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华古史——访史式教授和他的台湾合作者黄大受教授

      前不久，海内外众多媒体都报道了两条相关的新闻。一条是：海峡两岸史学家提出“中华文明史可以上溯到万年前”；另一条是：海内外一百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联名建议重写中华古史。这引起了广大读者关注。记者为此特地走访了新闻中的主要人物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以及台湾著名史学家黄大受教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史式访谈──

“三自学者”的外号

　　问：您有个有趣的外号──“三自学者”，愿闻其详。

　　答：哦，这是社科院牟安世教授对我的“戏称”。所谓“三自”，指“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自成一家”。我刚入初中时，抗日军兴，家乡沦陷，从此失学，被迫离家远走，独力谋生，先后从事过多种职业，业余自学，终身不懈，说“自力更生”有之；“自学成才”嘛，勉强也可；只是“自成一家”实不敢当，并无可以传世的一家之言，岂可谓之“一家”。

　　自学自有种种不利之处，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在治学中有更大的自由，不受教条限制，也不受师门束缚，敢想敢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此也就会有些“一得之见”。江苏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先生曾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做学问自有主张，从不人云亦云”。

　　我原籍安徽，出生于安庆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小有名气的桐城派弟子。

　　我自幼即接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虽只一知半解，兴趣已经养成，所以日后自学，能私淑海内名家梁漱溟、罗尔纲、王力诸先生。终身治学，也不出中华文化、史学与语言的范围。

“千秋无信史” 

　　问：据我所知，您经常批评历代史书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为什么？

　　答：“正史”不正、实录不实是我一贯的观点，这和我特殊的治学道路密切相关。学历史，一般是先接触课本、“正史”，以后再以野史、杂书作参考。我则由于家中书多，从小啃不动“正史”，就读历史小说、野史、明清诸家笔记等。这就先了解了“正史”的许多内幕，等到大些再谈“正史”，自然就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假话连篇”。翦伯赞对此有言：“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我认为先看杂书、野史，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办法。我的治学途径，居然歪打正着。

　　“正史”必然不正，它不可能公正，因为所有的“正史”都成书于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修撰史书的都是御用史官。这种史书重视帝王将相，忽视民族群体；重视军事、政治（统治术），忽视经济、文化；重视汉族（以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忽视少数民族；重视权力、权术，忽视知识技术；只记国内史事，忽视海外华人。有了这样显著的五种偏颇，就不可能真实（或者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面目，不能起到鉴古知今、鉴往知来的作用。“正史”不真实，因为要隐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扬善（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还有可说。历朝实录是官方档案，总应该如实记录吧，好像医院的病历一样，不能随便改动。事实并非如此，如明代的《太祖实录》，建文朝修一次，成祖夺位后的永乐朝又修一次，后来再修，一改再改，面目全非。所以明代学者张履祥愤慨地说：“自古史书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有“千秋无信史”的浩叹。

　　我以为，对于这些“多不足信”的“正史”，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作为参考则可，

　　作为根据则不可，至于奉为圭臬，十分可笑。

推倒重来 

　　问：是否可以谈谈您倡议重写中华史的经过？

　　答：早在1990年冬，我在《社会科学报》上公开倡议编纂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于历代“正史”的《中华民族史》。短短一个月，就接到海内外的学者与读者来信四百多封，热烈响应。台湾《联合报》也发表了这一新闻。两年后，我应邀访问台湾，作了有关学术报告，得到了台湾著名史学家黄大受教授的支持，并与台湾一些历史学者达成了两岸学者合作编纂《中华民族史》的初步协议。

　　从1993年至今，我们已经在四川、海南、云南等地举行过四次学术研讨会，出版过两本论文集──《中华民族史研究》第一辑与第二辑。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两岸的学术活动，由学者们自己出力，自己出钱，没有依靠国家经费。其中艰苦，自不待言。

　　我们认为，所谓“正史”既然不能起到鉴古知今、鉴往知来的借鉴作用，那就应该有一部新的史书取而代之。对于建立在封建王朝体系上的旧史书这座破破烂烂的大厦，既不可“加固”，也不能作部分的小修小补，只有全部拆掉重修。我们知道，要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很难主观地限以时日，只能是尽力而为，如果不能及身而成，则以待来人。　

不能为司马迁所笑 

　　问：正如您所言，要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困难一定多多吧？

　　答：我们在探讨重修中华史的各种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是不回避的态度，难题于是接踵而来。然而最大的难题还是：这部史书从什么时候写起？梁启超说：“唐虞以前，仅能谓之有民族史，夏以后始可谓之有国史矣。”如果写中国史，从夏写起，当然好办；考古学家写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在考古中发现了什么就写什么，不涉及任何王朝，这也好办；民族学家研究神话传说，就事论事，有什么就研究什么，这还是好办。我们却要把历史、考古、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要想找出中华文明的源头，一定要钻过这个瓶颈，一定要把从古到今历代史学家都未能解决的历史难题揽到自己的头上，这无异自讨苦吃。

