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读《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
程国赋同志于1994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为《唐代小说嬗变研究》。毕业后至广州暨南大学，对论文花了几年工夫修改，并增补成书，于1997年7月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后期，程国赋同志在广州这样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环境中，仍安心于唐代小说的研究，于1999年8月将《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一书交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唐代小说嬗变研究》以纵向的角度分析唐代小说在后世文学中的影响，《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则从横向的角度探讨唐代小说与当时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这部《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又更往前发展，从史官文化、门弟、科举、宗教、婚恋思想、商业、士子文化形态等七个层面，作唐五代小说的全方位文化探索，将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之中，一方面分析唐五代文化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透过小说显示当时广阔而生动的文化背景。国赋同志这样做，确表现出九十年代年轻学人极为难得的不断创新意识和潜心钻研精神。
八十年代前期，我写作《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想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视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
在当时我这样做，只是一种尝试。八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我认为，这是近十余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进展，特别在年轻研究者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末，这种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是最可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进行一些探讨，那末这个文化意识问题就是其中值得重视的新的课题。
从这样的学术大环境来看程国赋同志的这部书，我认为此书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不仅仅是对于唐五代小说研究本身的加深，而更是在拓展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沟通等方面，提供一种高层次的方法更新的经验。
文化史研究确是近十余年来古典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一大进展，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伴随着某些炒作，一种虚空、假造的作风也有蔓延之势。有些打着文化研究的旗帜，口气很大，实际则是不踏实地，卖弄一些新名词、洋句子，有时故意造一些晦涩难懂的长句，完全与所论述的学术对象没有关系；有些则对古代已有的一些所谓概念、术语、范畴等等，作一些位置性的移动，并无学术创新可言。我觉得，从这点来说，国赋同志此书又体现一种学术正气，那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史料，仍作沉潜的研索。我们仍应坚持并发扬前辈学者长期努力而积累下来的严谨学风，也就是一种勤奋的实证训练，只有如此，才能支撑我们作大幅度的理论探索。
国赋同志此书是下了不少实力的。我过去撰《唐代科举与文学》，确感到如只限于史书、文集，对于研究当时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环境下的各种活动与心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翻阅和引用了一些传奇和笔记小说所载的情节，这不单可增添书中文采，也能相当充实时代生活气息。我在讲述当时考试选人的行贿时，引用了《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君》，以及《续玄怪录》卷二《李岳州》，大大增强了一种难得的社会实景。但我引录的终究是少数，而国赋同志此书中的《唐五代小说与科举》，则讲得非常全面，充实，确使我们透过小说作品的有关记载，了解到唐代文士对科举的态度，科举对士风以及文士生活的影响，科举与朋党的关系，等等。特别是第六章《唐五代的商品经济与小说创作》，非常吸引人。作者画龙点睛地指出，唐五代小说中商人群体的形象塑造，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文士对经商的看法，隐含着一定的文化内涵，随即具体分析了小说中刻画的几种类型的商人形象，如所谓巨商、奸商、投机商、善于经营者、正派商人，等等；然后又具体论述那一时期商人有三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即土地情结、儒本情结、官本位情结。这是已有的古代工商业研究所未曾注意的。这一章中还特设《胡商现象的文化内涵》一节，分别讲述胡人的来源地，小说中大量出现胡商的原因，胡商从事的行业，胡商在中国的分布以及胡汉融合的趋势，唐五代人眼中的胡商，关于胡商生活习俗的记载，等等。这里差不多把当时小说中的有关胡商的描述都尽量展示出来，真如同近些年考古发掘的新材料，使人耳目一新。
通读全书后，更觉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把唐人小说与诗律同称“一代之奇”，确有见识。我们研究唐代文学，其位置往往首先是诗，其次是文，再其次才是小说，而研究历史的人，则更不把传奇放在眼里，认为研究历史是不能把这些传而又奇的故事写入的。之所以如此，就是缺乏文化眼光。从文化角度来看唐代的社会，唐代社会的各种人群，则唐代的小说应是一座材料宝库，一个有待发掘的文物宝地。本书的有些论点，当然还可讨论（如论行卷之风与小说之兴等），但从整体来说，全书应该就是提供一种观念开拓与方法更新的探索实践。
（摘自《人民政协报》2000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