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魅力

  批评的魅力,在我们今日的“汉语学术─文化界”内,并不在于攻错,而在于帮人“养望”。文人或学者借批评养望而大获补益者,前有余秋雨,后有葛兆光。

  余秋雨因为他的大散文出了大名。可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是给他挑“硬伤”的,再就是干脆说他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对于这些批评,余先生先前一直很宽容,并不予以追究。他的这种君子风度,大概打动了很多人,以至于对他文章中的种种“硬伤”,人们都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作者的这些文字不是守着书架写的,所以“硬伤”难免,而这也恰恰是任他的思想自由飞翔的前提。

  余先生的宽容,当然还不仅是对待批评。据说先生访台时,曾与一位朋友在台北沿街而行,却不料被不知哪位同胞从楼上兜头浇下一盆脏水,惹得陪他的那位台岛朋友大窘,生怕余先生就此小看了台岛的精神文明,执意要与肇事者理论清楚;而余先生则善解人意,及时用宽容之理开导,将那位台岛朋友的那点小心思化解于无形,也饶过了那位乱倒脏水的同胞。这则故事,余先生把它写成文字,登在大陆的报纸上,以显示其善解人意和器量之大。许多人都因此佩服余先生有雅量。

  然而,不久之后,某报又登了余先生的一篇访谈。一记者问余先生对别人的批评如何看。余先生说,那些批评的水平不高,如果由他来作自我批评,那一定会高得多。笔者也曾给余先生挑过“硬伤”,读过余先生写的故事后心里本就有些犯嘀咕,疑心他讲这故事是别有所指,不免觉得暗中已着了他的道儿。但转过念来,又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余先生曲解了。直到读了这篇访谈,才知道余先生尽管已养得人望,对人家的批评还是耿耿不能自已。他无非是要说,如果他要回应这些批评,那一定会使那些批评他的人无地自容。现在他是宽大为怀,饶过批评他的人,就好像饶过那位乱倒脏水的同胞。

  从那以后,又过了好些日子,一个年轻的后生跑出来,要余先生忏悔,说他对文革中的问题没有好好反省。我看了这个年轻人贴在网上的文章,觉得似曾见过,想来不过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喜欢搞的那一套,那时候叫“向毛主席请罪”。对这种无知无识的小霸王行为,我是很厌恶的,所以对余先生多少有点同情。但没有想到的是,余先生一扫往日的君子风度,竟然对这种根本不值得答理的东西动了怒,扬言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余先生可以不忏悔,这是个极普通的道理。他不就是个凡人嘛,只不过当时得到了个机会,除此之外跟别的人没什么两样。他如果也必须忏悔,那个北大毕业的小霸王就更应该忏悔了。看他身上那种与身俱来的初期红卫兵腔调,真不知他是从哪里转世来的宝贝!问题是对待这种人,余先生居然就认真起来,一定是认为自己这回沾着点儿理了。看来他只有在面对批评自觉理亏时,才会硬充雅量,好为自己养些人望。

  无独有偶,继余秋雨先生之后,葛兆光先生似乎也在对别人的批评采取同样的态度。大约两年前,葛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题为《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先生在他的这本思想史的后记中说,此书完稿时,他感觉到的是“一种仿佛要将丹田之气都耗尽了似的疲惫”,并提及王国维、清华学堂及其“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想来,这本书不仅凝聚着葛先生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他的文化生命之寄托。可惜的是,葛先生的这部大作出版后,真正认真的评论文章只有一篇,而且是对它进行全面而严厉的批评的。这篇文章题为《“思想的无端骄傲”──学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笔记》,作者陈克艰。此文先是在海外的一个中文刊物上发表,后为国内的几家杂志转载。文章一经刊出,立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却是私下的话题,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但是,就笔者看来,有陈克艰的文章在,要再评论葛先生的大作,无论说好说坏都已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议论,一不小心就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爱戴葛先生的人认为,陈文太刻薄,而刻薄葛先生这样毕竟是用功读书的人,好像不太仗义。他们的意思是说,葛先生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此话不妨姑妄听之。另有一种议论认为,葛先生作为一个以学术立身立命的清华大学教授,他能否对陈克艰先生的严厉批评作出正面辩驳,甚至比他辩驳得有没有理更重要。此话有理。说穿了,葛先生是学者不是文人、作家,他是不能像余秋雨那样的。余先生写文章,不过出于一时方便,再怎么错也无伤大雅。但葛先生如果像了余秋雨,那就有失学者风范,不但对不起自己写在后记中的那些话,更对不起自己所标榜的“学术”!何况他在后记中还专门列举了诸多亲朋对此书的贡献。所以,就是为了朋友之谊和亲亲之义,他也决不能对陈文所说无动于衷的。