　　不过，从7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不断有震惊世界的新发现，国内外的人类学界、语言学界、特别是遗传学界都有不少新成果，为探讨中华文明的源头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躬逢其盛，又何尝不可一试！而且，今天距司马迁写《史记》、以黄帝为我们历史的开端已经2000年了，如果我们现在写历史，仍然停留在黄帝的的传说上，仍然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敢越雷池一步，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不是五千是万年

　　问：“万年说”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支撑这一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答：一、中华文明的历史，应该从起步的时候写起，不应该从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写起。好像写一个人物的历史，应该从他出生的时候写起，不应该从他功成业就的时候写起，我们非常赞成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关于“一万年文明起步”的论点。

　　二、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就农业文明来说，先民们开始定居，种植人工栽培的农作物，定期收获，可以利用农闲时间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同时进入母系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伦理关系，这样，文明就起步了。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写自己的文明史，时间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不劳西方学者来为我们作鉴定。

　　三、我们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这是自封的，西方人从来没有承认过。按照他们所定的文明标准，我们的文明史最多只能从盘庚迁殷（有了甲骨文）算起，至今不过3000余年。我们非常赞成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所说的“西方文明是非常规的文明，中华文明则是一种常规的文明，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既然不同的文明各有自己的发展法则，也应该各写自己的文明史，不必强求一致，更不能越俎代庖。对于我国自70年代以来不少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总编辑序中说：由于这些考古发现完全打乱了他们编写中国史前史的计划，“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从秦汉史写起，过去的历史如何写法，只有以后再说。既然如此，自己的历史自己写，我们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关于百人签名 

　　问：请您谈谈百人签名活动和建议书内容。

　　答：在“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这一论点的补充和继续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发起了“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的签名活动。这个活动整整进行了一年，有些学者是经过反复探讨后，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的；有些学者，如张光直教授，则是在听到此事后，主动写信给我表示愿意签名。在建议书中，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在距今5000年前，而是在距今万年左右。

　　中华文明的起源，南方早于北方。

　　中华文明不是单纯的农业文明，也包含有海洋文明的成分在内。

　　我们认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人，更是为了后人，是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今人与后人指出前进的道路。写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写古人是为了鼓舞今人。

“老伴”都不老 

　　问：恕我冒昧，我还想了解一下生活中的您，可以吗？

　　答：当然。我习惯早起早睡，无缘烟酒，不像文人，倒像军人。可能是受“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影响吧，我食素，所以能保持头脑的清醒。罗尔纲先生也影响了我，他年轻时多病，后来却活到97岁，也跟食素有关。

　　我今年78岁，一向不锻炼、不运动，要说养生之道嘛，除了食素就是忙。我是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经常外出开会、考察，独来独往，从不认为自己高龄需要别人帮助，至今记忆力不比别人差。

　　我最高兴的，是苦思冥想后忽有所得，或是二三知友，促膝谈心，讨论问题。我的老伴赵培玉女士，是我事业的合作者，也愿意为了这个“千秋事业”奋斗。她是白族人，能歌善舞，曾是体操运动员。她像我一样不显年纪，朋友们都说我们“老伴不老”。

黄大受访谈── 

晚清名臣之后

　　问：听说您是江西宜黄人，江西宜黄在晚清出过一个名臣黄爵滋，请问你们有什么渊源？

　　答：黄爵滋（1793──1853）是我曾祖父，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鸿胪寺卿、刑部侍郎。我以他为荣，是因为他在1838年上书力陈鸦片之害，和林则徐一样，主张严禁。对于禁烟，他并非说说而已，而是已经预见到禁烟会引起冲突，所以在1840年两次到福建视察海防，并且提出《海防图录》，以供参考。

　　果然，不久鸦片战争爆发，此后一百多年，古老的中华帝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奇变”，直到今天，祖国还未最后统一。我虽已八十高龄，而且身体不好，总还是希望能为祖国的统一，能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复兴，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这就是我为什么全力支持海峡两岸史学家共同编纂《中华民族史》的原因。顺便说一句，我新近还编了一本450多万字的《钓鱼岛史料汇编》，正在印刷中。

民间合作先走起来

　　问：您担任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的大学教授50年，出版过各种史学著作不下六七十种。50年代所刊行的《中国近代史》三巨册，180万字，为同类著作中内容最丰富之巨著。为什么对编纂这部《中华民族史》情有独钟？

　　答：中国近代史书确有重写的必要。到了民主的时代，我们还以君主时代的史书作为“正史”，于情于理，说不过去。1928年，即辛亥革命17年之后成书的《清史稿》，仍以清廷为正统，诋毁辛亥革命为“倡乱”，颠倒是非，令人难以容忍。

　　史式教授倡议重写中华史，对以往史书持批评态度，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改按中华民族之形成、融合与发展之经过以修史，俾能起到鉴古知今、鉴往知来之借鉴作用，可谓空谷足音，发人深省！

　　我以为一部崭新的《中华民族史》应由两岸史学家共同完成。在两岸分离的40年间，双方在考古工作、史学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成绩，可惜未能及时交流。大陆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台湾学者很少前往考察；保存在台湾的大量文物，大陆学者亦少得见。如今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方兴未艾，携手合作大有可为。深望两岸史学家敢为天下先，以民间学者合作撰书的形式先走一步。写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这样一部史书正足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