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我国佛教学术会议活动的综述

　　佛教学术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大陆过去却从没有学术界出面召开有关佛教的学术会议，因此佛教研究工作者没有机会在一起切磋交流研究佛教的心得，这种局面直到本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改变。1980年以后，佛教学术研究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并受到了重视，有关各种佛教学术讨论会也经常举行，现在除了国内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外，还与其它国家召开了双边会议，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国内佛教学术的繁荣，加深了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的更加深入。下面拟将现阶段我国召开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学术会议做一次总体上的回顾，有疏漏和不实之处，欢迎读者批评和补充。

一

　　1980年9月17日，由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联合在古都西安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来自各地著名的老一辈佛学研究者及正在成长的中青年学者共32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6篇。代表们分成汉地佛教、印度佛教、西藏佛教和佛教艺术几个专题小组分别进行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会议期间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东方研究会理事长、东方学院院长中村元教授率领东洋思想学术交流团一行8人与中国代表举行了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圆满举行，标志了中国佛学界进入了新的时期，也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突破，在中国佛学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开拓意义，是现代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里程碑。本届会议的成果收入在《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1982年10月26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大足召开，5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10余篇。论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讯》。

　　11月23日至27日，“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高原名城昆明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来自北京和云南省内的20多位研究、教学人员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就上座部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佬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隋唐说”、“明清说”、“宋元说”等几种看法，虽没有取得共识，但列出了一些新的材料或观点，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的一次有关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专题讨论会，它反映了学术界对此表现的极大热情和认真态度。

　　1984年8月27日至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召开“国际佛教艺术专家咨询会议”，来自国内外代表30余人与会。代表们讨论了联合国将以“佛教艺术”为主题的第16届巡回展览的本质、总概念、地理和年代限制、展览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准备展览所彩的方法等5个议题。会议决定展出的佛教艺术品要强调佛教艺术的美学价值、表现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观点，表述和平的含义，传达不同文化形式特点的3个原则。同时还提出了展品的初步目录，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50件展品，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地区提供40件展品。此次会议是中国大陆举行的首次国际佛教学术会议，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赴走国门。会议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还举办了“中国佛教艺术图片”小型展览会。

　　翌年4月11日到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在龙门联合举办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来自9省市、36个单位的近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代表们认为，在佛教研究中要把握时代思潮和风格，要充分注意对考古成果、佛迹等有关资料的利用，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代表们还从佛经翻译、佛教与政治、僧官制度和寺院经济、佛教与儒道三教的关系，佛教的民间信仰、疑伪经、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佛教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特点及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此外，还就加强龙门石窟等佛教艺术古迹的保护和利用问题提出了建议，及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南北朝佛教）的章节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是大陆举行的第一次以佛教断代史和佛教艺术为题目的学术讨论会，又首次把理论研究、考古研究和艺术研究三方面做了相结合的尝试。从会议论文的题目和讨论范围来看，研究的广度和浓度都超过了前几届会议，这些新成果体现了大陆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综合研究打开门户的趋势。会议论文以1985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发表。

　　同年11月9日至10日，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九十周年，倡议在日本京都举行“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双方各出5名正式代表，提交的论文皆为专家撰写，质量精到，概括性强。这次会议是中日两国佛教学术界首次召开的会议，也是中国佛教学者在海外举行的首次讨论会，因此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日本学者赞为“历史的盛会”。

　　1986年4月17日至21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次年会在大足举行，参会者100余人，收到论文33篇。与会者从宏观到微观，纵向到横向各个方面对大足石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会议论文大多选载在《大足石刻通讯》第二、三期上。会议选举了29人的理事会，并聘请了10位专家为顾问。

　　11月3日至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小组共同在西安举办了“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学术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的20多个单位，近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33篇。代表们对隋唐佛教的显著地位取得了共识，强调了解隋唐佛教也就大体上了解中国佛教。隋唐佛教对中国古代思想影响极大，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研究，就得弄清它们与隋唐佛教的关系及其所受影响，否则很难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还认为对中国佛教，不可孤立地研究，应当将中国佛教纳入世界范围进行综合的总体考察，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传统哲学、儒教、道教等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比较研究。此外，还讨论了佛教中国化、佛教寺院研究、加强禅宗研究等问题。会议论文最后收集在《隋唐佛教会议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

