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大陆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1996年是中国大陆佛学研究繁荣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各地都陆续召开了一些以佛教为主题的佛学会议。现将这些会议综述如下：

　　一、藏经编纂及电脑化座谈会

　　1996年4月8日至9日，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办。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宗教局、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与会者围绕“大藏经工程”的重要意义、“大藏经工程”近年在海外的进展情况、新编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纂整理方案、《中华大藏经》的经验与借鉴、从古文献整理谈“大藏经工程”、“大藏经工程”中的电脑技术、“大藏经工程”的经营管理方案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会议认为，现在我国正在进行深化改革，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进入了盛世，佛教事业也处在空前绝后的大好时期。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障下，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的气氛下，和当前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重新编纂一套新的汉文大藏经的条件已经具备。新编大藏经应该以“全”为特点，即收入更多的内容；应以“精”为其特色。即版本要精，目录编排科学。应使用方便，最好能够做到用现代标点点断，而且在外观设计上要符合佛教徒的要求。会议建议，成立大藏经建设基金会，在民间筹集资金，采取民办公助或民办官助的形式，依靠中国佛教协会的旗帜和力量，以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的名山大寺作依托，从事这项伟大的工程。

　　二、首届中原宗教学术研讨会

　　1996年8月20是至25日在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举行。会议是由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主题是“佛教与二十一世纪”。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长沙、西安以及河南郑州大学、开封河南大学及佛教界代表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它们是黄心川《世界佛教发展概况》、弘法《佛教戒律与社会道德》、黄钊《道信“东山法门”的奠基人》、温玉城《关于中国佛教十二个问题之我见》、加润国《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看佛教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作用》、荆三隆《谈佛教文化研究的走向》、郑永福《佛教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女性中影响之比较》、黄夏年《当前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难点与对策》、府建民《当前中国大陆佛教出版物管窥》、王世勇、欧人《佛教中国化问题管窥》、田海林《古代中原佛教概要》、方光华《试论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的历史地位》、徐干祥《政策落实处古刹又重辉》、王大良《唐代相国寺史事勾沉》、徐金星《关于白马寺的几个问题》、马全智《玄奘与佛教及因明之关系》、玄承玺《佛学与人生》、张风雷《智的佛教思想》等等。代表们充分肯定了佛教在历史上起到过的良好作用，认为这是它能够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基础。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佛教仍然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佛教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未来的社会需要弘扬传统文化，佛教文化也是其中之一。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持，除了依靠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外，佛教的一些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提倡的，佛教要人行善去恶，要人道德自律，主张普度众生，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道德有相似之处，因此佛教在这方面是大有作为，有所作为的。佛教的命运历来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佛教经常讲报四恩，其中“报国恩”就是要爱祖国。历史证明，中国的佛教兴衰总是和国家的存亡密切相联，所谓出世与入世就是国家与教门的关系，在任何时候国家的利益总是放在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教可言。在下一个世纪里，中国会变的越来越强大，佛教也会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变的更加富有生气。现在佛教在世界上正处于发展的时期，对中国佛教界来说也是一个机遇，佛教界要抓住这个机遇，利用中国佛教的传统资源，把佛教的事业搞好，为未来的佛教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当然在当代中国佛教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中国佛教要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发展，就必须克服自己的不足，提高佛教界自身的素质，如此才能顺利地进入下一个世纪。现在，更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佛教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高佛教界的素质，说到底就是提高文化素质，佛教界在搞好弘法利生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支持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支持佛学研究事业，有了高品位的文化基础和先进的理论，佛教在21世纪就没有了后顾之忧，由是可以立于世界宗教之林。

