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新问题与新成果——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2000年5月19日，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都南京秦淮河畔的状元楼酒店中闭幕。由南京大学中文系暨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这次会议，自5月16日开幕那天起，就一直在融洽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来自中国内地、港台地区以及美、加、韩、日等国家的六十余位学者，利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在会里会外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尤其是通过各自提交的论文，展示了性别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成果，探讨了此种实践的前景。

　　这里所说的性别，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自然形成的生物性别（sex），而是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成型是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结果。70年代中期起，这一概念开始为女性主义学者所广泛使用，借以指称有关性别的社会文化含义，它“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

　　与早期的女性主义猛烈抨击男性、强调男女对立不同，性别研究理论的发展逐渐消除了男女之间的界限，进而将男性也纳入了思维体系与研究范畴之内。这种研究理论以性别为视角，可以穿越学科的限制，进行跨学科研究。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在其提交的论文《老领域中的新视野——综述：西方性别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中指出，性别研究理论在近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乃是“‘对知识的重审和重组。’……学者们透过性别意义的新棱镜已经烛照到了很多传统学术所忽视的，或者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东西。……传统学术视而不见的东西，在性别理论的透视下，就有了新解，用Susan Mann的话来说，即所谓‘用新眼光看旧面孔’( Defamiliarizing the familiar)”。

　　将性别研究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这在西方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方法与体系。然而，由于在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存着各种差异，这种理论在中西文学传统中的运用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认识并引进性别研究理论之后，我们还需要在实际运用中对其进行检验与修正，使之适合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并最终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开一个新方向与新境界。具体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如何在这拥有悠久的研究传统的学科之中，实践一种刚刚起步的研究理论？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前景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思考。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可说是得学术风气之先。

　　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来看，研究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其中既有《红楼梦》、《金瓶梅》这样广为人知的经典巨著，亦有沈善宝、薛绍徽这些对今人而言十分陌生的作家；既有作品人物分析，又有作家创作研究，还有时代风尚的勾勒等许许多多的内容。在性别研究理论的观照之下，学者们从老题材里得出了新意味，而对新材料的发掘更是开拓了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显示出理论应用的巨大前景。

　　围绕“明清文学与性别”这一主题，学者们主要致力于两个命题的开创性研究。一是用性别分析的方法解构明清文学，对作品进行重读，得出不同于前人，甚至是颠覆传统的认识；另一个命题则重在研究明清文学与女性的关系，包括创作、阅读、接受等各个环节，并对当时的社会性别意识进行探究。二者侧重点不同，所用方法也各异。

　　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过去的历史中男性意识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于是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而通过重读，可以纠正误读并揭露男性话语霸权。山东大学马瑞芳通过《〈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一文，反驳《聊斋志异》中爱情故事的“反封建”主旨，认为更多的是”以男权话语创造出的情爱乌托邦。”新加坡国立大学周建渝则在《重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分析了故事里男权中心的预设立场与叙述视角。而天津师范大学杜芳琴提交的《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是通过重读文本，“揭示18世纪江南一带社会底层文化人性别权力关系的复杂态势――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写作（声音）如何共谋复制父权制及其有限的反抗，从而破除浪漫的才子佳人（才女）想象和神话。”

　　除去这些针对作品中男权话语的解构，还有学者从女性角度切入作品进行解读，从而消解传统观念。在《〈碾玉观音〉中的观音故事》一文中，香港科技大学的张洪年抛弃了对该话本所作的传统解释，拈出玉观音等外物，与主人公秀秀的内在精神建立起相对应的象征关系，揭示她充满欲望的性格层面。有的学者对此结论持保留怀疑态度，不过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欲望话语的重构在当前的中外学界均是热点，这种尝试致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解读作品的角度。另外，对传统的解构还包括对人物的重新评价。秋瑾的形象在传统中是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士，然而美国布朗大学的王玲珍却要打破这种神话。在《女性、书写和国家：二十世纪初秋瑾自传性作品研究》中，她精读了秋瑾的部分诗词作品及信件，勾画出秋瑾主观情感上的演变历程，展现出她对于自我的不断超越。

　　这些解构，可以使我们摆脱成见，获得对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同时也促成对传统研究的全面反思，审视其中存在的偏隘。

