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佛学刊物回顾

  百年来,关于佛教出版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在这些众多的佛教出版物中,除了大德讲经说法和古籍再印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研究性的佛学刊物,其具体数字是多少,至今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台湾著名学者释东初法师曾在其著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谈到本世纪上半叶佛教出版物情况:“我国佛教发行各种刊物,首推民国元年之《佛学丛报》,而历史悠久者,则为《海潮音》月刊,已有五十五年之历史。此外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报,全国各省各县不下数百种(据日人考据多达三四百余种)……。”[1]东初法师在书中列出了55种佛教期刊,但在笔者所掌握的目录[2]中,至少有名可考的达180种,这个数目几与今天大陆和香港、台湾几个地区的佛教刊物总和。

  至今在众多的刊物中仍推历史悠久的《海潮音》为最。它是本世纪上半叶佛教界组织中国佛教会的会刊。这份刊物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百年来中国佛教和佛学研究的窗口与见证,因此要了解中国百年佛学发展史,不得不格外重视它,尤其是它在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一阶段里,刊出了大量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中国佛教改革家,著名僧人、社会活动家释太虚大师时,不得不翻阅这份已有近80年历史的刊物,因为太虚大师的许多重要文章,大部分就刊登于此。此外有关佛教界中的佛学研究的主流之一,僧伽群体研究的成果与动态,特别是揭示当代佛教与现实问题的思考时,也不能离开它。虽然这份刊物的大部分重头文章都被搜集出来,作为一些文集(如《太虚文集》)或文库(如《海潮音文库》)等重新出版,但是遗憾的是这份历史悠久的刊物却没有重新出版,这不免对研究本世纪上半叶佛教的学者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1924年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办《内学》年刊,是我国最早的一份纯佛学的学术刊物。它是在著名居士、学者欧阳竟无的领导下,以专门刊出纯佛学理论的文章而名誉万世。欧阳竟无在第一辑《叙言》中写道:“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不如是而有学……天下有如是学,吾其愈益悲也。夫人心理咸其一致,如理事者在一己,如量者发由乎人,不可以不审。”[3]当代中国许多有成就的佛学家和学者,如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等人都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这份刊物至今都可以被视为20世纪以来最有价值、最精到的佛学刊物。如今这份刊物发表的文章已经被重复印刷和出版多次,举凡收集本世纪最有价值的佛学成果,必离不开此刊。可惜的是此刊仅办了四期以后就不再出版了,以后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文章以《内院杂刊》的形式继续出版。与《海潮音》相较,《内学》居士团体办的,代表了中国居士佛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如要了解近代中国佛学的早期发展及其方向,了解中国居士佛学,可说离不开此刊。

  周叔迦居士领导的北平佛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微妙声》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学术性刊物,该刊第一期《弁言》谈道:“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愿,钻仰玄途。或则教义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陈弘获之私。部类分居,纂撰所获。月一刊印,名《微妙声》。”[4]这份刊物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汤用彤等人来主笔。1937年周叔迦先生又于北平创办了中国佛教学院的《佛学月刊》,这两份可以代表中国北方佛学水平的刊物,与南方的《内学》遥相呼应。与《内学》一样,两刊也未能长期保持发行,《微妙声》一共出版二卷八期,到1940年停办。《佛学月刊》一共出版四卷,约50期,到1944年为止。[5]

  除了以上各刊外,据许国霖先生在《微妙声》发表的《佛学论文索引》[6],经常刊登佛学文章的刊物,还有《现代佛教》、《威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人海灯》、《佛教评论》、《人间觉》、《四川佛教月刊》、《佛学半月刊》等。由学术界办的刊物则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国学季刊》、《金陵学报》、《辅仁学报》、《燕京学报》、《东方杂志》、《学衡》等经常刊登佛学文章。像陈垣先生的文章就刊在这些杂志上的。可以看出,本世纪前三四十年的佛学研究是异常活跃的,不管是佛教界还是学术界都为此投入了不少的力量,这一方面固然与近代佛教复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学术界的重视有很重要的关系,许多学者,不管是从外国回来的,如汤用彤、陈寅恪等人,还是在国内一直从事讲学、学术研究的人如陈垣等人,都对佛学发生过强烈的兴趣,由是在教界与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本世纪上半叶的的确确掀起一个佛学研究的高潮。

