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一、引言
召开学术会议，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门的学术讨论，这在古已有之。佛教是一个强调理论的宗教，佛学的研究往往伴随着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由此产生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从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看，有关佛学的学术讨论会召开过很多次。公元67年，汉明帝夜梦“神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群臣开会，讨论这位“神人”的来历，大臣傅毅勇敢地站出来回答：“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神道也。”[1]他指出这位“神人”是佛，促使明帝下决心派人西去求法，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如果这件事情是实，那么佛教的学术问题讨论会将以此开始。由是说明佛教的传入是在召开学术问题讨论后才决定的，这对佛学本身而言，又有了一个重大的意义。
佛教传入后，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无外乎这样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由官方出面召集僧人和学者共同讨论或争论某一问题。例如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六年（507）武帝出面召集学者和王公朝贵64人召开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会议，发表的论文达75篇，主题是讨论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问题；二是由寺庙出面召集参会者讨论问题。例如东晋沙门竺法汰为破道恒的心无义，“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难之。引经据典，析驳纷纭”，[2]两人争论一天，没有结果。第二天慧远设难，批倒道恒，“心无之义，于此而息。”[3]这二种基本模式，几千年来仍没有改变，至今沿袭下来。不同的是，在此两种模式上，今天又衍生出另外三种模式。按现行的说法，除了政界、教界之外，还一个独立的学界存在，所以在过去已有的两种模式上，应该再加上第三种，即由学术界出面召开学术会议的模式。此外，在当代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间有钱的人和单位愿意出钱资助召开学术会议，所以由某一经济实体出面资助会议的模式应运而生。此外，一些国外的团体拿钱资助学术活动，召开学术会议，由是说来，在当代中国一共有五种会议模式。而这五种学术会议的模式，在当今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里都得到过体现。
二、回眸世纪初
在本世纪上半叶，即在民国时期，据笔者所见，佛教的学术会议召开还没有详细的资料。尽管当时佛学的研究和出版是繁荣的，学术争论的激烈程度也超过了现在，召开像现在这样举行的有影响的学术会议，恐怕是不多的。如果能够称上学术会的，我想只有在1931年在北京华北居士林举办的第一次僧众佛学观摩会，集柏林寺教理研究院、锡兰留学团、弘慈佛教院、弥勒佛学校四校优秀学生，讲演作文比赛的大会[4]。这里的“讲演作文”可能就是宣讲论文，然后对之进行评判。整个民国时期学术会议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学术活动都是主要处于分散的状态，学术界虽然有像支那内学院这样的居士佛教和佛学研究团体，以及各种佛学院和学佛团体，但这些团体对诸如讲经的事业很感兴趣味，聘请有名的法师讲经的记录不断，做学术讲演的活动，则不多矣。其二学术界毕竟是属于穷人的阶层，能够维持学术研究的事业已属不错了，支那内学院这样有名气的佛学团体，也会经常碰到经费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开讨论会则是一件奢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三，就政府来说，佛教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当代中国佛教的巨擘太虚大师，曾在政、教、学三界中有很大的影响，但他连国大代表都没被选上。佛教在官方只是被看作是一种私人的行为，并且时时受到政府的压制和限制，政教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冲突很历害，于是才有诸如将征用寺庙办学的事情不断发生，佛教界经常到政府请愿，或者向全国通电，以求援手支持。所以由政府来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是不可能的。其四，就佛教界而言，也许举办一个比较得体的佛学会议并非不可能，而且并非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但是由于从事学问研究的僧人是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经济实力的僧伽也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佛教界内部散沙一盘，加上整个社会一直处在内乱外辱的大环境下，学术的活动不被重视，僧伽不投入也是自然的事情。总而言之，本世纪上半叶没有召开佛教学术会议的大环境。
三、感受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78年以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佛教正在被“消灭”，研究佛学的人很少，学术活动基本没有，更谈不上召开佛学学术会议的事情。直到1978年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随着佛教学术活动的蓬勃开展和不断深入，佛学会议才开始举行开，而且越来越多。从1980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佛教学术讨论会”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佛学会议达60余次。现在除了国内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外，还与其它国家召开了双边会议，像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中日两国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最多的年分，一年曾举行8次会议。佛学会议的召开，既给学者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切蹉，交流学问的空间，同时也促进了各地的人材培养，深化了一些专题研究，其效果是显明的。[5]下面将现阶段我国召开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学术会议做一次简单的回顾。
1980年：
9月17日，由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联合在古都西安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32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6篇。会议成果收入在《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82年：
10月26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大足召开，5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10余篇。论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讯》。
11月23日至27日，“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高原名城昆明召开。20多位研究、教学人员参加了会议。
1984年：
8月27日至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召开“国际佛教艺术专家咨询会议”，30余人与会。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举办了“中国佛教艺术图片”小型展览会。
1985年：
4月11日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近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会议论文以1985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发表。
11月9日至10日，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90周年，在日本京都举行“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双方各出5名正式代表。日本学者赞为“历史的盛会”。
1986年：
4月17日至21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次年会在大足举行，参会者100余人，收到论文33篇。会议论文大多选载在《大足石刻通讯》第二、三期上。
9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国方面有藏汉佛教徒学者7人与会。
11月3日至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小组共同在西安举办了“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近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33篇。会议论文最后收集在《隋唐佛教会议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
1987年：
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佛教和中日两国的文化”，日本和国内北京、上海、江苏、安徽、陕西和山西的部份佛教研究者出席了会议。已经召开的二次会议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书名为《中日佛教研究》。
1988年：
9月18日至20日“全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常熟市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11省市30个单位的代表53名（其中列席代表8名）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会议大部份论文收入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
