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
内容提要：本文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加以考证。认为，九图虽非是书所应有，然亦非门人所依附。九图乃《易学启蒙》初版旧图，完全为朱熹编纂无疑。同时又对九图源流进行辩析，一一指出其原委与演变过程。强调了朱熹对邵雍先天之学的推衍及对后世的影响。最后指出，考辨九图具有现代意义。认为区分各是各的先天学，将有益于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
朱熹《周易本义》乃诠释经传之作。由于是书自元代以后立于学官的地位，其影响程度非其它易学著作可与之比拟。正因为如此，清乾嘉学派的先驱人物之一胡渭，以《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为靶的，著《易图明辨》以攻其非。今见《四库全书》本《周易本义》，是依南宋咸淳乙丑九江吴革刊本誊录。卷首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九图。
《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是否为本书所应有？又是否出于朱熹之手？这的确是需要考证明白的问题。
一、九图非《周易本义》所应有
朱熹于《周易本义》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详见《序例》、《启蒙》”，又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曰：“河图、洛书，详见《启蒙》”。《周易本义·筮仪》中有“卦变别有图，说见《启蒙》”之注。
朱熹属蔡元定起稿之《易学启蒙》，初刊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是时《周易本义》尚未成书（1）。朱熹既然让读者参看《易学启蒙》所列之《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和《卦变图》，则证明《周易本义》原本没有这些图。这即是说，此九图不当为《周易本义》所应有，而应该是《易学启蒙》之图。然而，今见明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和清《周易折中·易学启蒙》，有《河图》、《洛书》，有六横图而无“伏羲”大小二次序图，有《伏羲八卦图》与《伏羲六十四卦图》而无“方位”之名，有《文王八卦图》而无“文王八卦次序”图，有三十二幅变占图而无“卦变图”。即从图象异同看，《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今见《易学启蒙》有其五图，而不见有三“次序”图和一《卦变图》。
朱熹言“伏羲画卦自然次第”，是“从两仪、四象加倍生来底”。《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是以黑白方块象一阴一阳替代原卦爻符号作图，而“两仪”至“六十四卦”六横图则以原卦画符号作图。我们读《文公易说·杂问答·答袁枢》可知，当袁枢得到初版《易学启蒙》，即就所列易图提出“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河图洛书之数”、“七八九六不可为四象”、“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专为邵氏解释”等问题。其中所谓“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与“黑白之位尤不可晓”，即是指以黑白方块所作《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而言。“乾则三位皆白，三阳之象也；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阳而上一阴也；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阳而上二阴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盖乾、兑、离、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间两仪之象也；乾、兑、巽、坎之中爻皆白，离、震、艮、坤之中爻皆黑，两卦相间四象之象也；乾、离、巽、艮之上爻皆白，兑、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间八卦之象也”、“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则为卦，则八卦备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则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径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画、五画之时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由朱熹此辩可知：袁枢所得《易学启蒙》中有“黑白之位”二“次序”图。此二图正是今见《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从《答袁枢》提及“卷首旧图”之语（2），可知其图正是指“黑白之位”二次序图而言。由此可以断定，此九图原为初版《易学启蒙》之图。正是朱熹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之后，于再版《易学启蒙》中去掉了“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改画作六横图，以三十二幅变占图取代了《卦变图》，又删去了《文王八卦次序》图并对其它图名有所更改（改称《伏羲八卦方位》为《伏羲八卦图》；改称《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为《伏羲六十四卦图》；改称《文王八卦方位》为《文王八卦图》）。
二、九图乃朱熹编纂之图
《四库全书总目·易图明辨提要》：“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其说尤明，则朱子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也。”然而，此说多有不确。“朱子于《易》，有《本义》，有《启蒙》，与门人讲论甚详，而此九图曾无一语及之。九图之不合《本义》、《启蒙》者多矣，门人何以绝不致疑也？《本义》之叙画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参邵子说。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至朱子所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由王氏此说，可知其是不曾读《答袁枢》而发议论。又《朱子语类》与《文公易说》多云“伏羲画卦”，仅《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六十六，即有“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伏羲只因此画卦以示人”、“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伏羲当时画卦，只如掷珓相似，无容心。《易》只是阴一阳一”、“方伏羲画卦之时，止有奇偶之画”、“伏羲当时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等十余处。焉能谓“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事实上，我们参考《文集》与《语类》则发现，恰是许多讲学语录，特别是给友人的信件中，均体现出九图的构建思想。岂可谓其“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所以，谓门人将《易学启蒙》旧图采入《周易本义》卷首则可，谓“门人依附”则不可。