  值得指出的是,除《海潮音》之外,其它各种刊物都未能长期坚持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两个主要原因是不得不提到的。第一个是人事和经济上的原因。《内学》在第四辑《本院纪事》里说:“本院法相大学特课,原在第二院开办。十六年(引者案,指1927年)三月以后,军队驻入院内,历久不去,教授管理,均感困难。院务会议议决,到十六年暑假期满二年,暂行停办。其成绩优秀之学子,分别留院工读。同时第一院各部组织,亦因经济关系,缩小办理,问学部取消,研究部亦停顿。至十七年春,学友渐集,各种讲习,积极进行,研究部颇复旧观,惟大学特科以种种牵制,一时尚无续办之望。”“本院校刻经论,历年未缀。十六年三月以后,刻匠工价陡涨,条件繁苛,无法维持,遂告停顿。……”[7]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导致《内学》停刊的原因,一是军队进院,造成“教授管理,均感困难”;二是“刻匠工价陡涨,条件繁苛,无法维持”,所以人事和经济的原因,使得具有学究式的佛学研究不能正常地继续进行,特别是“经济关系”,使得这份饮誉国内外的佛学刊物不得不走上自绝的道路。《微妙声》、《佛学月刊》等,虽然没有说到经济的原因,但从它的出版周期越来越长,而且经常是以几期合刊的形式,或者篇幅越来越少的情况来看,至少说明这些刊物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更多的刊物则是办刊一二年即停刊。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局势的关系。众所周知,日本军队的入侵,打乱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颠沛流离,逃难迁徙,成为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在国破家亡的形势下,既使有心从事佛学研究,亦无资料和正常的学术环境可言,所以更谈不上出版的事情了。此两大原因,使得已有的佛学研究大好形势转入了低潮,支那内学院被迫迁往四川江津,《海潮音》大量的压缩篇幅,整个抗战时期,其出版的总量,还抵不上正常时期时一年出版量。另一份当时最有影响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也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于1937年4月停刊。

  4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的活动中心是在南方,尤以最大城市上海最集中,佛学研究和刊物的出版,有了一定的新气象。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佛学刊物是《觉有情》、《弘化月刊》、《觉训月刊》等。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创办了《狮子吼月刊》。竺摩法师在香港和澳门两地主编《觉音》月刊。这些刊物在当时起到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与前30年相比,内容更加关注现实,不象《内学》和《微妙声》那样更加注重历史教义的考证与训诂,像《狮子吼月刊》和《觉音》等刊,致力于宣传抗日思想,对推进抗战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竺摩法师曾说:“今又承诸同志聘为本刊主编,实无兼顾之力,第念国难教难,双重威逼,维护文字,发扬正义,亦为凡人应尽之天职,故不揣谫陋,毅然以赴。唯愿各方大德师友,鉴察微诚,时加指教,以匡不逮,并锡(赐)鸿文,藉张法眼,则慧泽均沾,岂仅有光篇幅而已。”[8]当时举国上下关心的是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远离政治的纯佛学研究,因而不能成为热点。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又陷入内战之中,佛学研究并没有马上好转。1945年2月王恩洋居士在四川创办了东方文教研究院,发行《文教丛刊》。王恩洋在发刊词中说:“今《文教丛刊》竟得于空前浩劫期中创刊出世,庶几亦!先师(引者案——指欧阳竟无先生)悲学之意欤。”[9]这份刊物的宗旨是发扬支那内学院的传统,“以发扬我国固有学说及佛学,并融摄西方学说,以期改造人类文化为主旨。”[10]除王恩洋先生外,学者吕澂、田光烈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佛学的文章。1947年8月出版第8期后,就没再出版,一共存世2年。1947年,北京佛教界曾经创办了一个名为《世间解》的佛学刊物,上面刊出不少有份量的文章,但是这份刊物也就在二年以后也停办了。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佛教刊物出版,是千年来中国佛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繁盛气象,百余种刊物并立,既有期刊,也有报纸,形式多样,为作者提供了可以发表研究心得的各种园地,把中国的佛学研究一下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当然这些刊物都是属于私人或隶属于某个团体创办的,编辑出版这些刊物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学者,因此它们对研究百年佛学学术史来说,既表现了一种特点,也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特点,就很容易获得研究的门径。《海潮音》是研究太虚大师的主要资料同样,《内学》是研究支那内学院一系学者如欧阳竟无和早年的吕澂等人学术生涯的窗口。《威音》是研究顾净缘居士佛学思想的根据。《狮子吼月刊》是研究巨赞法师中年生平思想的依据。《文教丛刊》是研究王恩洋先生中年佛学研究和思想的来源。此外,一些学术刊物则是我们寻找像梁启超、汤用彤、陈寅恪等学者研究佛学的主要线索。

