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在京召开

　　1999年11月9日至10日，在北京温特莱宾馆举行了“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任继愈、黄心川、吴立民、方立天、杨曾文、方广昌、张新鹰、孙昌武、麻天祥、崔正森、宋立道、业露华、王邦维、黄夏年、何云、湛如、徐文明、张自强、张风雷、辛汉威等人，宣读论文的代表是，中国：楼宇烈《“无我”与“自我”——佛教“无我论”的现代意义》，潘桂明《从太虚的“人间佛教”展望新世纪的中国佛教》，王雷泉《面向21世纪的中国佛教》，尕藏加《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回顾与展望》，杨富学《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日本：镰田茂雄《21世纪的佛教》，赖富本宏《佛教图象学的成果和问题点》，落合俊典《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菅野博史《日本对中国法华经疏的研究》，下田正弘《佛教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佛陀观的变迁为例证》。这次会议是本世纪中国佛教学术界召开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争论激烈。会议的主题是展现继往开来的佛教研究，既显得非常重要又有现实意义。从与会的代表发言来看，本次会议的重点仍然是关于佛教在下一个世纪的所发挥作用有多大，未来的佛教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没有新的突破等问题。随着未来的佛教研究不断深入，即将来到的下一个世纪的佛教研究，中日两面三刀国的佛教研究会有一个崭新的发展。

 

　　1999年11月9日至10日，在北京温特莱宾馆举行了“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任继愈、黄心川、吴立民、方立天、杨曾文、方广昌、张新鹰、孙昌武、麻天祥、崔正森、宋立道、业露华、王邦维、黄夏年、何云、湛如、徐文明、张自强、张风雷、辛汉威等人，宣读论文的代表是，中国：楼宇烈《“无我”与“自我”——佛教“无我论”的现代意义》，潘桂明《从太虚的“人间佛教”展望新世纪的中国佛教》，王雷泉《面向21世纪的中国佛教》，尕藏加《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回顾与展望》，杨富学《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日本：镰田茂雄《21世纪的佛教》，赖富本宏《佛教图象学的成果和问题点》，落合俊典《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菅野博史《日本对中国法华经疏的研究》，下田正弘《佛教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佛陀观的变迁为例证》。

　　本次会议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召开的一次中日两国佛教学者交流的高层次会议，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的世界佛学，代表们对佛教的过去和未来展开了充分地讨论。楼宇烈教授从佛教的“无我”观念着眼，认为从人类角度看，现代人认精神上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大概可归结到一点：即自我的失落。这种自我失落，有来自客观方面的原因，如现代工业高科技的精密、快速、自动，强制地把人们的生活变的紧张、机械、被动、单调乏味，乃至于使大多数人失去越来越多的个体自我本有的种种主动、能动和自由，使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等；同时更有来自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在当今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环境下，许多人沉溺于物欲的追求而不能自拔，甘愿使自己沦为物欲的奴隶。另一方面，现代人精神上最严重的病症则是自我扩张。由于科技、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优于以往自我发展的更多可能和广阔场所。这是社会的进步，每个人本来应当利用这种条件来为社会和人类作更多的贡献，以完善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尚有相当多的人还深陷于我之中，他们把个人、自我看得比群体、他我更重要，甚至把个人自我放在群体、他我之上，把自我扩张到了一个不适当的地步。他们追求自我欲求的最大满足，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才是人生的真实价值，才是自我的完全获得和实现。其实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设计，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行得通的，而到头来他却将由于在群体中找不到的自我的恰当的位置，而成为真正失落了自我的典型。佛教的“无我”是为了破除“我执”，是为了让人们透过现象之我去了悟它的本性，破除种种虚幻景象，颠倒妄想的系缚，从而成为一个身心和谐、人格健全，服务社会，利益大众，充满喜悦，活在当下，体现真正自我的人。大乘佛教的“无我”说则体现了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一根本精神，觉悟了人生就必然会去奉献人生，如果不能奉献人生，亦即不可称之为觉悟了人生。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体都离不开群体的，华丽一个个体（自我）只有在为群体（他我）的奉献中，与群体融为一体时，才可能显现出自我的存在价值，才能生活得充实喜欢，才能感受和觉悟人生的意义。禅宗的“自性清净”和“自性自度”的理论，在解脱人性的自我迷失方面是有启发的。禅宗思想在未来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可能会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发生更为广阔的调节作用。所以佛教的“无我”论，为现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指出，20世纪是以不同寻常的乐天主义开始的。在这一时代，电气产品的发达使生活变得舒适，飞机、超高速铁路（新干线）的发达将地球距离缩短，使人们能够享受到海外旅行的自由。但是20世纪的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燃料消费型经济，现在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生态体系正在面临崩溃，受其威胁，已经给新的世纪投下了可以预见的阴影。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物种灭绝问题、气候变暖问题、艾滋病蔓延等问题都是下一个世纪面对的大问题。所以为了解决21世纪面临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寻求新的价值观，今后将是世界各国共同携手，互相谦让的时代，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是追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认为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行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重新认识佛教的知足思想。因为佛教主张，无限制地扩张欲望和追求，就会使贫困感越来越增强，成为欲求不满的奴隶。知足可以使心充实，使心平静，欲望的膨胀，将使人欲求得不到满足，导致焦虑情绪的增长。21世纪将是“较小的”凌驾于“较大的”，讲究精度、凝炼和自我完善的时代已经到来。作为20世纪日本檀家的佛教将真正变为个人为中心的宗教，宗门实现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在佛教思想中，体现于个人生活中重要思想是知足思想，体现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是利他思想。21世纪的理想社会将是尊重环境的循环、追求共存型的社会，在佛教中“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思想对人与自然共存是多么重要，佛教的“不杀生”的思想，不仅限于人，并且是意味着对动植物、自然环境也禁止杀生的、破坏的思想。所以21世纪的佛教将作为对循环的共存型的社会发挥作用的思想，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强调知足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强调利他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当务之急是确立基于佛教的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

