娥冤》这类剧目，既需要借助于虚幻的鬼魂，还需要自己的亲人获得高官显爵才得以申冤，更使天道显得脆弱，难人令人信服。

　　公理需要得以伸张的，还不全是公案戏那样的场合。元杂剧《潇湘雨》的主人公被贪图富贵的丈夫无端抛弃，如果说停妻再娶还只是负心，并不算大罪，那么当他的妻子前来认亲时，竟被他诬为家里偷了东西的丫环，不仅下令将她发配到沙门岛甚至吩咐押送的解子“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确实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了。那么这样丧尽天良的坏人，如何才能让他受到惩罚？在这个戏里，公理得以伸张全靠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配往沙门岛途中的翠鸾路经一个驿站，她不由得在雨夜哭泣，恰好他的生身父亲张天觉也在驿站歇息，翠鸾这位“带长枷横铁锁愁心泪眼的臭婆娘，惊醒了他这驰驿马挂金牌先斩后闻的老宰辅”，令老宰辅大为恼怒。次日清晨，老宰辅要弄清楚究竟是谁搅了他这一夜，一见之下，认出竟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女儿。如此说来，天地之广，假设没有这样的巧遇，十个翠鸾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哪里就那样巧了，半夜碰上自己的父亲？

　　偶然性也不全是偶然的，说是“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偶然性可以被解释成天道。但无可怀疑的则是，审案越是要借助于偶然性，也即越是要借助于天道，就越是不可靠。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概率太低，而当某一事件出现的概率低到一定程度，它的存在本身甚至也可以被忽略，这样的规律，并不是不能用之于所谓的天道，以及用以体现天道的人道。

　　因此，需要借助于偶然性，也即借助于天道来实现的社会公正，是缺乏保障的公正，是令人生疑的公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归根到底是一种甚不可靠的谎言。更符合事实的情况则是，那天网恢恢，“疏”则“疏”也，却未见得不“漏”；它确实“疏”，而且还“漏”得很。有时你只能权当它是一种恫吓，如同文革中常见的大字报里“某某必胜，某某必败”，“某某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式的语言，它或许能起到点鼓舞人们的士气，让对手心浮气躁的作用；更像是通过个别贪官污吏被揭露的事件，推导出“任何腐败分子都逃不出法律的惩罚”这样遥远的结论，因其过于虚张声势而显得空洞无力，也断断不会具有真正的威慑作用。这样的“天网”，简直比《勘头巾》所描述的那张“天网”还多漏洞。

　　戏剧毕竟不同于现实。虽然公案戏编织的天网千疮百孔，元杂剧仍然不得不立足于趣味与公理之间那一个小小的缝隙，在公案戏的取材上大费周章。既然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公案戏就会失去可观赏性；同时，如果公案戏没有善恶报应的大团圆结局，就会违背民众的社会理想，同样会被一般观众抛弃，那么，元杂剧里公案戏的模式，就必然意味着某种艺术化的妥协。这样的妥协最终凝聚成包公这样的特殊意象，虽在尘世，却超越于现实人生；一方面，有了包公，天道的达成就有了一丝希望；另一方面，也因为只有一个包公，这希望离现实就仍然很远。所有将政治清廉的期望，寄之于包公或一两个包公式人物身上的想法，都只不过是戏剧化的幻想，如此而已。

　　我们很难说，将社会公正写成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是不是体现了元杂剧作家们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我们只能不无牵强地说，通过对那些高张因果报应的元杂剧杰作的细读，依稀能够发现其中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既然借助于天道来实现社会公正是如此的困难，天道就越是显现出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实质——理想离现实越远，它作为一种理想的本质特征就越是鲜明可辨。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人们，应该不难从中体会到这样的暗示——无论是寄希望于人道还是寄希望于天道，都远远不足于达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要想通过某种外在于民众自身的力量——不管是所谓天道还是人道——实现社会公正，都仅仅是一种虚构的幻想。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后退一步，以最宽容的心态认同元杂剧的公案戏所构筑的幻想，就像包公始终体现出民众对社会秩序健康而美好的愿望，因而多少总有值得褒奖之处一样。即使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纯粹且一目了然的幻想，即使它是如此显而易见且虚张声势的虚构，毕竟也有它的价值，至少它对于好人并不具有任何的伤害，却能够使恶人有所畏惧。而即使是对虚幻的天道的敬畏，也有其不可估量的社会作用，它使恶人在行恶时，也隐约地看到一条底线。有这条底线和没有这条底线，恐怕大不相同，因为，只有无所畏惧的人，才会成为彻头彻尾的、不可救药的、并且真正令人生畏的恶人，对社会具有最致命的破坏力的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