  经过40年代末到了50年代仍在发行的佛教刊物主要有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的《觉有情》,上海佛教青年会会刊《觉讯月刊》以及弘化社(后由上海佛教协会)出版的《弘化月刊》之三种。[11]不过随着佛教界的调整,以上三种刊物分别于1953年4月、1955年9月和1958年7月停刊。1950年北京创办了《现代佛学》一刊,此刊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一直在全国发行,但在后来的环境下,还是未能逃过停刊的命运,最终于1964年6月《现代佛学。但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主要佛教刊物和唯一的佛学园地,此刊集中了国内的佛学精英的作品,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佛教的唯一见证,所以它的重要地位更是无可替代了。据王雷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12]一书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大陆共发表佛学文章为1003篇,其中最少的年分是1966年,仅发表3篇。最多的年分是1953年,共发表99篇。平均每年发表58.1篇。这些文章绝大部分刊登在《现代佛学》上,仅有极少数个别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和《文史哲》、《新建设》等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上。所以《现代佛学》成为了解中国大陆50年代至60年代佛学研究情况的主要窗口。

  1967年到1974年间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发表过一篇宗教文章。1974年发表佛学文章一篇。1977年以后,佛学文章渐次增多,到1992年时,中国大陆全年共发表佛学文章达1125篇,一年发表的文章数量,超过了前17年的总和。但是从近年来从事这方面的学者不断增多,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来看,每年发表的佛学文章应该数量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与本世纪前半叶比较,世纪末佛学刊物的出版种类及数量,仍然没有达到世纪初的水平,现今中国大陆各种佛教刊物仍然只有二位数,最多也只是到了三四十种,如果再加上一些宗教学的杂志,也不过是50种左右。[13如此巨大数量的文章,决不是仅几十种刊物就能完全解决了的,所以,答案只有一个,众多的佛教文章只能在其它人文社科类刊物上刊出,换言之,它们分流到各种期刊。从统计表上看出,如今刊登与佛教有关的文章,涉及了文史哲的各种杂志报刊,可以说,只要是文科类的报刊杂志,没有不刊登佛教的文章的。当然,这些文章并不全是纯学术研究的成果,有相当一批是属于知识性、介绍性或佛教文化范畴的作品。但是,“从量上来看,佛教界主办的佛教刊物已占据中国大陆同类杂志的首位,成为佛教文化建设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质上来看,近几年随着佛教教团的重建,其水准也不低于海外华人地区的同类刊物。”[14]

