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终残帙幸余灰——陈寅恪诗评黄浚及其《花随人圣庵摭忆》
1947年春，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转折关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粉饰“制宪国大”，在惩办日军战犯、审判汉奸的工作中加快了行动步骤。继当年2月处决了汉奸丁默村之后，纵兵施虐的日酋谷寿夫等战犯，也于3月间被押赴南京中华门外的刑场执行枪决。
当此“7·7”事变发生10周年之际，已经双目失明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诗毕，意犹未竟，先生复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黄浚，字秋岳，号哲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前系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高级机要秘书。1937年8月26日，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黄浚的罪行，是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开战之初，向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泄露国民党军方关于在江阴封锁长江航道的命令，致使长江中上游南京、汉口、重庆等地驻防租界的3000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70多艘舰船，以及3万人左右的侨民，在中国海军实施“封江”前仓遑逃逸，从而使这一可能改变战局进程的重大措施归于失败。
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1937年7月27日，当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要求有关各部队采取配合行动，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时，担任行政院会议记录的黄浚获悉这一绝密情报，当晚即将此事透露给日方。
江阴“封江”泄密案暴露后，身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雷霆震怒，严命彻查。黄浚东窗事发，罪无可恕，被处以极刑，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其长子、已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的黄晟及同党十余人。
黄浚是我国在抗战初期首批被处决的大汉奸。或许蒋介石尤为讳言在其直接下属内还隐藏有如此窃踞高位、通敌卖国的奸细，故当时对此事的报道语焉不详。陈寅恪诗“当年闻祸费疑猜”之句，即为先生对黄浚事件的最初反应。
仇寇入侵，八年离乱，日本侵略军带给陈寅恪的身心创痛，是永生难以平复的：1937年“7·7”事变发生后，其父陈三立因北平沦陷，愤于时艰，疾发拒不服药进食，于数日后遽然辞世；陈寅恪携妇将雏，流徙万里，在大后方坚持办学，后因病双目失明，延医无门，遂成终生之恨。尽管如此，他依然从学术高度，给予《花随人圣庵摭忆》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对于黄浚的为人，先生更是以沉痛的口吻喻之为：“乱世佳人还作贼”。
《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是黄浚多年的心血结晶，曾经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该书绝大部分篇幅，所述皆为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70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如祺祥政变、海防之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两宫西狩、东南自保、割台事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黄浚以其广博的文史知识，悉心搜集的名人书札、大臣奏稿、宫廷邸报、佚文诗帖等第一手资料，相继缀写成篇。其所记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对于时政轶闻、儒林风尚、社会世相、人际纠葛的叙述，皆材料详实、论述完备，“实称上品”。因其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的篇什，堪为“援引广博，论断精确”，每有独到见解，所以颇受陈寅恪的青睐。
陈寅恪写这首诗，并非一时兴会所致，而是立足于对《花随人圣庵摭忆》的全面了解和准确评判。他的学生刘适(石泉)于抗战胜利后作《中日甲午战前后的中国政局》论文，因引述了该书的一些史料，曾受到燕京大学一位教授的非议，认为黄浚以通敌罪弃市，其所作焉能作公开称引?陈寅恪得知此事，安慰刘适说：只要有史料价值，足以廓清问题，什么材料都可以使用，只看会用与否。先生这种实事求是对待史料的学人风度，及其不以人废言的科学精神，实为后人楷模。
然而，陈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食古不化的顽固老夫子。当时，面对着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他也曾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为公理、为正义呼号呐喊。
1946年12月25日，正当“制宪国大”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的同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皮尔逊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事发之后，平津各地举行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也正是在陈寅恪先生写这首诗的前不久，他还曾为着国民党当局出动8000余军警宪特逮捕北京无辜市民、学生事，与北大、清华的朱自清、俞平伯、许德珩等13位知名教授一道，联袂发表宣言，呼吁政府保障人权。
陈寅恪所“深赏”的黄浚《游台山看杏花诗》，见载于其书中《台山之花事》一文。台山是北京西山的一处风景名胜，其地杏花“连塍漫谷，三四十万株，亘可二十余里”。文章中有个片断，记叙了作者1930年清明后游台山时写的杏花诗，文章仅录其一联断句：“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
陈寅恪为什么会对黄浚这一句诗如此爱重，乃至于在感怀赋律之余，尚且不惜爱屋及乌，对这个“世人皆曰可杀”的汉奸也报以“今日开编惜此才”的喟叹呢？对此，其挚友吴宓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化，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