　　这一年的9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国方面有藏汉佛教徒学者7人与会。它把中日佛教界友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国佛教界学术交往的大事。

　　1987年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佛教和中日两国的文化”，日本和国内北京、上海、江苏、安徽、陕西和山西的部份佛教研究者出席了会议。中日双方商定，今后每两年在两国轮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同时还要以其它方式积极促进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召开的二次会议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书名为《中日佛教研究》。

　　1988年9月18日至20日“全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在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常熟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常熟市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11省市30个单位的代表53名（其中列席代表8名）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会议就“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印密教和其它大乘派别”三个专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代表们认为，要加强对整个印度文化的研究，还应注意中国文化对印度宗教文化的反向交流。研究佛教要把它看作一件活生生的实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辩证的方法，印度佛教是源，中国佛教是流，从源到流是不能截然分开。此外，代表对密教和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探讨，都是学术界少于研究的课题。本次会议还是解放以来首次在大陆由学术界和宗教界共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因此意义十分重大。会议大部份论文收入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一书中。

　　10月6日到8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主题是“中国佛教之研究”。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和佛教界人士100多人出席了会议，有10名学者宣读了论文摘要。本届会议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举行的国际学术活动，引起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它受到了大陆学术界人士的支持，许多著名的佛教学者参加了会议。至此，大陆已经形成了信仰界和学术界两条学术活动主线，佛教研究蓬勃向上，形势喜人。会议的论文摘要载《法音·学术版》第2期。

　　1989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政治风波，但有关佛教的学术会议仍有增无减。3月27日至3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日本驹泽大学共同在京召开“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主题是“中日禅宗研究”。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学者的5篇论文展开讨论，表现了日本研究重微观，中国研究重宏观的不同学风。会议的特色还在于是近10年来在国内首次举行的以某一宗派为专题的讨论会。

　　11月20日至22日，“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东京举行。在参会的中国代表中，有来自台湾的学者，所以它是海峡两岸共同组团首次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沟通了两岸学术界的交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代表在会上宣读的有关云南滇密的论文，引起日本学者和台湾学者的兴趣。会议结束不久，台湾佛教界就组团前往大陆云南大理地区考察密教情况。本届会议的所有论文登载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上。

　　12月2日，四川省乐山市史学会和乐山大佛乌尤文管局在乐山市召开了“大佛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有35人参加了会议，送交论文18篇。会议提出了“大佛文化”的命题，明确指出它是有代表性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从现在所发现的文物表明，佛教还可能从西南这条道路向中原传播，打破了“佛法西来”之一说。会议论文收在1990年《乐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第1期上。

　　90年代伊始，大陆的佛教学术会议仍然繁盛增长。7月24日至28日，“首届五台山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山西省五台山研究会主办的。中日双方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9篇。会议主题是“探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奥秘”。代表们认为，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五台山佛教的建筑、雕塑、彩绘、经书和佛教事活动中，世俗化和民众信仰最为显著。与过去会议相比，参加本次会议的地方代表突出，答辩热烈，中国佛教的研究日趋成熟。会议的论文集仍未出版。

　　9月2日至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佛教协会、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等9单位联合召开的。来自全国各地24个单位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0篇。会议强调古代西域佛教与文化发展的线索、脉络搞不清楚，也就无法写好中国佛教史、文化史，甚至一般的历史。会议论文集仍未出版。

　　9月9日至13日，陕西省社科联与法门寺博物馆在法门寺召开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法、美等国共1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0多篇。代表们分历史、考古、佛教文化和文学艺术四个小组进行讨论。佛教组的代表讨论了“法门寺”命名、唐代佛舍利供养与法门寺、法门寺与佛教宗派、法门寺与密教、韩愈谏佛骨的意义、关于法门寺所藏残本佛经的研究等问题。认为法门寺文化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内涵核心部分应是佛教文化，因此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做多层次、多角度的广泛研究，才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会后成立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月23日到24日，“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主题是“中日净土教之研究”。两国代表宣读的10篇论文中，介绍了净土宗研究的历史、传播、信仰、经典等各方面的成果，是近年有关净土宗研究的最集中的成果之一，也是继“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后，又一次专题宗派讨论会。会议论文刊登在1990年的《中国佛教文化》上。