10月6日到8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主题是“中国佛教之研究”。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和佛教界人士100多人出席了会议，有10名学者宣读了论文摘要。会议的论文摘要载《法音·学术版》第2期。
1989年：
3月27日至3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日本驹泽大学共同在京召开“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主题是“中日禅宗研究”。50余人参加了会议。
11月20日至22日，“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东京举行。会议的所有论文登载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上。
12月2日，四川省乐山市史学会和乐山大佛乌尤文管局在乐山市召开了“大佛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有35人参加了会议，送交论文18篇。会议论文收在1990年《乐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第1期上。
1990年：
7月24日至28日，“首届五台山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中日双方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9篇。会议主题是“探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奥秘”。会议的论文集未出版。
9月2日至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佛教协会、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等9单位联合召开的。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0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9月9日至13日，陕西省社科联与法门寺博物馆在法门寺召开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法、美等国共1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0多篇。会后成立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月23日到24日，“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主题是“中日净土教之研究”。会议论文刊登在1990年的《佛教文化》上。
1991年：
9月20日至21日和11月26日至28日，南京艺术学院等佛教考古艺术界人士和日本龙谷大学的学者，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召开了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为主题的中日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达80余人，提交论文30多篇。会议论文分期刊载在《东南文化》上。
10月14日至16日“中日第四次佛教学术会议”于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佛教研究者近100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11篇。会议的主题是“十至十四世纪中日佛教”。会议论文刊登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上。
1992年：
5月10日到13日，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会议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国内各地的代表约60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2篇。会议论文集以1993年《人文》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
7月12日到18日，山西大学在太原召开了“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及大陆、港台地区的代表6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6篇，会议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书名为《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
10月6日到10日，“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峨眉山举行，参会代表共120余人，收到论文64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月5日到9日，由重庆市文化局和大足石刻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的第三届大足石刻研究会年会在四川大足举行。10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资料36篇。会议论文收入《四川石窟艺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会文选》。
11月9日至11日，“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主题“中国佛教的传统与创造”。会议论文刊登在《佛学研究》第三期上。
1993年：
6月3日至6日，由浙江台州地区地区文化局、天台县人民政府、天台山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县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天台山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及其影响”。近8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3篇。会议论文刊于《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上。
9月25日至27日，“圆瑛佛学思想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上海分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参会学者50余人，收到论文37篇，收入《圆瑛大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
11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佛教文化景点发展现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1月23日至29日，“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南方早期佛像性质和年代分期”、“中国南北方早期佛教和佛像的区别”、“中国南方早期佛像的起源及传播途径”。
1994年：
4月16日至22日，中国玄奘国际讨论会在河南偃师与西安两地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代表80余人，外国代表23人与会，收到论文60余篇。会议论文《玄奘研究文集》于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8日至9月12日，纪念鸠摩罗什诞生16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新疆克孜尔石窟举行，主题是“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中外学者共14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8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月2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禅学研究》编辑部、湖北大学、湖北省佛教协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黄梅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禅宗与中国学术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黄梅县召开。参会代表100余人，收到论文70余篇。论文集《东山法门与禅宗》由武汉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12月14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局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静安古寺共同举办的“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静安寺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僧俗两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1995年：
3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法门寺博物馆发起，邀请首都学术界、佛教界专家学者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学术讨论会”，会上由学者介绍了有关唐密曼荼罗的研究情况。
9月4日至6日，在河南嵩山脚下的登封市内举行了“少林寺与禅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韩国、日本和国内佛教僧俗二界及学术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含论文提要）共70余篇。论文集《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1996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9月7日至10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举行。全国各地的学者12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43篇，会议修订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
10月7日至8日，中日第六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会议论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二期上。
