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剧札记七则
什么人能当县官——元剧札记之三
元杂剧以苏秦的经历为题材的作品不少，据说宋代就已经有了南戏剧本《苏秦衣锦还乡》，元杂剧有《冻苏秦》（又名《苏秦还乡》），后来，许多剧种也有名为《黄金印》的相同题材作品。有关苏秦的戏，大抵以揭露世态炎凉为主题，讲苏秦自幼熟读经书满腹经纶，初次出门求官未遇，回家后受到家人百般羞辱；他重新发愤苦读，终于一鸣冲天，六国封相，于是家人又百般奉承云云。
苏秦是战国时代有名的谋略家，但是所谓“六国封相”并不是史实，当然，你没有必要因为它不是史实就贬低这些作品，况且有关“六国封相”的情节是如何敷衍出来的，也确是个很有趣的课题。但我这里想写的，仅仅与苏秦的发迹有关。按照杂剧《冻苏秦》的说法，苏秦和张仪是少时同学，结拜兄弟，一起“收拾琴剑书箱，上朝进取功名”，经过一番曲折，苏秦“凭着我胸中豪气三千丈，笔下文才七步章……到举场，将万言书见帝王，插宫花，饮御觞”，终于做了高官。戏中苏秦发迹的经过，当然不像是在战国时代，那时还没有科举制度呢，至于“七步章”也用错了典，唯有向帝王上了“万言长策”而发迹的穷书生，倒是元杂剧中最常见的主人公，颇有些值得回味之处。苏秦是个读书人，至少戏里是这样写的。《冻苏秦》就是“书中自有千钟粟”的活写照，它暗示着你只要书读得好，就有可能做官，而在中国，做官就是成为人上人，很威风，当年曾经欺侮过你，看不起你的人现在都要遭到报应，很解气。从唐代开始，这样的可能性就得到了制度性的保证。至少从读书人的角度看，选拔书读得好的人做官，总比只看出身选派官员的做法要好，这种制度，毕竟是讲真才实学的啊。
但是且慢。如果我们以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重视读书人，注重政府成员的知识，它是在努力选拔一批受过教育、有知识的文人来承担国家管理的重任，这就错了。经常空叹“报国无门”的读书人很容易怀念当年的科举制度，而忘记了科举的实际内容，毕竟一种选拔制度到底选拔出一些什么人，还得看选拔的标准，具体说，要看考试考的是什么。中国的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考试科目则一直主要集中在文学与策论。像唐代以诗取士，元代据说有以曲取士的制度，明、清主要是考“四书五经”，要按“四书五经”的精神写文章。如果用现代教育的概念附会地说，大概从唐到元是以考语文课为主，明清以考政治课为主。考生通过了语文或者政治课考试并且成绩优异，就参加下一轮考试，直到最后一轮──殿试，通过了皇帝本人主持的最后一场考试，你就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在戏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被委任为丞相——当然在现实的科举制度中是不可能的，多少人多少年里都在苦苦等候着这个位置呢，哪能容你一步登天。
这种考试过程中难免出现作弊现象，但是这并不重要。纵然这种考试极其公平、公正，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通过了语文课或政治课的考试并且成绩优异，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县官，乃至一个好的州官、市长、军区司令、一个好的政府总理。唐宋年间以文学取士的制度是不容易理解的，你怎么也说不清楚一个人的诗和词写得好不好，与他能不能胜任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有什么必然联系，虽然文学家们总是相当自信地认为自己拥有异样的行政才能；而以“四书五经”取士同样不容易理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四书五经”学得好不好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你只能这样勉为其难地为它解释——就相当于现在学校普遍开设并且都必须要考的政治课，“四书五经”是圣人提倡道德修养的，读好了这些书就相当于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用现代语言说是“政治上过硬”），而按照人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来选拔政府官员，也未尝不是一种说得过去的理由，至少比起考文学课，更不离谱一些。你可以狡辩，说一个人即使把“四书五经”读得烂熟也不能证明他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就像你能把那些政治课里必须背诵的标准答案倒背如流，那也只能说明你的记性好，决不能证明你政治上可靠一样；然而，那只是狡辩，因为假如你连政府、领导们让你背的东西也不肯去下死功夫背，你连装出一副积极的样子也不肯，至少可以说明你不听话，而不听话的人，政治上也就自然不会太可靠，在领导看来，你的道德也就很成问题。因此，真正值得说明的，反倒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政治修养水平与他的行政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倒也有迹可寻。