　　1991年金秋时节，“中日第四次佛教学术会议”于10于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佛教研究者近100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11篇。会议的主题是“十至十四世纪中日佛教”。与会代表深入讨论了中国宋元时期的佛教。涉及了佛教的宗派、思想、寺院经济、佛教哲学和理学等内容。有代表指出，过去历史上三阶教、白莲教和白云宗一直被视为佛教中的“异端宗门”，现在应该对此重新给予评价或重新定位，把它们确定为中国佛教支流宗派的地位。宋以后的佛教一直是中国两国学术界的欠缺项目，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不充分和不深入。这次会议的召开旨在促进和提高宋元佛教研究水平，因之有着重要的开拓意义。代表们还对宋元佛教的特征，做了新的解释，认为佛教在中国到了此时才真正立足于社会，对传统的学术界观点提出了挑战，会议论文刊登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上。

　　同年9月20日至21日和11月26日至28日，南京艺术学院等佛教考古艺术界人士和日本龙谷大学的学者，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召开了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为主题的中日学术研讨会。两国雄伟代表达80余人，提交论文30多篇。代表们分析了现今已发现的中国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力主早期中国佛教的传入应是由南方而来，有可能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的佛教传入。此说虽然过去一直有人提出过，但是缺少详细的论证。所以，这二次会议的召开，从材料和观点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有着深远的意义，被认为是填补了中国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的一些空白，有利于推动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会议论文分期刊载在《东南文化》。

　　1992年5月10日到13日，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会议在陕西扶县法门镇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国内各地的代表约60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2篇。代表们对法门寺佛教文化再次做了深入的探讨，强调法门寺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应当值得重视研究。会议论文集以《人文》杂志1993年增刊的形式出版。

　　7月12日到18日，山西大学在太原召开了“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及大陆、港台地区的代表6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6篇，此也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之一。会议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书名为《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

　　10月6日到10日，“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四川峨眉山举行，参会的国内各地代表共120余人，收到论文64篇。这次会议是国内首次在西南地区召开的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也是历届佛教学术会议中规模最大，论文最多的一次会议，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专门为会议题词和发了贺信，称“意义重大”。此外，本次会议的资金全部由峨眉山佛教协会提供，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它为今后继续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提供了借鉴。会议论文集仍未出版。

　　11月5日到9日，由重庆市文化局和大足石刻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的第三届大足石刻研究会年会在四川大足举行。10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资料36篇。会议的宗旨是检阅近年四川石窟研究的成果，交流研究情况的经验，探索四川石窟发展脉络及其价值，从而发动社会各方面重视石窟艺术的发掘、保护、宣传的研究。会议论文收入《四川石窟艺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会文选》。

　　此外，11月9日至11日，“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主题“中国佛教的传统与创造”。代表们围绕中日双方正式代表提交的10篇论文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佛学院的学生表现突出，说明佛教界培养的后继人材正在茁壮成长。会议论文刊登在《佛学研究》上。

　　1993年6月3日至6日，由浙江台州地区地区文化局、天台县人民政府、天台山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山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天台山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及其影响”。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江苏、安徽、海南等地的学者近80名参加了会议，日本、韩国学者13人列席了会议。收到论文53篇。会议论文已刊于《东南文化》1994年刊上。

　　9月25日至27日，“圆瑛佛学思想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上海分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参会学者50余人，收到论文37篇，收入《圆瑛大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11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佛教文化景点发展现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建设佛教文化景点的标准是应遵循“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八个字，建设一处优秀的佛教文化景点，必须实行专家、艺术家与工程队伍相结合，造一处，成一处，一处成功胜过十处不成功。

　　11月23日至29日，“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南方早期佛像性质和年代分期”、“中国南北方早期佛教和佛像的区别”、“中国南方早期佛像的起源及传播途径”。

　　1994年4月16日至22日，中国玄奘国际讨论会在河南偃师与西安两地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代表80余人，外国代表23人，收到论文60余篇。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讨玄奘在学术文化的贡献，宣传玄奘的思想业绩，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交换世界各国玄奘研究的情况，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寻求长期合作的可能，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学者之间的友谊。会议论文《玄奘研究文集》于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8日至9月12日，纪念鸠摩罗什诞生16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新疆克孜尔研究石窟举行，主题是“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中外学者共14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8篇。代表们就“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鸠摩罗什与佛经翻译”、“鸠摩罗什与西域佛教”、“鸠摩罗什与佛学思想”、“鸠摩罗什与佛教艺术”五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会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新疆佛教协会、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共同举办的。