11月9日至11日，“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现代管理中心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和台湾佛光山大学筹备处联合举行的。收到论文23篇。会议论文集未出版。
11月13日，“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在上海沉香阁召开。1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上海市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沉香阁、上海市宗教事务局研究室、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百家出版社出版了《应慈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书。
10月31日（农历9月20日），弘一大师诞辰115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鲤城宾馆大礼堂举行。会议由泉州市佛教协会和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二百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69篇。
12月18日，在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颁奖仪式北京举行。来自北京的佛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任继愈、郭朋、方立天、巫白慧等60余人出席了仪式。任继愈先生主持了颁奖仪式。获奖者黄心川先生的论文是发表于1986年西安隋唐佛教讨论会上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隋唐佛教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一文。此为目前我佛学界唯一荣获的国外的学术奖。
1996年：
4月8日至9日，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办的。有关情况刊于《藏外佛教文献》第2辑。
8月20是至25日，“首届中原宗教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举行。会议由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主题是“佛教与二十一世纪”。参会代表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1997年河南宗教文化研究会出版了论文集。
8月30日至9月4日，“大乘与东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和西安两地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中心与日本学术界共同组办。会议采取了在北京和西安两地接站举办的方式举行。第一站于8月30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哲学”。第二站于9月3日至4日在西安陕西社会科学院举行，主题是“长安佛教与日本”。
10月22─23日，第六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北京新万寿宾馆会议举行，主题是“中外佛教交流”。中外学者近100人参加了会议。发表论文10余篇，刊于《佛学研究》1996年刊上。
11月12日至15日，“石头希迁与曹洞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62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6篇。这次会议是由湖南省佛教协会、南岳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湖南佛教文化研究会共同发起的。论文集于1997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
11月12至16日，“释指空暨云南楚雄州发展旅游业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这是由云南省武定县政府、狮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云南、四川、江苏、河南、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16篇，主要发表在《云南宗教研究》上。
1997年：
1月3日至8日，由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组办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先后在澳门、肇庆市、新兴县三地举行。5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会议论文集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出版。
3月5日至8日，由中国宗教协会主办、无锡市中诚广告公司协办的“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马山举行。一批佛学界、文博界、美术界、企业家等约6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1篇。论文集现未出版。
5月14日至16日“金陵刻经处创办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举办。主题是“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5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8篇。论文集未出版。
5月16日至20日，由四川乐山市大佛节宗教部主办的“巴蜀暨名山文化讨论会”在乐山市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四川佛学界人士，会议收到论文近20篇。
8月9日至12日，“指空在中国、韩国传播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于云南昆明举行，会议由云南社会科学院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等单位主办。参会代表40余人。
9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县举行，8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天台宗与东亚文化”，收到论文51篇。会议论文集刊登在《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上。
11月23日，由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佛教天台宗文化研究座谈会”于当阳市玉泉山庄举行。主题是“论述智者大师天台宗思想、理论在玉泉寺的形成”。近4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18篇。
12月5日至9日，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文化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97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5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
1998年：
9月6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法鼓大学协办的“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共7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是“佛教与东方文化”，收到论文30篇。论文最后发表在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学报》上。
10月21-22日由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主办、无锡祥符禅寺承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灵山大佛脚下隆重举行，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提要76篇，实收论文54篇。论文集未出版。
11月19日至23日，“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30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168篇，以法门寺历史和法门寺佛教为探讨重点。
12月23-24日“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在广州市举行。此次会议是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举办的。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论文集未出版。
1999年：
3月22日至25日，由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大学东亚佛教中心和陕西铜川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在陕西铜川市举行，共137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6篇。
8月26日至31日，“中国佛教与五台山讨论会”在山西五台山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文化中心和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参会代表30余人。收到论文16篇。
1999年11月9日至10日，“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温特莱宾馆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中日双方代表各宣读了5篇论文，主题是“21世纪佛教学”。
四、功不可没
20世纪以来，佛学研究从复兴到兴盛，佛教学术会议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与中国佛学同步前进。仅从上述统计表明，近20年间，我国大陆一共召开了至少有63次以上有关专题佛教学术会议，平均每年召开3.2次，最少的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8次/年。此外，一些有关中国史、藏学、傣学、艺术、气功等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佛教也是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取得这样的丰硕成果，首先与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也是这一政策指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说明佛教已经突破禁区，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其次，佛教学术会议的主题丰富，内容广泛，在众多的会议中，既有专题断代史主题，又有地区性主题，还有宗派主题。特别是以佛教文化为题的会议日益增多，说明学术界已经接受了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兼有文化形态之特征的观点，反映了国内文化思潮的发展。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对政府也有影响。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洛阳白马寺时也谈到：“宗教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