  在当今众多的佛教刊物中,与佛学这个学术层面接触的刊物应该说是仍然不多的,象纯佛学的刊物,如今只有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吴立民所长主编的《佛学研究》和方广錩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王雷泉先生认为,《佛学研究》是从“《法音》这一母体先后分离出来”,[15]“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是年以《法音》(学术版)名义出版学报,每年一期,刊载佛学研究论文,由净慧法师兼任主编。一九九零年改名《佛教文化》,仍为年刊。”[16]1992年改为《佛学研究》年刊,现设有“佛学指南”、“佛教思想”、“佛教人物”、“经典研究”、“宗派研究”、“佛教文学”、“佛教艺术”、“中外佛教”、“研究综述”、“会议动态”、“书刊评论”、“学术资料”等栏目,而且每年有一个鲜明的主题。1995年的主题是“佛教现代化专题”、1997年是“佛教考古与艺术”、1998年是“佛教人物”、1999年“百年佛教回顾”,这些主题都是围绕当前佛学比较热门的话题进行讨论,撰文的作者来自于各个单位人士,发表的文章有观点,学术性强,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属于国内宗教学界品位最高的纯学术性刊物,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宗教学理论刊物,迄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该刊以“学术性、理论性、科学性”为宗旨,辟有“佛教研究”专栏,所发文章学术品位高,理论性强,具有前瞻性,代表了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就,有极高的参考性和重要的收藏价值。许多国内外学有成就的学者都在此发表过大量质量精到的文章,现已被全国各大学列入中文文科“核心期刊”,国外学术界也将其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十大刊物”之一。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刊登佛学文章为主,所发表的文章有限,仅是学者论佛的主要园地之一。与此相似的还有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宗教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宗教研究》,以及山西社会科学院的《五台山研究》等刊物。[17]《藏外佛教文献》“赓续古代佛教文献学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佛教文献学,是今天佛教文献研究者的任务,也是《藏外佛教文献》愿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18]该书以整理尚未入藏的文献为主,但同时也刊出一些与藏经有关的研究文章。《禅学研究》是灌输古藉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的刊物,主要刊登有关与禅学有关的研究文章,是学术界在南方出版的一份重要的佛学刊物。而在佛教界办的一些出版物中,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厦门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院报》、岭东佛学院的《人海灯》和河北柏林寺办的《禅》杂志更多地刊出一些学术性文章。“从《法音》到《法音》(学术版)和《佛教文化》年刊,再到今天的《佛教文化》季刊和《佛学研究》年刊,中国佛教文化事业从一片废墟中走出,为下个世纪重新走向世界佛学研究前列聚集了队伍,奠下了基础。”

注释:

[1]释东初著《中国近代佛教史》第237页—238页。台湾东初出版社,1978年。

[2]此目录系华东师范学院历史研究所何建民博士提供,特此鸣谢。

[3]《内学》第一辑,支那内学院1924年12月初版。

[4]《微妙声》1936年11月25日版。

[5]《微妙声》和《佛学月刊》的情况,系根据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佛教学者苏晋仁先生所藏的此二刊合订本而作出。特此鸣谢。《佛学月刊》的卷数和期数及年份,据笔者所见为这么多,或许还有遗漏之处,请方家补识。

[6]《微妙声》第七期、第八期、卷二之一连载。

[7]《内学》第四辑,1928年12月支那内学院版本。

[8]竺摩《竺摩启事》,《觉音》第十二期,第4页。

[9]《文教丛刊》第一期第三页。东方文教研究院1945年2月版。

[10]《文教丛刊》第一期封3。东方文教研究院1945年2月版。

[11]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07—3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以下的统计数字仍出于此书,不另说明。

[13]现在出版的与佛教有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一些:《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前身是《世界宗教资料》)、《敦煌研究》、《中国藏学》、《禅学研究》、《法音》、《宗教学研究》、《五台山研究》、《宗教》、《当代宗教研究》、《佛教文化》、《佛学研究》、《上海佛教》、《上海佛学院院刊》、《台州佛教》、《净业》、《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藏文)、《广东佛教》、《禅》、《闽南佛学院院报》、《九华山》、《甘露》、《江西佛教通讯》、《洛阳佛教》、《南亚研究》、《云南宗教研究》、《无神论·宗教》、《佛教知识》、《净土》、《浙江佛教》、《宁波佛教》、《四川宗教》、《法源》、《玄奘研究》、《法源》、《禅露》、《普陀山佛教》、《正法眼》、《显密》、《人海灯》、《重庆佛教》、《福建佛教》、《福建宗教》、《中国西藏》、《菩提心》、《佛教文摘》、《广西佛教》、《宗教与世界》、《东北佛教》、《丛林》、《藏外佛教文献》以及一些不定期的报纸如《大道》等。以上有的刊物或停办,或改名。

[14]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15]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16]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17]请参见王雷泉《国内佛教刊物管窥》,载《佛学研究》创刊号。黄夏年《我国新时期佛教读物的出版》,载《中国出版》1996年第6期;《一九九五年中国大陆佛教读物出版综述——兼谈有关佛教读物的出版和评论》,载《台州佛教》1996第9期、第10期;《近期佛教研究著作扫描》,载《出版广角》,1996年第6期。

[18]《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第2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2月。

[19]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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