　　对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发展，中国代表提出了有益看法。潘桂明认为，太虚法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重要思想和共同议题。但是它在为21世纪中国佛教提供理论指导的同时，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风云变幻的21世纪，中国佛教前景不容乐观，故而必须加速自己的改革步伐，对此有三点可以参考。首先，要在对传统佛教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人生需求，有所发展和前进。有必要发扬禅宗智慧解脱精神，抛弃其个体参访的风格，以更为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资源合理利用等领域作出贡献，体现人间佛教社会关怀的现实意义。其次，必须坚持人本立场，进一步破除各类鬼神崇拜，尤其对净土念佛展开深刻反省，彻底加以清理。第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新世纪的中国佛教更应注意培养健全人格，增进道德完善，实现社会进步。王雷泉指出，20世纪中国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以太虚法师和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由此产生“人间佛教”和“批判佛学”这二种本世纪最主要的佛学思潮或曰佛教运动。在中国大陆，自70年代后期，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从废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佛教的必然性复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政经改革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下世纪的佛教将会成为第一显教。值得注意的是，从本世纪80年代开始，佛教界和学术界开始正视佛教世俗化的问题，基要主义思潮正在抬头，提出让神圣的归于神圣，世俗的归于世俗。围绕神圣化与世俗化的冲突，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四点：一、修证法门缺位，偏离作为佛教根基的出离心和内证精神，仅仅满足于社会层圈和文化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之“边缘化”情况，佛教向世俗社会快速普及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资源。二、僧俗关系的定位。三、附佛外道的冲击。四、政经关系的澄清。总之，20世纪中国佛教的最大创获，也许就是树立一种求实求真的学术风骨，佛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向核心复归的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学术三极关系中，重树佛教主体的社会诉求。在重塑佛教宗教品格和修证精神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诚实研究，将会对佛教教团的发展，起于是种类似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对当代佛学研究，中外学者都提出的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赖富本宏认为，近年来随着多种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多样化，运用复数的方法论对多种学科跨领域开展研究的倾向加强了。具体到图像学的研究，通过对尊像的姿态、形象作客观的实证观察所得到的事实，作出正确地记述，这是第一阶段，称为“图像记述学”。其次是将此成果通过研究思考，放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加以阐述，这是第二阶段，称为“图像解释学”。他运用这一方法论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唐代密教的明王信仰，并加以与日本的明王造像作了比较，得出图像学具有“可视”的长处，即使没有文献，也可以从其形相和姿态探测出它具有的意味及其所受到的外部制约的历史要素。最后指出，我们不能束缚于作为被表现结果的图像，将它看作唯一无二的东西。相反，如果对此一味地执着，就会堕入浮浅的“博物学”层次，所以有必要经常把思想与其表现的紧张关系放在心头。落合俊典说，本世纪汉字文化圈的佛教研究得到飞速发展，其中敦煌佛教遗书的发现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从总体情况来看，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就敦煌遗书言，许多私人收藏至今尚未公开。就刻本言，自从1934年《大正藏》编完以来，对日本保留的大量写本一切经的研究中绝已久。日本的写经虽然已有书志学的出现，但是几乎见不到伴有文本批评的严密文献学的研究面世。参与调查写经的人员中搞佛学研究的人很少，其原因就是这些人认为印本文献已足以应付思想的研究，对手写的抄本不予重视。这或许也是受到了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例如，人们谈起日本平安写经时，认为错字、漏字较多，又是从刻本一切经转抄的，因此认为价值不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写本一切经保留了经典更古老的形态，是编纂刻本时删除或改窜的原本，只要认真阅读写本一切经，则古写本保存的重要研究信息随处可见，发现新的资料可能性很大。最近发现的日本金刚寺的写本《安般守意经》，很可能含有已经失传的中国释道安所撰的《小十二门禅经注解》，所以写本一切经中发现的资料虽然比不上敦煌遗书，但如果我们要在新世纪中推动佛教研究的新的方法论向前发展的话，写本一切经是一批唐代佛教的资料，有其重要性，这是我们在高度评价刻本一切经的优点同时，必须建立起这样的观点。菅野博史对日本以往的《法华经》注疏的研究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指出对中国天台宗智者大师的著作研究进行文献批判性的研究始于伊藤哲英，但依然没有摆脱护教的立场，平井俊荣的研究彻底地解明了《法华文句》对吉藏疏的依存关系，是划时代的研究。为受不公平冷遇的吉藏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对日本天台研究带来了冲击。所以，进行智者大师和吉藏法华经观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是现在研究的课题。下田正宏说，经过所谓世俗化萌生于西洋的诸科学渗透到佛教的各个领域，独立出所谓新方法基础上的近代佛学。这是一种以《圣经》研究传统为基础的西方古典文献学和大航海时代以后诞生的比较语言学或者比较宗教学这样两股潮流推动产生的学问。它的出现使佛教研究必需的资料大幅度增加，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自不待言，中亚、南亚等各种语言记录也进入资料选择的范围，由此，以往被传统方法割裂的纵向线条，在一个全新领域中汇集起来，这的确是近代佛教学取得的巨大成果。但是对日本学术界来讲，在以梵文为中心推进的背后，出现了轻视以古代汉语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不良倾向，结果使研究流于形式。这种状况一但超过限度，就会使研究者的兴趣发生偏颇，最终导致研究工作的扭曲，甚至表现出只承认印度佛教的正统性，将后世的佛教视为对正统的脱离的观点。所以这种“重视起源”的态度从根本上限定了近代佛教学的方法。例如，在此风气的影响下，佛教起源中想象的佛陀即为历史当中的佛陀，并由此捕捉到二元的世界，那么大乘经典也成了缺乏正统性的“怪论”了，这恰恰是近代以后批判大乘佛教的“大乘非佛论”的基础，也成为以后日本佛教界的中心课题之一。所以因执于那种认为印度佛教才是正统的观点，过分执着于与起源的距离给文献带来的损害，甚至姿意曲解文献本身，就必然纠缠在文献历史价值的分类选择当中。这一点曾一度被当作近代佛教学的金科玉律，必须认真讨论其原理的现实有效性及其限度，为此首先应当充分开始研究佛教文献的版本问题。从道理上讲还原的描绘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从重构历史事实这一目标出发的“远程操作”。作为科学的佛教学不应当用后世的概念去歪曲这些内容。那些“起源上属于理性的人”、“后世的神格化”等等将其归结到一个单一视点的简单做法，都是定义上的胡乱尝试。对佛典来说，不是依照理念上设定的历史起源规定，而应当从当时实际展开的历史去解读，这种理解可以作为认识佛教的前提条件，才能保障各个佛教迥然有别的传统的同时，去综合把握佛教整体。在各自的传统中，历史以某种必然而展开。只有忠实地遵循这种展开，才能证明了佛教整体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内涵。

