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则良先生
彼岸的杨振宁先生光荣退休，以其人之功德圆满，引起一片喝彩，杨先生也以朱自清当年诗句自勉：“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是人生绚烂归于平淡，“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新境界，着实令人企慕又感动的。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归宿，比如杨先生回忆少年读书情节，他是清华成志小学和北平崇德中学的学生，清华教授杨武之先生教子有方，当杨振宁读初一时，即有了家教的待遇，数学家的杨武之先生要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了他的一位得意的学生，叫做丁则良。丁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杨先生回忆，那一个半暑假的家教使他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这个人的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杨振宁教授谈教育》）。今天是不会有给自己的孩子请讲哲学的家长了，而那个雷海宗的得意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的丁则良，不要说没有挨到“夕阳无限好”的时光，就是让今天中国各高校学历史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等等回答知不知道这丁先生，恐怕也百不出一了，这就是时间的残酷。
不尽然是时间的残酷呵，那还是历史的残酷。我不知道后来杨先生打听过丁先生没有，我知道有一年杨先生于尼克松访华后返乡参观。曾有美国华人科学家参观团到来，其中任之恭、林家翘、王浩、张明觉、刘子健等等，其中多清华出身者，作为陪客的竺可桢提心吊胆他们会打听赵忠尧等下落，果然周总理宴请众人，任先生开口询问钱临照、胡刚复、陈寅恪等情况，周公自是一番苦心。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另外一个兄长在农村劳动，周公特别对刘先生嘘谈，“使刘大为感动”（《竺可桢日记》），周公还恳请参观团返美后不要过分为中国宣传，“只能适可而止，因国内缺点尚多”，那是不堪的一幕。任先生等当年同行，竺先生于日记中有段椎心泣血的自白：“熊庆来作古，数学所评之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早已停止薪水，给生活费，死后才声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薪水。科学界老一辈从此又弱一个，生物学钱崇澍、秉志、胡先骕三老相继去世，物理学胡刚复、饶毓泰，化学王进，地质谢家荣、何作霖，气象赵九章等继亡，今日又有数学家熊迪生，我辈真成鲁殿灵光了”。杨先生大概不曾想到：那个家教于庭内的书生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
遍查了各种人名辞典和辞书，可惜我们都没有记载这个丁先生，当然他是一个“异类”，是被遗忘的对象。还是周一良先生的近作《毕竟是书生》提及丁先生。周先生还为“海峡彼岸的朋友”拟为丁先生所编的文集写了序言，可惜也仅是序言而已，这本书结果并未出版。周先生是曾由研究他独擅的国史转而研究亚洲史的，这个“大胆”的转变福乎祸乎小子不敢妄议，在周先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北大全盘苏化，按照苏式教学计划安排授课，原来周先生与丁先生是合开国史的，便改行去教亚洲史，以后编亚洲各国史教材，周先生负责古代，近代部分则归丁先生负责，“他完成了几篇颇有水平、当时很受重视的亚洲近代史论文，但由于他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含冤而死，未及出书”，周先生呢，只是“直到70年代中期梁效成员受政治审查，我才坠欢重拾，又接触魏晋南北朝史”。
丁先生是怎么死的?周先生婉约微讽，有这么一段自伤自哀的回忆：“1957年从‘引蛇出洞’搞起来的反右派斗争，是解放后知识分子遭受的第一次大灾难。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鸣放期间确没有什么不满，运动开展后则诚心实意努力紧跟，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如此。但当涉及自己亲近的人时，不免真情流露。在批判亚洲史教研室青年教师夏应元的会上，我发言说他‘辜负了党的培养和我的期望’，随之落泪。好友丁则良在北大含冤自杀，我因须开会不能送葬，在他停灵处绕棺一周以示告别。作为北大民盟支部负责人，我主持批判他的大会。丁则良到苏联开会，根本未参加整风鸣放，毫无可抓辫子的言论，是原单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党集团’。我在大会上只能批判他‘辜负党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以后都在全系大会上受到‘温情’与‘立场不坚定’的批评。只有翦老，在会上听到我绕棺一周的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对丁则良是真有感情啊！’当时心想翦老还有人情味”。有“人情味”的翦伯赞先生，后来也只能效丁先生的玉石皆焚。丁先生那年自殒不过42岁。他是清华抗战前历史系的毕业生，曾在西南联大、昆明师院、云南大学以及母校任教，并曾在伦敦大学作研究，后来院校调整，被发配去了东北人民大学，周先生说两人共治亚洲史，那是他回到了北大（与清华历史系合并了）的事情，不久也就自沉未名湖。学人之难，于乱世为常情，令今天人们艳羡不已的徜徉于北大未名湖边的学子未必知晓湖上故事吧。
我是学历史的出身，我没有读过丁先生的大作，相信知道有过历史学家丁先生的历史系学子不会更多；我们也没有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去年出版的1957年《思忆文丛》仿佛也没人提到过丁先生，许是人太多了吧，比如石挥和储安平怎么死的?就没人知道。再说北大，也是历史系出身的程贤策是怀揣了烈酒和敌敌畏进了香山深处，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受了伤的，汪曾祺先生喃喃：“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受了惊吓的，则如周先生等，名在舒芜《四皓新咏》中，他如冯友兰、魏建功诸先生，以冯先生之倒孔、魏先生诠释《乡党篇》，进退失据，终是憾事，推其原委，尽在毛之于皮的无奈，冯、魏两家夫人门前私议，说：解放以来经过多少次运动，想着这回跟着毛主席可跟对了，不想更错，乃两位老太不胜唏嘘，真是可慨也夫!
周一良先生为丁先生文集作序，感慨“还有多少幕后的悲剧”，那是丁先生子女们的命运。丁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按先前的说法：“家学渊源，父承子业”，等等，这些后来都难作数了。胡风先生以他“曾经沧海”的经验嘱咐他的晚辈要坚决不考文科，这消息披露后让多少彷徨于专业志向的学子看淡了文科而改考理工呵，丁先生事业的绝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周先生以为“幕后悲剧”的故事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不说一汪未名湖了，市场经济你可敌得过它?如是，将来，还会有杨振宁功成名就之后感怀丁先生早年之”家教”的故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