西方的政治家向党派负责，而在中国，至少是在古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并没有所谓党派利益，“党”是一个贬义词。宋代蔡京当权时立了一块党人碑，上面把司马光、苏东坡都指为“党人”，就是将他们公开点名批判的意思，有个名为《党人碑》的戏就写这件事。在没有党的年代，大小百官都必须向皇帝负责而且只需要向皇帝负责，至于皇帝要不要向什么人负责，比如要不要向老百姓负责，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毋庸别人置喙。在皇帝看来，质问“保中国”和“保大清”孰重孰轻是很愚蠢的，国家利益当然不如自己的家族统治权要紧，所以，皇帝选拔官员的所有标准之中，忠诚当然是第一位的，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的忠诚。而是否忠诚，就是一个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宁肯选择忠诚的庸人而不能选择有独立见解的能人，决不限于某朝某代。
当然，科举考试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关于忠诚的测量，即使是按照政治课学得好不好这样不甚可靠的标准做的测量；如果科举只是这样的考试，那未免过于无趣，更不值得戏里搬来演去。你见过以考政治作为题材的小说电影戏剧吗？反正我没有见过。科举的趣味，在于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即皇帝的面试。那么皇帝考什么呢？皇帝本人并不需要与别人讨论什么叫做忠诚，这类事情已经由其它低级考官完成了，现在，皇帝要关心的是官员其它方面的素质。从元杂剧里，我们经常能读到像苏秦这样的寒士手揣万言策论，大谈如何如何治国，皇帝看了以后就大喜，马上就给他一个县官当当，《范张鸡黍》中的王仲略只因为偷了才子张元伯的万言长策献上，居然做到了杭州佥判呢。戏里很少介绍呈献给皇帝的万言书具体写些什么，但我们可以想象，那里面谈的必定是皇帝所关心的事情，皇帝与寒士肯定不是谈如何治理一个地区，比如如何治理一个小县，而是谈论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会谈论如何治国并且能将皇帝老儿谈得龙颜大悦的人，风风光光地上任，遇到那些实在很具体很微细的家务纠纷时，他到底是否具有处理这些纠纷，做好一个县官的能力，就不得而知了。至少从元杂剧看，很多科举出身的官儿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感慨万分地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而仅仅做个“清官”，又有什么用呢。
如此看来，中国历来依赖于科举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实在有太多漏洞。至少从选拔县官的角度看，科举很可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制度，就像我们从小到老需要参加的从学校到工会所有部门组织的政治考试一样毫无意义。这种考试是道德取向的，它却没有任何可能真正衡量出应试者的道德素质的高低；花费大量公共资源组织这种考试意在选拔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人员，却不能保证通过这样的考试选拔出的优胜者，具有足以胜任所担任的行政事务的实际才能。科举考试如果不是只考察文人的文学才能的话，也只是在考察儒生们空谈治国的能力。
儒生空谈治国，正是科举制度的一大弊端，它注重的是“治国之道”，而不是“治县之术”。科举制度中选拔出来的那种手捧万言长策的儒生只会谈论抽象的“仁义礼智信”，讨论起国家大事来可以头头是道，少不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气势，但是，科举制度无意于考察应试者处理具体事务的才能，所以，通过这样的考试选拔出的人才，被安放在县官这样具体的位置上时，他的尴尬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境遇对于读书人也同样不公，你以多年的刻苦攻读终于通过了数场如何当好一个大国总理的考试（有如现在高考政治试题中“如何进行国企改革”的论述题），完了却分派你去当一名县令，你突然发现多年来萤雪寒窗所学所思全与工作无关。幸好你这官已经当上，只要不犯大错不得罪上司同事，谁也不能奈你何。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作为皇帝派驻此地的官员，成为皇权的代表与象征，至于如何判案如何收税，就让小吏们去做吧。我以小人之心揣度，这就是科举制度中选拔出的多数官员到任后必然会产生的念头。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缺乏作为一个县官必需的素质，这肯定是科举制度最失败的一环。它所考的正是那些最不可能考，也不需要考的东西，比如，忠诚。吏治的失败，难道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