　　中国学者杨富学梳理了本世纪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指出敦煌所出的佛教文献既体现出本地特色，同时又可以视作4至14世纪中国佛教文献史上的缩影，极具研究价值。如从正统佛教的角度看，这些文献可以对正经、禅宗等的研究有重要影响，特别是佛教的经录，敦煌出土部分，弥足珍贵。从世俗佛教角度看，敦煌佛教的疑伪经更加重要，特别是对古代世俗佛教生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从少数民族佛教的角度看，敦煌佛教中各种用不同文字撰写的经文相当丰富，对研究藏族、回纥、西夏等各民族的佛教及其历史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百年前发现的敦煌文献，现已有5万多卷，今后还有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当传世文献已被公布殆尽的时候，敦煌文献的进一步发现与公布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近20年来，对敦煌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略有进展，但很多学者都非佛教研究的专门人才，专攻佛教而兼通少数民族文字的学者也微乎其微，这一情况必须尽早改变。学者过去对敦煌佛教文献用力最勤的是整理、校勘与研究，重视了“知”，而对敦煌佛教最本质的东西，即“行”的研究却注意不够。与中原地区相比，敦煌佛教似乎更接近普通民众，这大概是敦煌佛教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所以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尕藏加说，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法尊法师、吕澄、王森三位前辈。1978年以后的藏传佛教的研究首先从各大民族院校发起，从而带动了整个研究活动的全面复兴。未来的藏传佛教研究，将会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从“纵”上讲，各宗派史、断代史的研究会出现新的起点；从“横”上讲，现状研究的力度将会加大，与现实的问题有关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重要课题之一。藏传佛教研究正在进入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由于这次会议是本世纪中国佛教学术界召开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因此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争论激烈。会议的主题是展现继往开来的佛教研究，既显得非常重要又有现实意义。从与会的代表发言来看，本次会议的重点仍然是关于佛教在下一个世纪的所发挥作用有多大，未来的佛教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没有新的突破等问题。但是也应指出，我国的学术研究的追踪调查做的还很不够，对世界佛学研究的成果也不能及时掌握，因此对未来的佛教研究的题目还不能充分设定，有的人提出的下一世纪的研究展望缺少资料的基础，甚至介绍的是一些非学术研究的成果，由是也暴露出我们的不足，说明我们当前的工作不在于展望，应是总结过去，梳理现有的成果，了解世界，如此才能顺利迈向未来。随着未来的佛教研究不断深入，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即将来到的下一个世纪的佛教研究，会有一个更大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