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与晚年陈独秀

　　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有一个整理出版《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的计划，主要是搜求编印散落在民间或海外的文稿，陆续问世的有《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陈垣先生往来书札》、《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颂斋文稿》、《郑文焯手批梦窗词》，这些著作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在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第6种出版物《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以下简称《书札》）。

　　台静农辞世后，文哲所筹备处在各方协助下整理他遗下的各类文献，其中所藏的书信颇为可观，仅陈独秀写给他的信就有一百余封，故先将陈先生的真迹影印问世。《书札》共分为“书札”、“相关资料”、“诗文卷”、“题字对联”、“陈独秀手书自传”五部分。“书札”起于1939年迄于1942年，具体分布是1939年6封，1940年35封，1941年36封，1942年17封，年月不确定者5封，只有信封者12封。综观这些书札和其他诗文，可以说它们是研究陈独秀晚年日常生活和著述情况的一份重要而丰富的材料，《书札》可以说是陈独秀的一部作品集，而这些作品在目前比较完备的《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均未提及，所以尤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此书整理极为精审，信件存有信封者连信封一同印出，仅有信封的也将信封印出，而且印制清晰，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存真。这种整理文献的精神令人钦佩。

　　陈独秀是1938年7月初乘船入川的，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他的生活。8月初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同窗好友邓仲纯（邓以蛰之兄）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1939年2月16日和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发了的陈独秀的《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这似乎标志他晚年著述活动稍稍步入正轨，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之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陈独秀晚年的心血可以说全耗在这两个方面，其中古史方面他于1940年11月10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史表》，但相较而言，他在文字学方面所耗的心力更多。1938年3月陈独秀的同乡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实庵自传》单行本，陈独秀这一自传只写了两章（即《没有父亲的孩子》和《江南乡试》）就搁笔了，汪孟邹一直催他写，而陈独秀在四川回信说，他正在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比自传更重要。《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在南京第一监狱中未完成的《识字初阶》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写给台静农的信绝大多数是与《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有关，如谈写作计划，或托台静农借阅资料、处理稿件、印刷书稿等等。台静农其时住在离江津约有三小时水路的白沙镇，1939年4月，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为避免空难迁至此地。这一年，该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台静农说：“而仲老（陈独秀）接受卖给编译馆者，则为我当时在编译馆有些方便，如交出的原稿要改正与借参考书及向馆方有事接洽等等。但我不是该馆正式人员，而是沦陷区的大学教授被安置那里，没有约束工作，可自由读书做自己的事。”（《忆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晚年生活相当清苦，住所屡迁，在《书札》中可以看到三个住址，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或是邓仲纯妻子对陈氏一家不太友好。除一二老友接济外，陈独秀拒收其他馈赠。他家还几次遭窃，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更糟的是他的健康状况：

　　独秀晚年患血压高，经常不食盐，犹能深思著述，完全由精神支持，尤其当血压高时，不能伏案执笔，则不吃东西，硬将血压压饿下去。村居无医无药，只此一法，如是者不止一次，他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十分之九而去世了。（见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

　　《小学识字教本》在他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寄沈尹默的诗中写有：“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造懦事丹铅。”他在《小学识字教本自序》中说：“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及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教本的撰写几乎成为萧瑟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仅录《书札》中字体易辨认的一封信，是陈独秀1941年8月6日写给台静农的：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两示均读悉。古韵表油印二十份（用前史表纸）需纸价若干，望嘱写油印者计算示知为荷！韵表尚有自序一编，约三千字，日内写好即寄上，建功兄愿写一批评性之序否？识字教本初以教部与馆间有误会未能印，今闻误会已释，而仍未付印，不知其症结究竟何在？拼音文字草案早已售于商务，韵表乃初稿，此时不拟正式付印，连语类编已约与北大，弟并无他稿可以出售，兄与瑜兄函所谓弟之稿费问题尚谈不到，不知何所指也？

　　据《陈独秀年谱》所示，“古韵表”极可能是《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同《连语类编》，陈独秀准备交给北大出版，以答北大同学会月赠三百元的生活费用，上信中所提到的“瑜兄”即何之瑜，因罗汉在重庆大轰炸中身亡，北大同学会继托在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照顾陈独秀。北大此举相当有人情味。但“古韵表”后来未能出版，陈独秀托台静农在编译馆油印若干册，分赠陈中凡、胡小石、沈尹默、沈兼士等学者，至1942年初，《小学识字教本》上编还未能出版，陈独秀一面加紧修改，一面在催促。1月9日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可见他的心情：

　　渝商务印书馆闻已大事扩张，识字教本必可印，惟须陈馆长（陈可忠，化学家）请教部陈部长（陈立夫）力与王云五交涉，始可望提前付印，否则出版仍必无期，因王云五是一势利小人，陈馆长与之接洽，未必有效，希克代达鄙意于陈馆长。弟方始续写识字教本，黑石山看梅恐又成虚愿……

　　说到陈立夫，在1941年11月间他还建议陈独秀将书改名，“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但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意见：“……拙著识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小学识字教本》不知有没有正式出版，据《年谱》所记，编译馆曾将该稿油印五十册，分赠学术界人士。

　　陈独秀晚年从纷繁的政治中退出来埋头于文字研究，是隐退，还是向传统回归？《书札》中的一些诗文也透露出他的苍茫孤寂心境，有时似有出世之感。如1941年7月所作诗云：“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1941年秋所作《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这种心境在1940年写给台静农的长诗《告少年》中有更完整的展示，该诗卷后有沈尹默、胡适、董作宾、沈刚伯的题识。

　　《书札》也集中呈现了陈独秀晚年的书法艺术，我虽不明此道，但也常被其中深厚古拙之气所感。深得倪元璐书法神髓的台静农说独秀早年用功于篆字，当年陈独秀以行草写赠的一幅四尺立轴，台静农觉得“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他对书艺也颇有见解，1941年4月16日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抗战期间，欧阳竟无在江津重建支那内学院，陈独秀与他是多年朋友，在此期间和欧阳大师颇多交往，陈独秀常偕高语罕至学院谈文赏艺，1941年冬，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借阅《武荣碑》：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有人将此事与鲁迅晚年编印《十竹斋笺谱》联系起来，说他们二人早年激进，晚年在转向传统艺事时，流露出六朝人的风韵。此说似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