　　11月2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禅学研究》编辑部、湖北大学、湖北省佛教协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黄梅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禅宗与中国学术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黄梅县召开。参会代表100余人，收到论文70余篇。代表们讨论了“东山法门与禅宗历史”、“日本禅与中国禅”、“禅宗哲学与中国文化”几方面的问题。论文集《东山法门与禅宗》由武汉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12月14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局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静安古寺共同举办的“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静安寺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僧俗两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1995年3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法门寺博物馆发起，邀请首都学术界、佛教界专家学者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学术讨论会”，会上由学者介绍了有关唐密曼荼罗的研究情况。

　　9月4日至6日，在河南嵩山脚下的登封市内举行了“少林寺与禅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韩国、日本和国内北京、上海、天津、河南、江苏、陕西、江西、四川、云南、浙江、湖南、安徽、福建、湖北、新疆、山西、内蒙等地的佛教僧俗二界及学术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河南嵩山少林寺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主办的。大会收到论文（含论文提要）共70余篇。论文集《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1996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9月7日至10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举行。全国各地的学者12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43篇，其中论述大足石刻的38篇，成为本届会议的一个特色。显示了对石窟造像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代表们认为，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内容之丰富，为研究中国石窟建设、艺术和哲学、宗教（特别是密宗）史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会议修订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选举宋朗秋为名誉会长，郭相颖为会长，陈明光为秘书长。聘请傅振伦、段文杰、郭朋、黄心川为顾问。

　　10月7日至8日，中日第六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两国学者围绕中心议题发表论文并进行讨论。日本学者多从某一专题或著作进行微观研究，中国学者多从总体上进行发挥，通过彼此交流，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中的佛教与儒、道二教会通和结合的了解。会议论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二期。

　　11月9日至11日，“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现代物理中心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和台湾佛光山大学筹备处联合举行的。收到论文23篇。参会的台湾学者认为，本次会议有三点“印象”。（1）两岸对宗教文化上的影响，都表示相当的重视。但大陆的学者对宗教的看法，仍以马克思的人文主义观点为主，因此对宗教的形上层次及仪式的义理，极少触及。（2）大陆学者对于宗教的研究多以文献上的考究及义理的整理、爬梳为主；台湾学者在宗教研究上，则结合东、西方理论，研究方法与理论的结构上，较为多元。（3）大陆学者在宗教研究上，政策宣示意味较重，在实证的田野考察方面，也倾向于提供政策的参考。此一走向，仍是以学术服务于公众事务为主流。台湾学者的研究，在理论面而言，哲学的客观思辨与史实的考证较偏胜；在经验的研究上，则反映了台湾宗教活动的兴盛与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11月13日，“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上海沉香阁召开。来自台湾、北京、四川、陕西、安徽等地的佛教学者、诸山长老、大德居士、上海佛学院师生1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上海市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沉香阁、上海市宗教事务局研究室、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百家出版社出版了《应慈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书，内收纪念文章25篇，纪念诗词31篇，学术论文15篇。

　　10月31日（农历9月20日），弘一大师诞辰115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鲤城宾馆大礼堂举行。这次会议是继1992年在天津和1994年在杭州二地举办纪念会后又一次学术盛会。会议由泉州市佛教协会和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二百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69篇。

　　12月18日，在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颁奖仪式北京举行。来自北京的佛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任继愈、郭朋、方立天、巫白慧等60余人出席了仪式。任继愈先生主持了颁奖仪式。专程由韩国到北京参加颁奖仪式的是韩国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院长、韩国佛教大学院长、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教授金知见先生。自1978年10月28日起召开第一次国际佛教学术会议后，已召开十一次。颁奖四次，得奖学者有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日本日本大学名誉教授、松冈文库馆长古田绍钦博士，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闵泳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及印度龙树大学名誉教授黄心川四人。黄心川先生的获奖论文是发表于1986年西安隋唐佛教讨论会上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隋唐佛教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一文。该文依据各种中国史籍，详细考证出隋唐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侣有117人。这个数字比韩国学者统计的64人，日本学者统计的66人多了近一倍。