　　三、大乘与东亚文化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中心与日本学术界共同组办。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国际佛教大学理事长平川彰教授带队，团员有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横山（幺友）一、大正大学教授吉田宏哲、武藏野女子大学教授田中教照、松阪大学女子短大教授柏木弘雄以及华严学研究学研究所所长小岛岱山、春秋出版社总编佐藤清靖等人。会议采取了在北京和西安两地接站举办的方式举行。第一站于8月30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哲学。中国学者任继愈、黄心川、巫白慧、陈筠泉、杨曾文、李富华、传印法师等近30人出席了会议。学者的基调讲演是：平川彰《佛教学的方法》、黄心川《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巫白慧《龙树的中观论及其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宋立道《佛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考察就南传佛教国家作思考》、广泽隆之《近代化问题与佛教》。第二站于9月3日至4日在西安陕西社会科学院举行，主题是“长安佛教与日本”。中国参会的代表有：黄心川、王正典、杨学义、张宪臣、陈恩志、李登弟、许力工、陈景富、张应超等，发表基调演讲有：王亚荣《长安佛教文化的国际性：以长安佛经翻译为例》、平川彰《天台智“戒体论”的现代意义》、岩松浅夫《中亚与中国的阿弥陀佛信仰的实态》、李利安《中国传统佛教观音菩萨信仰的体系》、小岛岱山《中国华严思想再考》、许力工《当前的西安佛教》、田中教照《净土教的展开昙鸾、善导、亲鸾》、横山（幺宏）一《玄奘三藏与〈瑜伽师地论〉》、畅耀《长安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大乘佛教宗派是值得夸耀的。天台、华严、法相、净土诸宗的思想都是属于世界性的宗教哲学思想。基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和创造的物质文明，虽然对拯救人类生存取得了成功，但是由科学文明在现代世界所构筑起来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对控制人类的欲望并没有取得成功。人类的欲望使人类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无不包含着潜伏摧毁人类的危险，所以它们给人类带来了二元的、不可克服的思想道德危机，而要解决这一切危机，从哲学思想上说，不得不依靠佛教的中道思想。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有很多近代的东西都被人们放弃，因之我们有必要对近代曾被否定的东西重新给予重视，对一些事物从多元化的立场上给予重新思考，佛教则在这些思考中能提供给我们许多启发。新旧结合，温故知新，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现代社会中更加普遍的、实质性的东西，看看现代社会不同的价值观是怎样并存的。中国学者说，我们研究中日佛教都深刻地体会到，佛教的传播对中日两国的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是它的第二次生命却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大乘佛教的宗派都可以在印度找到思想理论的源头，但是它的成长原因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寻找。日本的佛教宗派也是在与中国佛教交流中成长的，因此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加强双方的理解，只有交流才是共同发展的基础。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传统，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圈却始终不能割断，东亚佛教文化的共同特点是我们研究看待世界的基础之一，代表着佛教精粹的大乘佛教哲学则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继承和发扬的精神文化遗产。中国大乘佛教哲学在古代中日社会生活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现代社会里，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关键是我们怎样去发掘它、整理它，让它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温故知新，更重要的是创新，而不是仅仅恢复传统而已。

　　四、第六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1996年10月2223日在北京新万寿宾馆会议举行，主题是“中外佛教交流”。中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吴立民教授，正式代表有传印、何云、自然；日本代表团团长是日本佛教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总裁藤堂恭俊，正式代表有高桥弘次、稻冈誓纯、鹈司光昌。韩国柳炳德和李法山教授列席。居住在北京的大部分佛学研究的专家和国佛学院的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论文明显地表现了不同的学风和不同的思考。在中国代表提交的论文中，更注意的是与时代的思潮呼应。吴立民先生的文章注重资料建设，并不满足已有的汉文大藏经，而是更多的看到了目前藏经所存在的不足，强调大藏经编定以后还有不少藏外的资料，藏文大藏经和巴利文大藏经应予汉译。它们同样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宝藏。何云认为，当人们面对未来，正在侈谈世界的“文明冲突”和后现代问题时，却把早已存在又有深厚底蕴以及强大生命力的佛教文明给放到了一边。如果说这只是西方文明的代表站在西方中心论立场上来看待未来的世界尚有情可原，因为西方人毕竟对古老的东方文明缺少了解，不知道古老的东方文明中佛教是最古老又最有影响的一种宗教和文化的代表。但是可悲的是在一些东方人中也存在着这些看法，他们似乎认为对未来的东方世界，只要有一种新儒家的思想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然而“事实上，儒佛会通，历来因缘甚深，迄至新儒家的几代传人，无一不受佛学薰染者”，由是可见，就是当代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儒，他们的深邃思想同样离不开佛家的“薰染”，“新佛家”与“新儒家”显得同样重要，“我们既有新儒家，还有着新佛家”。韩国柳炳德先生则从循环进化论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未来宗教发展的又一个视角。他看到了因西方社会的科学和物质的发展使人类宗教逐渐丧失了灵魂，因此未来发展需要“宗教性恢复运动”，即“通过人的心理体验，领悟到宇宙与人生一致的宗教”。这种运动的理论则是“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东西都回到现在”的“永劫回归”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得益于佛教的“三世轮回说”。中外学者对未来佛教发展做出了各种思考，回应时代，着眼未来，不能不说是当今佛学界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五、石头希迁与曹洞禅学术研讨会