  但是很可惜,葛先生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对陈文作过任何答辩。他走的是余秋雨的路子。至于他是否也像余秋雨那样自觉理亏,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葛先生毕竟是搞学术和思想的,心思要比余先生缜密得多,决不至于像余先生那样讲个什么故事,或在报上放风唬人,以至于弄巧成拙。在某次座谈上,也不知当时是个什么情况,葛先生既谦虚又不失居高临下地提出了“学术界”应该怎样对待那种“刻薄”而又“不无道理”的批评的问题。说来可笑,在提这样的问题时,葛先生的态度还是那么“学术”而有“思想”,把自己不敢面对的问题,都顺水推舟地派给了“学术界”。也许,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正可以让我们见识葛先生之“学术”和“思想”的世故和老辣。葛生生遥居京师,出入于清华园,想来亦自有所沾溉?

  笔者所要提醒葛先生的是,陈先生文章尽管“刻薄”,但他的每一次“刻薄”都是很讲道理的;而他的道理讲得那么机智和深刻,也的确使他的“刻薄”生色。葛先生久久不能对陈先生的批评作出应有的回应,究竟是因为不喜欢“刻薄”,还是因为确实被陈先生捉到了短处?这个问题恐怕须由葛先生自己来回答。总而言之,葛先生尽可以请他的那个“学术界”出来助阵,义正辞严地谴责陈克艰的“刻薄”(也许这也是“学术规范”的份内事?),却没有理由不理会陈先生的批评。当然,他的那个“学术界”,也可以代替他来完成这个任务。笔者还要请教葛先生,他所谓的“不无道理”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是“也有点道理”,还是“也有道理”?如果是“也有点道理”,那葛先生的这部著作已近于“瑕不掩瑜”了,如果是“也有道理”,那至少也是“瑕瑜互见”的了。如此“微言大义”,真叫人佩服。不知葛先生是否认为,有了这个“不无道理”,自己就可以盖棺定论,不再面对陈克艰先生的批评了?

  葛先生的笔力之健,早已传为佳话,至于他读到陈先生的文章,距他参加的谈,已有一二百日,却不能正面回答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反以如此缜密的心思作欺人之谈,当然是不愿承认理亏。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这个“学术成果”,可能从来就没有踏实过。当然,葛先生很忙,恐怕正在全力于尝试新欢──《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值得庆幸的是,葛先生对待批评的态度,终于结成了正果。六月九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了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获得高额的“长江《读书》奖”的消息。一项标榜为“学术”的奖项,终于给了被人始乱终弃的“学术成果”,还自称代表“民间”,这竟是出于“学术界”对葛先生被陈克艰“刻薄”的某种恻隐之心!问题到此,当然已不仅仅是葛兆光先生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了。《读书》诸贤的美意,也许正与我们新形成的“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人文精神”有关。而大奖评委们爱屋及乌般的“人文关怀”,当然也赋予他们自觉抵制一种“刻薄”而“不无道理”的批评的觉悟。想来葛先生还真有个不小的“学术界”呢!学术固然为天下之公器,看来自亦不妨用为私厕,而私厕亦不妨用为公器!这公私打成一片,自来就是一种很实用的理性!于是,人们都看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读书》成员获奖的理由有了,而评委文章获奖也自有办法。

  对于“长江《读书》奖”的首届评选,笔者自不敢否认评奖过程的大体公正,它请来的评委和评出的奖,也并不都值得让人说三道四。然而,正是在此大体公正之下的某些人的那种不避嫌疑的勇气,却无论如何不能让人释怀。在这种预设好了的大体公正之下,个别奖的评选看上去却更像是在“洗钱”。只可笑的是“洗钱”本是要把脏钱洗干净,这里却更像是把干净的钱洗脏了。拿了这样的钱,又怎么往兜里揣,又如何洗刷自己!

  长江《读书》奖的首次评选,就有地方让人觉得像是在洗钱,对于它的今后,大家自不会有什么希望。而《读书》诸贤所谓的“汉语学术-文化界”的“民间立场”的“价值”,更因此而让人生疑。所以,当笔者读完亚辰先生《“奖”的讲究》一文时,内心充满了悲哀。亚辰先生讲的道理都对,文章也厚道,却还要说自己“这么求全责备”,“实在是期望它(长江《读书》奖)更加好”。一个根本就不好的东西,怎么就能期望它更加好!就是因为有那么几个人在声称他们正“代表”着所谓的“民间立场”吗?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想来谁都不会陌生,《读书》诸贤在他们帮助葛兆光先生拒绝批评时,也已表明了他们自己对学术与批评的态度。也许陈克艰的批评正物伤其类,而让葛兆光获奖也很难说不是某些人为自己打的前站。

  《读书》腐败了。“长江《读书》奖”的评选,暴露了《读书》的腐败。而《读书》诸贤也正许盘点着自己的“民间立场”,憧憬着来年的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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