二

　　上述事实表明了16年来我国的佛教研究学术活动的确是空前繁荣了。首先这与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也是这一政策指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短短的16年间，我国大陆一共召开了至少有42次以上有关专题佛教学术会议，平均每年召开2.6次，最少的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6次/年。此外，一些有关中国史、藏学、傣学、艺术、气功等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佛教也是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已经突破禁区，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其次，佛教学术会议的主题丰富，内容广泛，在众多的会议中，既有专题断代史主题，又有地区性主题，还有宗派主题。近年来以佛教文化为题的会议日益增多，说明学术界已经接受了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兼有文化形态之特征的观点，适应国内文化思潮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洛阳白马寺时也谈到：“宗教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　每次会议代表们在会前构思作文，会上踊跃发言，会后出版论文集，集思广益，把一个个主题充分展现，加深了这方面的研究，表现了我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学术会议推动了各地佛教研究的蓬勃发展，例如五台山、乐山、法门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后，使当地的佛教研究进一步深入，会议所发表的论文集，论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实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价值。西安召开佛教学术会议后，长安佛教的课题开始上马，成立了长安佛教中心，陕西社科院一批从事历史、考古的研究人员转为研究佛教，短短的几年内就撰写了一批长安寺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卷曾分别在1985年洛阳会议和1986年的西安会议上征求了参会代表的意见，对该书的写作有过很大的帮助。现在随着学术会议的召开，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佛教研究者的队伍正在扩大，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社科院到大学的一个佛教研究工作者的群体，佛教的学术力量也正在加强。

　　第三，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国内各团体和单位间的联系，沟通了海峡两岸的学术友好来往，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过去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工作联系不多，双方对佛教的学术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或不同认识，通过学术会议交流，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有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和谅解。双方共同举办学术会议，表明了双方对佛教学术问题关心，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会议的本身，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前佛教学术会议通常由几个单位出资主办，现在很多会议通常由近10个单位共同主办，这固然是为解决经费不足而不得已为之，但也是一件好事，“众人拾柴火焰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有这么多单位出面关心佛教学术事业，势必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大家共同集资，召开会议，也是保证现阶段佛教学术会议能够不断举行的有效途径之一，还是今后举办学术会议的主要方式。　　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佛教学术交流，严格地说只是这几年的事情。过去两地学者只能通过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对方的佛教研究情况，无缘面对面地交流学术问题。现在这种局面已经彻底改变，佛教学术交流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学者的经常性工作。台湾学者出席大陆佛教学术会议，并参加大陆的学术代表团到海外与会，促进了两岸的学术繁荣，两岸的学者携手合作已成为现实，这些对祖国统一的千年大计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外佛教文化学术会议交流主要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展开的。基于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维系和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存在，两国的佛教学术会议，双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两国学有专长，一流的学者，代表了最高的水平。尽管现今中日两国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一些学术问题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学术交流，达到了双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通过数届学术会议的交流，中日双方的学术差距明显减少，两国的佛教学者了解日益加深，学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可喜的现象。现在中日之间佛教学术会议至少每年可以定期举行一次。同时，欧美地区的佛教学者参加大陆举行的佛教学术会议，扩大了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当前，我国的佛教学术会议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一些新的佛教会议也正在积极筹备佛教学术会议。但是从现在所取得的情况来看，会议的分配仍极不平衡。南方广大地区的佛教一直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有3个在南方，因此有必要提高对这些地方佛教的研究水平。事实上，对南方地区佛教的忽视，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佛教研究的整体水平，和造成中国佛教全面性不足的缺陷。从会议的主题来看，佛教文化和汉地佛教的特点明显，有关其它宗教派、地区和文学还应该加强。希望今后学术界在安排学术会议时，尽可能的考虑到这些原因，以统筹兼顾到整个中国佛教的全面性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性。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除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以外，还应与其它佛教国家的学术界举行多巡佛教学术讨论会，促进整修佛教学科的全面发展。同时有条件的话还应举行一些以中青年代表为主的各种佛教学术会议，培养他们尽快成长，现在海峡两岸已经进入了学术直接交流的新时期，我们还寄希望于海峡两岸的佛教学术会议能够尽早举行，更加丰富佛教学术活动的内容。

原刊《宗教》199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