吴宓的说法，切中肯綮，应当是对陈寅恪“深赏”黄浚台山看杏花诗之心理感应的最佳解释。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界哲人，陈寅恪终其一生恪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从不因时择利、曲学阿世，在学术上、道德上保持了崇高的气节。先生对这句诗的珍爱，乃是从中体察到了不以“繁枝”夸耀世人而清节自励的高标风范。所以，陈寅恪诗云：“断句犹牵后死哀”，事实上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见说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聪慧颖悟者如黄浚，尽管他写出了这样的诗句，但由于此人于民族大义上操守沦落，因而其不得不堕入到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
黄浚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黄彦鸿曾为清廷翰林，他自幼随外祖父读书，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乃有“神童”之誉。
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今北京大学前身)。因其年少聪慧，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乃至于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广泛的社会关系，使得黄浚在北京生活期间如鱼得水，更兼之其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缘与闻前清的政坛掌故，并可从前人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迹。
1935年，黄浚得福建侯官同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由北京南下，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其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乃“中国通”，为上海同文书院、东京帝大出身，在日本外交界一向以靠拢军部、强调对华执武力威胁的强硬态度而著名。为了刺探国府机密，须磨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浚。他见黄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夫子庙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乃以小恩小惠加以收买，使其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后来，须磨因故被调回国内，仍由南京总领事馆派人与黄保持联络。
或许，时至此时，黄浚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陷身泥淖的最终下场，他不敢对人剖白心迹，更没有勇气出首以自赎，而是几次三番地在文章中藉言他人以自我宽解。现存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马叔眉上条陈》、《奸细鉴别不易》等都可映现出他当时的心态。如前篇中所指的马叔眉，即为李鸿章的幕僚、郎中马建中。1894年，李派马赴法国考察西方政治，马回国后，上书列举各国政治体制概貌，各辨优劣。条陈传开之后，一时舆论大哗，京曹科道群起攻讦，指责李为大汉奸、马为小汉奸。黄浚从曾纪泽的日记中，全文抄录了马建中的条陈全文，然后顿生感慨，将笔锋一转，写道：
观叔眉议论乃殊不满英美法政制，其所判断如何?另是一事。而可叹息者，那京曹所呼之小汉奸，本人却并不满意于外国，此等处正自哭笑不得。又可知京曹风气，凡稍通外国情事者，一遇事变，略当其冲，即被呼为汉奸，此得习惯，由来已久。
黄浚的这段议论，与其说是为马建中抱不平，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投靠日寇，里通外国的叛逆行径找托词。他曾留学日本，其同乡梁鸿志、诗友王揖唐等，都是当时华北臭名昭著的亲日派头面人物。所以，黄浚对于“汉奸”的议论，实际上乃是其极度紧张、虚弱的一种心境流露。
其更有甚者，是当罪行暴露的前不久，黄浚还堂而皇之地撰写《奸细考》一文，举秦桧降金之事，直述其事，称：“秦桧之为奸细，乃由金派归，挞懒(金军大将)攻楚州，桧与妻王氏自军中趋涟水军，自言杀金监己者，夺舟而来，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见宰执，桧首言，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试窥黄浚之阴暗心理，他自恃既非日本“派归”，而与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之间的联络又甚为隐秘，所以他在文章中故作此说，一则表白自己，二则转移视线，希冀侥幸藏身，以图苟且于乱世。
事后看来，当初黄浚投身敌国，也是那种放浪形骸、浮华奢靡的纨绔习气害了他。其案暴露后，湖南大学教授、黄浚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李肖聃先生(李淑一之父)曾在其《星庐笔记》中说：
秋岳昔日在北京，喜与贵公子游，闻密购春宫秘戏图以献某某；所与交文学贵人，多徇外而鹜名，不能导之以正义。秋岳复不能节欲，敌乃廉知其贪而重贿之，于是人欲竟而天理灭、而卖国，杀身之祸成矣。
《花随人圣庵摭忆》辑事凡423则，总计洋洋45万言，曾因“其家乃谋印行，以永其传”，于1943年在沦陷中的北平首次结集，印数极为有限，据说只有一百部。后来，香港曾有人出资翻印过；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经过校订增补，曾予影印出版发行。
90年代初，现代著名掌故学家郑逸梅在谈到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时，曾评价该书说：
史料方面，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该案累累数千言，列举私家笔记，考其传说的异同，又把《光绪政要》中关于杨案的全文，原原本本地照录下来，再摘取翁叔平、李纯客的日记及《东华录》各谕旨奏折，并加断语，的确是很详情珍贵的。
陈寅恪先生是较为客观地评价了《花随人圣庵摭忆》学术价值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以自己的超卓识见和不囿凡俗的学术眼光，给这部作品予以了中肯合理的评定，由此促成我国近代史研究中这部重要的参考书籍，不致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