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

　　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教学者、佛教理论家、佛经翻译家。今年是他诞生１６５０周年的日子，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新疆佛教协会、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等７家单位联名举办的纪念暨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４年９月８日至９月１２日在鸠摩罗什的故乡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召开，来自中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北京、甘肃、四川、陕西和台湾等地的学者共１４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中有日本的著名学者镰田茂雄、小岛康誉社长，法国皮诺特教授，德国葛莲女士，大陆学者有黄心川、贺世哲、杨曾文、吴震、薜宗正、陈世良、施萍亭、霍熙亮、万庚育、彭蠡、霍旭初、贾应逸、刘锡淦、艾买提江、伊斯拉菲尔和台湾的释惠敏等，还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和对罗什大师怀有崇敬心情的僧尼参加了会议。新疆文化厅和阿克苏地区的行署领导买买提祖农和王中俊厅长等出席了会议。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佛教协会、日本创价协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敦煌研究院、中国哲学史学会任继愈先生、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中心、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中国南亚学会等发来贺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新疆画院、新疆艺术学院、新疆书法协会、新加坡国会议员何永良先生等画家和书法家向会议贺赠　了书画作品。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大会共收到论文３８篇，涉及到鸠摩罗什的生平、社会环境、中印佛教、佛典的翻译和流传、西域佛教的历史与哲学、佛教洞窟和艺术等各个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共有２７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代表们围绕会议主题做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一、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有镰田茂雄《东亚佛教与鸠摩罗什》、方立天《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杨曾文《鸠摩罗什译经与中国佛教》、韩金科、李发良《简论鸠摩罗什译经活动对全国统一事业的重要贡献》、钟国发《鸠摩罗什译经与道教的演变》、彭蠡、杨季《君子惟借古以开今》、释宏林、释谛性《鸠摩罗什与长安草堂寺》７篇文章。代表们一致肯定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表现在开创中国译经史上新纪元、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佛学家、促进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全面弘传、影响了中国佛教学术思想发展的道路、推动了佛教某些学派和宗派的创立与演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鸠摩罗什的佛教活动，使全国的佛教界在经典的使用上逐渐统一，于是促进了佛教界的南北交流，增强了各民族的认同，也就间接地对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事业做出了贡献。还有人说，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促进作用，也给中国道教带来了压力和启示，南北朝时出现的道教礼度改革和后出的道教重玄学说都与鸠摩罗什事业有间接联系。日本学者谈道，鸠摩罗什所译的经典先后传入到朝鲜、日本等国，在日本知识分子里，认为他的译经在古代译师中最为准确，因此特别推崇，撰写赞文加以赞诵。在古代朝鲜和日本还流行着弥勒信仰，而这些都与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有重要关系，所以他对东亚佛教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鸠摩罗什与佛经翻译　有谭世保《〈大智度论〉有关四十二字门解说之研究》、刘宾《鸠摩罗什的译典在比较文学研究上的意义》、依斯拉菲尔.玉素甫《鸠摩罗什译经对回鹘佛教的影响》、日本落合俊典《传到日本的与鸠摩罗什有关的典籍以七寺一切经为中心》、吴震《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汉译佛教经籍举要》、杨富学《从出土文献看〈法华经〉在西域、敦煌的传译》、王欣《新疆博物馆馆藏吐鲁番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校勘》、张志哲《鸠摩罗什与佛经翻译》８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谈的有关新疆出土的罗什译经写本，因之很有特色。维吾尔族学者指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回鹘文译本共有４种（有人补充为９种），它们都是在吐鲁番附近发现的。