　　有趣的是，在应用西方性别理论解构中国古代作品的同时，也有学者用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来驳斥某些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对其进行“解构”。南京大学莫砺锋针对”男性作家不能为女性而写作”的观点，撰写了《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具体分析了男性作家曹雪芹为他笔下女性所代写的诗词，认为这其中有当时最富女性意识的文本，以此说明男女两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据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有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西方性别理论所持的审慎态度。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与西方不同，在后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未必尽合于中国的情况。再有，就此理论本身而言，它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各方面的争论即便在西方也从未中断过。所以用性别分析来解构传统文学作品，一时还不可能成为主流。这一点也可从会议情况中得到反映，大部分学者所研究的是明清文学作品中涉及妇女、性别的具体文学现象，从论述方法上来看也多是运用传统的研究分析方法。

　　看起来这些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区别似乎只是在选题上，与性别研究并无太多相关，实际两者的联系是很密切的。第一，过去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很少有关于女性作家的系统研究，尤其相对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女性作家作品而言，我们以往所关注到的数目是极其有限的，而有关性别意识及社会性别的论述就更为难得了，则性别研究于拓宽视野方面的意义自不用多说。其次，就中国古代文学作切实的关于性别之论述，于相关理论之完善成熟亦会有相当贡献，如孙康宜所言，“我们应当利用机会显示中国研究给性别研究的广阔视野增添的不同。”所以说，性别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未可偏废。学者们用传统方法，研究文学史上与女性相关之事实，其意义亦属深远。

　　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有了极大发展，相应的，其中女性角色的份量较以往也有了极大的增加。会上对此进行了许多讨论。

　　首先是对女性形象的分析。这其中有偏重文学艺术分析的，如香港浸会大学吴淑钿所提交的《超越与异化——〈桃花扇〉中李香君的艺术形象》。与她同校的刘楚华在《明清传奇中的魂旦》中也讨论了一系列魂旦角色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同时还就这一特质与时代思潮的关系进行论述。与单纯的文学形象分析相比，旁及作者心态与社会文化的文章更为多见，学者们多从女性形象分析切入，进而思考作者的创作意识或是时代对于作品的影响。复旦大学黄霖关于《笑笑生笔下的女性》的报告，就是将《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置于道德与文学两个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进而论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与女性问题。北京大学曹亦冰的《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则如其题目所示，重在考察时代文化内涵的变化，探讨其原由。

　　在人物形象之外，还有讨论俗文学作品中某些特殊内容或母题的。中山大学黄仕忠的《明清俗文学之负心婚变母题研究》，追踪这一母题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分析其存在与演变的社会根源。而北京大学顾歆艺亦在《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中就女性与科举在作品内外的联系作出社会历史原因的讨论。这些，都可以看出学者们非常重视社会因素及作者心态对作品的影响，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同时对性别研究而言亦具重大意义。对”性别”这一概念中的社会性前面已有所论及，进一步说，社会性别的社会性是其首要特征，所以对社会的考察就十分必要了。只有在明了社会时代特征之后，对社会性别的状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才能作出具体分析。因此，学者们从各方面对明清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性别文化进行仔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从〈影梅庵忆语〉看晚明文人的婚姻性爱观》是南开大学陶慕宁提交的论文。他根据冒襄的回忆文章及其它文献记载，分析了晚明江南党社胜流与秦淮佳丽之间的性爱观念、婚姻取向等多方面情况。会议中还由这篇论文引发了关于”回忆”文体真实性的讨论。对于这样的作品，美国克拉克大学罗溥洛（Paul Ropp）的研究也许颇具启发意义。在《双卿接受史综述：从谪仙到文化偶象》中，他通过描述双卿故事的接受与改造轨迹，讨论了社会文化的演变情况，从而说明，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注入了社会的因素。

　　关于文人，尤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文人，对他们的性别观念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南京大学曹虹的《从<北江诗话>看洪亮吉对妇女德艺的评章》，讨论了乾嘉汉学风尚对文人妇女观的影响。而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从明代康海与王九思的作品入手，在《道德或是激情：明代文人为什么支持妇女节操的理想》中具体谈论了明代文人对妇女贞操的观感。从文人对待艳体诗的态度上也可窥见他们的性别观念。香港中文大学吴宏一、何继文二位合作而成的《清代艳体诗论二题》，即归纳出清人对待艳诗一重传统道德诗教，一重抒写性灵的两种态度。从这一点出发，则对于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亦可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传统素材之外，研究者也注意到一些以前很少使用的材料。日本龙谷大学的野村鲇子在《明清女性寿序考》中，对于寿序这种盛行于明清的应酬文体，从中国女性史研究的角度加以考察，分析其中的社会意识。还有一些可供社会性别研究之用的材料，由于笔涉艳情，向为人所讳，如今亦有学者秉”思无邪”之态度，作学术之观照，得有益之结论。南京大学赵益《明代艳情小说中的道教角色及其所反映的性别意义》、台湾政治大学黄庆声《晚明笑话书<绝缨三笑>中之性别与情色意识》、台湾中央大学张克济《子弟书中的艳曲》、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袁书菲（Sophie Volpp）《规范色欲：十七世纪的男色观念》与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童婉争奇〉与晚明两性文化＝等文章便属此类。