　　1996年11月12日至15日在湖南长沙麓山宾馆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安徽、山西、四川、江西、福建等15省市的62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6篇。这次会议是由湖南省佛教协会、南岳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湖南佛教文化研究会共同发起的。与会代表对石头希迁的禅风、禅学思想的精髓、曹洞宗的宗旨、石头禅与道一洪州禅的异同、曹洞禅的传承及其与儒道的关系，以及它对中华民族思维、价值取向、对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影响等都作了有益的探讨。代表指出，石头希迁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参同契》里，《参同契》“在外典方面，主要吸收的是魏晋玄学和儒家的‘易理’；在内典方面，主要是融通《肇论》和华严宗的思想。而在以六祖的禅学为心要，这就是《参同契》的特征。”希迁在当时佛门禅门内部斗争激烈的时候，提出“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的口号，强调融会各宗的思想，而且还包括佛教以外的儒道两家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和独具胆识的。因此所谓“石头路滑”就是指明他的圆融思想的理路及其内涵，这个思想给了后人不断的启迪，象后出的云岩昙晟的《宝镜三昧歌》、洞山良价的》玄中铭》、《新丰吟》等，都可以从《参同契》这个“母体”中找到极为直接的遗传因子。研究《参同契》，不只是找对了石头的入路之门，也寻到了青原禅的源头。学者说，石头希迁的禅法一是认为人人本有佛性，“即心即佛”；二是个人的心性与世界万有本体相通，从本质上看，理事圆融，物我一体；三是传授禅法除正面宣示外，经常采取反诘、否定、暗示和比喻的方式，主张自悟自心，不须外求。也有人认为石头心性思想反映在一心灵湛圆；二心地自然；三性理归宗；四无心合道；五无情说法；六一心为宗之六个方面。还有人认为“华严宗说理事无碍、事显明理，理彻于事，这中间的‘理’更类似于后来理学家们的理体之理。而希迁的理则是只使我们猜测到一种解脱与任运自在的禅之境界，是一种自由而无牵挂的心理感受。”有人通过分析《肇论》与希迁的关系，指出，“希迁和尚虽然对《肇论》的解说不多，但书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话都可以在《肇论》中找到根据……说明他并不是不读书，而是不唯经、不唯上，通过读书，消化内容，最后为我所用。”学者强调曹洞立宗史的经验与教训都是突出的，耐人寻味的。其成功的经验在于一开始就注重思想的“回互”，这种强调文化整合的独特气质与马祖系洪州宗孤军深入、单兵独进的禅界主流迥然有别，成为石头系的逻辑起点和曹洞立宗的特色所在；其危机亦与此有关，即在立宗之初的思想上过度的早熟性（三代禅者为先），特别是在对新义理的生长点缺乏探索，对阐明和发扬本宗特色的指导性思想体系，未曾及时地、自觉地着手建构，所以曹洞立宗之初的内在危机致使后来在其发展史上两度自断法统，而其绵泽不尽，气力不竭的深厚内力，亦同样有赖其立宗之初的“回互”理论之赐，于是不难理解曹洞宗“死的快”之原因。

　　六、释指空暨云南楚雄州发展旅游业全国学术研讨会

　　1996年11月12至16日举行，由云南省武定县政府、狮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云南、四川、江苏、河南、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学者提交的论文如下：侯冲《元代来云南的印度僧人指空》、《指空的佛教活动真的带有浓厚密教色彩吗》，张福、阿鲁黑格《游方梵僧与“罗罗斯”佛教文化》，张方玉《南丝古道上的佛教文化走廊》，熊美亮《开发新村湖发展武定旅游业》，段启文《狮子山古八景及其诗赋赏析》，朱献荣《试论正续禅寺古建筑群的文物价值与保护》，宋立达《狮子山茶话拾遗》，李德馨《丝路古路今生辉千里彝山换新颜》，何耀华《指空在中韩两国传播佛教文化的业绩》，杨学政《指空弘扬中国西南禅学考》，刘鼎寅《指空研究与武定狮山旅游文化》，张福《天竺僧侣对武定佛教文化之贡献》，刘景毛《指空行迹及著述考索》，束有春《旅游文化及佛教旅游文化浅论》，郭武《道教成仙信仰形成与韩国无关论－－从指空和尚东游高丽谈起》。与会代表认为，指空在云南武定“建寺弘法方面作出努力，正续禅寺被认为是‘西南禅学之滥觞’”。武定是罗婺彝族分布地区，由于指空来后，当地彝族从指空“发心”，使正续寺香火不绝，武定彝族接受佛教肇自指空，所以指空在彝族佛教史上之崇高地位是不言自明的。代表们高度评价了元延佑七年杨兴贤撰的《狮山建正续寺碑记》一文，认为它弥补了韩国李穑的《西天提纳簿陀尊者浮图铭并序》一文的不足，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有人指出，杨文中也有夸大之处，指空来滇之前，云南已有禅宗流布，所以说“西南禅学实惟滥觞”，“并不是对指空的如实评价”。有学者认为，“指空是以禅僧身分在中国和高丽进行佛教活动，并带有密教色彩”。反对者认为，指空所学不见密教成分；所传无密教成分；不见指空操持密教仪轨；不见指空使用密咒丹书的记载。这些说明，有关指空的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进一步深入指空的研究，推动云南云南汉地佛教的研究，无疑是一个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