通过与汉文罗什译本进行对照，结果基本相同，只有个别的地方有出入。又以新疆现存的库木吐拉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观音画像相映证，可以说明，观音菩萨在回鹘人中所受的崇尚程度和《法华经》在维吾尔思想史中的地位。汉族学者指出，据现存经名题记或其内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判定属于鸠摩罗什译（含合译）的吐鲁番出土佛经约数十件，以《法华经》为最多，且这些抄件以麴氏高昌时期（４９９６４０年）为多，通过将这些写本与《中华大藏经》对勘，可以看出罗什的译本很快就流入西域，而且是现存的较早抄本。有人认为，在整个西域出土的梵汉文《法华经》数量最多，其中汉译罗什本写卷约人１０００余号，而在敦煌也有２００余号罗什写本出土，并且敦煌现存的６０余幅《法华经》经变画也是根据罗什本绘制的。在众多的写本中，法护译的《正法华》与喀什本基本相同，罗什本则可能接近小国的写本。还有人认为，以往学者多限于《涅　》系统的五十字母等之音理次序，而对于《般若》系统的四十二字门等的排列“混乱”不理解以及误解，因而罗什译的《大智度论》中有关四十二字门的解说，有其独特的宝贵价值。学者强调，罗什的译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看，从横的角度看，他开辟了中国古代文学承先启后的时代；从纵的角度看，他代表了古代史上中国文化同外国文化发生关系的第一阶段，即在中印文学影响的形成、开端和传递中，扮演了极为重要和特殊的角色，因此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显著的，后出的中国文学的文学理论、诗歌创作体裁都明显的表现出来。日本学者说，罗什的译经在天平七年（７３５）就已经全部传入，此外在日本还流传有其它属于罗什名下的作品，其中有的是托名而作，有的情况不明，也有的可能就是罗什本人之作，如名古屋七寺所藏的《马鸣菩萨传》在文体上与他写的《龙树菩萨传》、《提婆菩萨传》极为相似。

　　三、鸠摩罗什与西域佛教　有贾应逸《鸠摩罗什译经与高昌北凉佛教》、郭平梁《鸠摩罗什所处的社会环境》、刘锡淦《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买买提.木沙《古代龟兹著名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刘元春《鸠摩罗什与西域佛教》、皮诺特《吐火罗语佛教词汇的表述》５篇文章。代表指出，隋唐时代是龟兹佛教的鼎盛时代，而奠定基础的就是罗什大师。就罗什本人而言，他从小乘改信大乘的思想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一场社会变革，对西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所弘扬的大乘中观思想，以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冲击了当时在西域流行的保守、消极的说一切有部，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交流。罗什一生中在西域弘法４３年，是为最得志的时期，所以即使在他离开之后，其对西域佛教的发展影响仍然存在。西域大乘佛教一直与汉文化有密切的联系，罗什走后，中国大乘佛教开始对西域回流，影响越来越大。这在收集整理高昌北凉时期的有关佛教遗物，对其佛教进行探讨，也感到它与罗什所译的经典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吐鲁番地区出土的８件有题记可确定为北凉的佛经写经，其中有６件为罗什所译的作品，近总数的８０％，而且都是大乘经典。又如在高昌出土的佛塔，上刻《佛说十二因缘经》文，与有关的经文对照，疑可能就是“阙”之罗什译的《十二因缘经》。在北凉时期的吐峪沟石窟壁画中，其内容也多是根据罗什的译经而绘制的。所以，该地盛行抄写佛经，大乘经典尤为流行，建寺造塔，塑像绘画，坐禅修行也广为传播。这些都和罗什的影响分不开的。罗什的思想及弘法实践，有利于当时西域社会的开放和进步，加强了西域与中国内地的社会文化交流。法国学者认为，现知的吐火罗语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佛教文献的翻译或改编。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为表达佛教概念而创制的特殊词句。这些不同的词句在同一文献中并存，　　

　　四、鸠摩罗什与佛学思想　有杜继文《从纪念鸠摩罗什和玄奘想起的》、唐世民《鸠摩罗什的“毕竟空”哲学思想》、陈世良《鸠摩罗什从小乘到大乘思想的发展演变》、薜宗正《鸠摩罗什的彼岸思想历程及其与此岸世界的沟通从说法龟兹到弘法长安》、释惠敏《鸠摩罗什所传“数息观”禅法之剖析》、黄夏年《〈成实论〉二题》６篇文章。学者认为，鸠摩罗什虽然著述甚少，而且又已散佚，但是就他现存的著述和弟子的记述，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罗什的佛教哲学即是龙树的佛教哲学，他在翻译龙树的著作时，将自已的一套独立的佛教哲学观念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他的“毕竟空”思想，是从“实相”和“中道”说起的，在其《注维摩诘经》中，作了权威性的解释，毕竟空是一切都空，但又不是虚无。罗什将现实世界归之于言语概念的世界，由此形成了以揭示逻辑矛盾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即消极否定的辨证法逻辑。但也有人说，“空”是“总破一切法”，是对中观论的修正。有人又说，罗什实质是以一位宗教改革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青年时期后接受大乘思想，宣传大乘学说，促进了龟兹国王白纯的政治改革。他在晚年又从单一的中观思想，转而强调“不应执著一经”，带有调合大小乘的思想了。但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罗什到长安后其思想并没有改变，而是更加成熟和进一步发展。