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闻——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学者
予生也晚，王仲闻先生在我现在服务的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上班的时候，我还是个未开蒙的孩童。到了上大学，读中文系，同学少年，于古代作品最钟情于词，“豪放”不论，单说“婉约”，无过于南唐后主李煜和易安居士李清照了。但那个时候读书只知寻章摘句，手捧《南唐二主词》与《李清照集》，哪里懂得它校订的精审、注解的翔实，更不理会两书的整理者王仲闻为何许人了。
到中华书局工作后，先知道周振甫、杨伯峻先生这些熟悉的名字竟都是中华的同事，慢慢地又知道了一些故去的人，其中就有文革前担任文学组组长的徐调孚先生和在文学组工作过的王仲闻先生。同事中的前辈经常地说起他们，比如关于王先生，中华版《全唐诗》点校本卷首的点校说明，写于1959年4月，署名“王全”，前辈们告诉我们，“王全”者，王仲闻、傅璇琮二位先生也（浙江话“璇”、“全”音近，徐调孚先生代拟的署名）。中华版《全唐诗》是清编《全唐诗》的第一个整理本，王仲闻先生负责全稿的审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一些不法出版者将中华版改换标点版式，却声称所据为扬州诗局本，实不知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在皆是也。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特别是王先生倾注了两年时间全部精力参与修订的《全宋词》。
文革伊始，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先生在当面交代完所承担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给文学组写了下面这封信：
文学组：
前日依照电话来局并照你们提出的办法，将经办东西交代。觉得当时手续过于简单。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请不要嫌我罗嗦：
（1）夷坚志：断句已全部复核改正。未办完者，为补遗。补遗仅就《永乐大典》补了若干则。宋人书中还有，能忆及者有《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等，此外还有《异闻杂录》、《清波杂志》。以上仅仅是我平时读书所知道的，不能完备。
（2）元诗选：大约已复核了初、二两集。有些有疑问（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钉可以补，也没有查。
（3）陆游集：原拟考虑作注，尚未决定，也没有动手。
（4）李杜资料：杜甫仅剩清代没有编。李白则全部未编（唐宋编了一部分）。
（5）唐五代词：原来在编引用书目，没有完成。目录也没有确定。内容取舍，我想从严，把一些伪作以及后人依托之神仙词，或虽是词而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学习紧张，没有能够提出来在组内讨论。原稿还需要加工（主要是复核作品之出处，原稿有错误），最好以《唐音统签》参考，出自《全唐诗》者可以改为《唐音统签》。原来我私人编了一张《唐五代词人年表》，记得放在稿内供词人小传参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凭此表，不必另行搜罗），前日没有见到。我手边并没有。小传还没有全部注明来源。
我还有一些自己的废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里的词，没有抄过。因为想整个不收。现在也寄给你们。如其没有什么用处，将来退还我好了。
致
敬礼
王仲闻 66.9.25
在信封的背面，王先生工整地抄录了毛主席语录四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文革没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而王先生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王先生信中提到的书稿有的已经出版，除了《唐五代词》稿于文革后期遗失。但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上，没有王仲闻的名字。他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和校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署名王幼安，与徐调孚合作），出版者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已经打好纸型，到1979年才由人文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学初）。王仲闻的名字已渐渐不为人所知。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全宋词》的增订简体本，在该书的作者栏里郑重地补上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
即使是专门研究词学的人，对《全宋词》四十年代的初印本和六十年代的修订本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关注了。但要说及本世纪词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全宋词》的修订出版实为绕不开的大事，其本身的价值和对此后词学研究的意义，同类书中有哪一本可以相比呢！