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各地佛教研究的蓬勃发展，例如五台山、乐山、法门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后，使当地的佛教研究进一步深入，会议所发表的论文集，论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实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作为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召开了数次佛教学术会议后，长安佛教的课题开始上马，成立了长安佛教中心，陕西社科院一批从事历史、考古的研究人员转为研究佛教，短短的几年内就撰写了一批长安寺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卷曾分别在1985年洛阳会议和1986年的西安会议上征求了参会代表的意见，对该书的写作有过很大的帮助。而且每次随着学术会议的召开，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壮大了学术界的队伍。可以这样说：每一次佛教学术会议，都是对我国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为未来的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国内各团体和单位间的联系，沟通了海峡两岸的学术友好来往，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过去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工作联系不多，双方对佛教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或不同认识，通过学术会议交流，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有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和谅解。特别是双方共同举办学术会议，表明了双方对佛教学术问题关心，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会议的本身，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88年国内首次由教界和学界在江苏常熟兴福寺举办的“印度哲学宗教与中国佛教”讨论会，开创了两界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1998年在无锡召开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自始至终地充满了“团结、祥和、热烈”的气氛，各界代表发言踊跃，涉及内容广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功底。与会的僧人代表达16位。会议期间不仅学者积极提问，僧人应答，而且僧人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学者对话，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济济，充满生机，他们的不俗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会议闭幕式上总结说：“此次会议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学界和教界关系融洽，讨论的问题接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共同探讨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佛教界年青一代僧才在成长，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观点稳妥而积极，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令人欣慰。特别是我们在探讨佛教当前自身建设方面，大家所持的观点都是具有非常积极进取的精神，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坚持传统，以使佛陀的教法薪火相传。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佛教事业发达有望。”[6]
第四，召开佛学会议的资金分配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伊始，佛学会议主要由学术界来承办，会议资金由国家拨款。以后由于拨款减少，学术会议改为通常由几个单位共同出资主办，最多时有近10个单位来共同主办，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学术会议通常只由一个地方或单位来承办，资金已不是影响开会的大问题了。特别是近年来佛教界在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方面表现明显，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会议，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一方面佛教界对学术文化的关心增加了，另一方面，佛教界的资金也充足了，与过去相比，真上天壤之别！
第五、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佛教学术交流，一直处于隔绝的状态。三地学者只能通过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对方的佛教研究情况，无缘面对面地交流学术问题。1989年“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台湾学者首次与会，打开了两岸佛学交流的大门，此后佛教学术交流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学者的经常性工作。台湾学者出席大陆佛教学术会议，并参加大陆的学术代表团到海外与会，不仅促进了两岸的学术繁荣，而且对祖国统一的千年大计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外佛教文化学术会议交流，早期主要是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展开的。1980年西安召开的“中国佛教讨论会”，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率团与中国学者座谈，开始了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到1984年，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召开，两国间的国际会议启动。基于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维系和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存在，两国的佛教学术会议，双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两国学有专长，一流的学者，代表了最高的水平。尽管现今中日两国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一些学术问题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学术交流，达到了双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是在中韩建交以后全面开展的。但是两国佛学界还没有召开过专门的佛学会议，目前仅仅是停留在韩国学者到中国参加由中国举行的会议，或者中国学者到韩国参加韩国举行的佛学会议。但通过学术会议的交流，目前中日韩几方的学术差距明显减少，佛教学者了解日益加深，学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同时，欧美地区的佛教学者参加大陆举行的佛教学术会议，扩大了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走过的是一个曲折地道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佛学研究最终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佛学研究在中国决不是摆设，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中国学者有能力，也有实力来发扬光大中国佛教学术，仅从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中国学术界和佛教界对佛教的关心程度，它不仅是中国学者的聚会，也是中国学术界与国外的同行进行接触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正是由于召开了这么多的学术会议，使得当代中国佛学有了迅速地发展，已经开始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接轨，所以当我们在回顾20世纪的佛学研究时，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功不可没的，它对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曾经起到过历史性的贡献！
注释：
[1]《牟子理惑论》二十章。
[2]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义解二》第192-193页，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3]同上第193页。
[4]《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第204页。台北大乘出版社，1978年版。
[5]关于国内佛学会议的情况，请参见拙文《近年来我国佛教学术会议活动的综述》，载《宗教》1993年第一期。1993年以后的会议，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佛学研究》刊出的各种会议报道。由于文章太多，恕不一一举名。
[6]《佛学研究》1998年刊，第436页，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