有学者考证，罗什的大乘思想适应了封闭的绿洲地理环境和游牧民族国家需要一种统一思想的要求，因之他的大乘思想能够得以在西域推广，掀起了一个大乘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罗什被掳走后，小乘有部学说很快再次流行开来，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大乘运动。反对者认为，对西域的佛教应做具体分析，和田是小乘地区，龟兹是大小乘并举，吐鲁番是大乘地区。罗什曾经在，内地译介了小乘论书《成实论》，学者从二个方面分析了此论的部分内容，指出该《论》一是破有部的“法体实有”的主张，立自己的“无自性体”的思想；二是破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主要破“心数法”，强调“心差别”的思想。因此它在认识论上接近了大乘般若空思想，在心性论上继续走小乘的路数。台湾学者对鸠摩罗什的“数息观”做了详细的研究，认为鸠摩罗什没有加入当时佛教界的出入息争论之中，其所译的《坐禅三昧经》里，也没有将修行方法与修行阶位加以配合地说明，而且在经中的引用的偈，不全部是马呜《美难陀》的说法，还有其它作品的影响。此外，该经与《瑜伽师地论》也有不同的地方，前者内容少于后者。

　　五、鸠摩罗什与佛教艺术　有施萍亭《敦煌与鸠摩罗什》、霍旭初《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朱英荣《鸠摩罗什少年时代的龟兹石窟》、张宝玺《〈法华经〉的翻译与释迦多宝佛造像》、赵声良《炳灵寺早期佛教艺术风格》、史晓明《鸠摩罗什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项一峰《鸠摩罗什与秦陇石窟艺术》、徐永明《鸠摩罗什与中国古代美术审美观之演变》、胡隽秋《鸠摩罗什与艺术》、葛莲《紧那罗鸟的演变》、日本中川原育子《克孜尔第７６窟讨论》１１篇文章。鸠摩罗什与佛教艺术是否有直接的联系，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与佛教艺术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克孜尔石窟的内容初期与禅修有关，正与罗什少年习禅有关，至罗什改宗大乘，龟兹石窟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大像窟。也有人认为，龟兹石窟作为佛学思想的载体，造就了少年时代的鸠摩罗什，为小乘佛教在龟兹的流行制造了一种氛围，而小乘佛教在龟兹的统治地位，以及少年鸠摩罗什在小乘佛学上的成就，又为龟兹石窟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了佛教义理撷取上所遵循的方向和佛教艺术规划时所选择的内容。又如，４世纪鸠摩罗什父亲带到龟兹一尊　檀瑞像，使龟兹佛教造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以后　檀瑞像又被罗什带到内地，造立像之风盛行于中原。并且“代代相传，朝野尊崇”，如果没有罗什的作用，６世纪以前的中原佛教造像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另一种意见认为鸠摩罗什与佛教艺术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对佛教艺术只有间接的影响。例如，他所译的《法华经》，因提倡“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佛像，可得无上道”，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为雕像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变的素材。学者还提到，麦积山石窟的三世佛造像都与姚兴接受了罗什的大乘思想有关。石窟中出现的大量“维摩诘经变”和“西方净土经变”都与罗什的译经有关。炳灵寺石窟的造像也有这种情形，因此“鸠摩罗什是使印度佛教艺术华夏民族化的倡导者、支持者、传弘者和贡献者”。此外，对印度的造像风格和克孜尔壁画风格向外传播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这次会议是继１９９０年“西域佛教讨论会”之后，在西北新疆地区召开的又一次学界盛会。也是中国佛学史上首次召开的鸠摩罗什的专题讨论会。会议的特点是，①不同国家和各民族的学者和僧俗二界人士聚集一堂，尤其是维吾尔族的学者表现突出，提供了颇有见地的论文，外国学者和台湾学者也表现不凡，发言很有特色。②学术气氛浓厚，许多代表发言热烈，争论激烈，言不尽性；③论文涉及内容广泛，从佛学理论到佛经校勘，从宗教、历史到文学、艺术，学科齐全。过去国内召开佛教会议多是搞佛学和搞佛教艺术的脱节，双方很少坐到一起，这次则是真正地坐在一起，共同切磋，取长补短。会议开幕式上，举行了鸠摩罗什铜像揭幕仪式。铜像通高４.１５米，其中像高３.１０米，座高１.０５米，神态安详，表情凝重，面部为印度和古代龟兹人的特征，展现了鸠摩罗什４０岁的形像。其坐姿、衣着、脸部表情、束帛座等都以龟兹文物作为依据，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为会议的如期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安排了良好的食宿。会后还组织代表参观了克孜尔石窟、尕哈石窟、库木吐拉石窟、苏巴什古寺、森木塞姆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古城、阿斯塔那古墓群、交河古城等重要的佛教遗址。代表们对西域的佛教有了更深刻地认识，认为这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遗址是研究西域社会、宗教、文化的窗口和基本线索，搞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就能更好地把握西域佛教的整体形态,同时也有助于说明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因此，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