前后两版的《全宋词》可以说判若二书，当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为编者贡献最大，这也是唐先生词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从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王仲闻先生在修订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先生的参与，《全宋词》难臻如此完美之境。这里从王、唐二先生往返商榷的原始记录中随手摘出两则，以见一斑。以下是王先生的话：
《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有吴潜《效东坡作醉翁操》一首，前有序云：“予甥法真禅师以子瞻内相所作《醉翁操》见寄，予以为未工也，倚其声作之，写呈法师，知可意否。谢山醉吟先生书。”此谢山醉吟先生，不知何人，不似吴潜自号。按陆放翁《入蜀记》卷一言本觉寺（为抵秀州上一日午后泊本觉寺，殆在嘉禾境内）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后自跋云：“见子瞻所作未工，故赋之。”元祐中人称东坡为内相，南宋人无以此称东坡者。（内相乃翰林学士之别称，与内翰同，始于唐。）疑此词乃郭功甫所作，非吴潜作。故彊村曾据《至元嘉禾志》录履斋佚词，而不及此首。谢山醉吟先生之称，不见于《自号录》，疑是功甫自号。
最後王先生问：“如先生同意此说，当补作郭功甫词。”唐先生答云：“同意补作郭功甫词。原来我看序与标题不合，曾怀疑过，但不能知何人之误。”这是王先生在辑补佚词、鉴别作者方面所做工作的例子。再看一则关于宋代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的时代编次的例子：
朱淑真不知为何时人。《全宋词》原编在卷151，在李石之后、刘学箕之前，似有问题。朱之时代至少在淳熙以前（其时朱早已死，此据魏端礼《断肠诗集序》），而刘学箕则为庆元间人（有己未年所作词，即庆元五年所作）。
唐先生答云：“知在淳熙以前，当据此提前。”关于朱淑真的时代，后来王先生续有所得，在另一则记录中王先生说：
朱淑真为何时人，迄无有人考定。蕙风据诗集中“魏夫人”，定为曾布同时人，也不一定可恃，以曾布妻魏夫人以外，或另有其他魏夫人也。惟魏端礼编其遗集《断肠集》乃在淳熙年间，可为朱卒于淳熙以前之铁证。兹查《乐府雅词》卷首“九重传出”之集句《调笑》，内有“黄昏更下潇潇雨”句，殆即朱《蝶恋花》中“黄昏却下潇潇雨”句。是朱虽未必与曾布同时，其为北宋人，殆无可疑。兹据编于北宋崇观年后、宣政年前，虽无确据，或无大谬。
近几年学术界对朱淑真的研究成果多了起来，其诗词集也已有多种整理出版。关于她生活时代的考证虽有所深入，但南宋说、北宋说，仍然未成定说。我曾粗略地看过各家的举证，竟没有提到《乐府雅词》集句《调笑》的，而这恰恰是《全宋词》编次的依据。
像上面这样的加工记录，保存下来的约在千条左右，近十万言。王先生将审读加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条列，寄请唐先生阅复，大凡全书体例、编次、词人小传、词集版本、存佚互见、辑佚补缺等等，有关《全宋词》的方方面面，无不涉及。征引浩博翔实，态度谦虚审慎，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叹服之外，唯有愧汗。在我们的作者之中，已很少见到如此精熟文献的人；在我们的同行和同事中，又哪里还有这样为一本书的审读投入如此多的学识、智慧和精力的人呢！《全宋词》修订出版前，中华书局与唐圭璋先生以及当时的南京师院党委商定，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欣然同意。但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弛而复张，文化部下达了某项条例，规定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诸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这样，一位学者一生的积累和两年的辛勤劳动，就如此这般地被一笔抹净。在至今已经重印七次六万馀册的《全宋词》中，一直没有“王仲闻”三字的踪影。这次简体本的署名，可以说是还了历史一个真实。
在前面这些传之口耳、录自档案的文字之后，往下似应将一般个人履历中不该遗漏的姓名字号生卒年里作点归纳，好为现代学人“录鬼簿”提供点素材。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据说都是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台湾曾大量翻印其书，改其名为王次聪。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长相酷似静安先生，已故沈玉成先生首次见到他时，曾取《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来印证，非常传神地说“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令人感慨的是，时不过三十年，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静安先生的遗像来缅想幼安先生的模样了。王先生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职于北京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前面那封给文学组信的那个时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许一个私愿，以作本文的结束。但愿这份凝聚了王仲闻先生学识和劳动的珍贵的审读加工记录有机会整理出版，一方面《全宋词》中不少的结论，其所以然者，均保留其中，对词学研究自有其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像王仲闻先生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编辑，大而言之对学术的贡献、小而言之对中华书局的遗泽，实在是值得后人缅怀和追慕的，谁说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