　　以上是对明清一些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各种社会性别观念的讨论，所体现的是一个性别文化发展的历史坐标，而女性的文学创作正是在其中进行的。明清时期拥有庞大的女性创作队伍，在性别视角下，这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蒋寅在《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中，高度赞扬了这位女诗人兼批评家所取得的成就。香港浸会大学黄嫣梨的《徐灿的思想及其传统妇德观念》同样是对女性作者的个体研究。

　　个人之外，女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研究的重点。这方面有苏州大学王英志《随园女弟子考评》、南京大学许结《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南京师范大学陈书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末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之一》等文章。其中还有两篇涉及陈文述这位女性文学倡导者，一是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的《泛文和泛情–陈文述的诗文活动及其他》，一是台湾东海大学钟慧玲的《陈文述与碧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然而二文的写作目的与方法皆有不同，康文重在辨析陈文述等人为文时情之假真，主要谈论其思想，而钟文对碧城仙馆的成员及文学活动作了详细考察，精于考证与分析。

　　在传统的女性诗词创作之外，南京大学徐兴无通过《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注本>》，论述了女性在传统学术活动中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谭帆在《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中则描述出女性在文学批评中的声音。

　　在南京大学张宏生的《才名焦虑与性别意识—从沈善宝看明清女诗人的文学活动》一文中，我们又发现了对社会性别意识的论述。他从沈善宝的作品与生平入手，分析其内心对文名的期盼与抱负难申时的不平，进而将此现象推诸社会，说明其普遍性，并探求其产生的社会根源。这篇文章从女性创作出发，使读者可藉以窥见其中女性的意识以及她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美国莱斯大学的钱南秀通过《清季女作家薛绍徽及其外国列女传》，向我们介绍了不为人知却十分重要的女性薛绍徽，以她为考察重点，进而将戊戌之际的女性描述为”积极自主、乐观向上、敢思考、有创见。”此外，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方秀洁（Grace S.Fong）《明清女性创作绝命诗的文化意义》、美国芝加哥大学蔡九迪（Judith Zeitlin）《题壁诗与清初对妇女诗的收集》亦从某一特殊的文体或现象谈起，探讨当时社会中的女性写作动机与作品流传方式。

　　在考察了明代女学、社会思潮、男性角色与女性的自省等方面之后，南京大学俞士玲写了《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各方面研究的深入，这样的整体性研究也必然会逐渐增多，并最终建构起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妇女文学史。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以本次会议为例，在成功之余，一些有所欠缺的地方也显露了出来。首先是文献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对女性著作的清理还很不够，而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毋庸多说的。在本次会议中，仅有南京大学史梅一人作了《湖山灵秀钟于巾帼者独厚——清代江苏妇女著作概述》的报告。这对于研究妇女创作的全貌而言，还远远不够。再有是对整个汉文化圈内各国的研究还不够。会议中虽有韩国天主教大学李泽东《朝鲜时代女性汉诗的形态及其意义》，同校宋晟旭《明清时代的韩国朝鲜时代小说和女性的形象》、韩国顺天乡大学朴现圭《明末清初文献所录朝鲜许兰雪轩作品之实况》等文章对韩国的情况作了介绍。但同属汉文化区域的日本、越南等国的研究状况我们则未能了解。 第三是理论的探讨尚不够深入，特别是建构明清文学与性别的历史时，缺少纵横的比较。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等理论时，也还存在着不够圆融的现象。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里，会议拉下了帷幕。1993年，耶鲁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妇女文学会议，促进了美国汉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次会议的成就，正如许多学者在闭幕式上所说，可以与耶鲁大学那次开创风气的努力相媲美，必将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开启一个新的层面。它的意义在以后几年里，将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

（作者单位：南京市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