《易学启蒙》虽是蔡元定起稿，然朱熹给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看待。如此，凡《易学启蒙》旧图与新图，皆当视作由朱熹牵头编纂。《周易本义》虽不当有此九图，然图说之义却体现于诠释的文字之中。释《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四八，天九地十”曰：“此言天地之数，阴阳奇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又释“大衍之数五十”曰：“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乘地十而得之。”又释“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则是语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三图的文字，又加之让读者就《易学启蒙》看此三图之注，则知此三图并非门人依附而作。《周易本义》释《说卦》“天地定位”一章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这与《伏羲八卦方位》图说同义；释“帝出乎震”一章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这又是指《文王八卦方位》图而言。此二图亦见于《易学启蒙》，则亦非门人依附而作；释“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曰：“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此则是以“一贞八悔”之贞卦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释“顺”、“逆”之义。非见此二图，则难明其诠释之义。又《易学启蒙》旧图之中有此二图，以此则知此二图亦非门人依附而作。（是朱熹将朱震所列《伏羲八卦图》，即王湜、杨甲所列《先天图》，改称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至于《文王八卦次序》和《卦变图》二图，亦是出于朱熹。“熹盖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方知圣人只是见得阴阳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写之，初未尝有意安排也”（3），这里是朱熹自白创作“黑白之位”二伏羲次序横图之意；“至于文王八卦，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惧，不敢妄为之说”（4），这里朱熹自白以卦画求“文王八卦次序”而不可得之事，于是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时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为六子，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个道理”（5）。《文王八卦次序》图正是准《说卦》乾坤三索而为六子之义而作。朱熹既有此说，则必有此图。“《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为止，于卦辞多有不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6），“此《讼》卦变自《遯》而来，为刚来居二。此是卦变中二爻变者。盖四阳二阴自《遯》来者十四卦，《讼》即初变之卦”（7），“如《卦变图》刚来柔进之类，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说，以此自彼卦而来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8），此则是朱熹就《卦变图》说话。“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是变尽了又反来，有图见《启蒙》”、“卦变独于《彖传》之词有用，然旧图亦未备。顷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而以《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然其间亦有一卦从数卦而来者，须细考之，可以见《易》中象数无所不通，不当如今人之拘滞也”（9），此则是就《易学启蒙》旧图与新图说话。
我们以《易学启蒙》参证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郑仲礼》、《答程迥》、《答林栗》、《答虞大中》、《答叶永卿》等书信，即可知九图全为朱熹编纂之图，考其原当为《易学启蒙》初版旧图。至于采入《周易本义》卷首，则很可能是始于吴革刊本（即《四库全书》之《原本周易本义》，刊于公元1265年，而朱熹于1200年去世。所以，九图采入《周易本义》，当为朱熹离世之后事）。
三、九图辩证
我们说《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是朱熹一手编纂，一是易置刘牧《河图》、《洛书》；一是易名邵雍《先天图》；一是准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与“震兑横而六卦纵”之说而出《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二图；一是推衍邵雍“加一倍法”之义而创为《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一是准《说卦》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义出《文王八卦次序》图；一是推衍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而出《卦变图》。今分图辩证之。
1．《河图》与《洛书》
北宋刘牧提出“象由数设”的主张，著《易数钩隐图》，自“太极”至“八卦”皆以数求象而为之图。其“河图四象”为六、七、八、九黑白点数，先各取其三以为坎、离、震、兑，又以所余三、四、五、六配乾、巽、艮、坤之画，谓之“四象生八卦”。是书所谓“河图”即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为腹心”的九宫数，所谓“洛书”二图即是五行生数与成数的黑白点数图。其后，李觏《删定易图论序》将刘牧“洛书”二图合为一图。至南宋朱熹则主张当初圣人“伏羲”则黑白点图书所画的是“先天八卦”，而不是刘牧以数推衍的“后天八卦”。于是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图”、九宫数为“洛书”，并盛言如何以黑白点图书之数配“伏羲八卦”。
刘牧之前，一般视“河出图，洛出书”之说为祥瑞，谓圣人以此而神道设教。汉儒中，则有直以八卦为“河图”、《洪范》本文为“洛书”者。虽成书于哀、平之际的纬书中有以《河图》、《洛书》命名者，然其内容却与黑白点数无涉。刘牧出于以数推象的本意，以黑白点数衍图而附会《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此则纯系刘牧个人臆见，于古毫无根据，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易置图书”。实际上，恰是朱熹、蔡元定为着以黑白点数配“伏羲八卦”，而易置了刘牧（和李觏）的黑白点图书。
朱熹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的依据，多站不住脚。《系辞》仅言天地之数，并不言数的方位与五行属性。又九数亦天地之数中数，何以知九数必为“洛书”而不可为“河图”？张行成、魏了翁皆谓九圆十方，安知邵雍“图圆书方”之说不以九数为“河图”？郑玄只注《小戴礼》，北周卢辨注《大戴礼·明堂篇》：“记用九室，谓法龟文，故取此数以明其制也。”仅凭“法龟文”三字之注，又怎能指实九个黑白点数便是“洛书”？陈师道《后山谈丛》言《关子明易传》乃北宋阮逸伪撰，又如何可作为驳斥刘牧的“证据”？凡此数条托古的依据既不能成立，则朱熹黑白点图书实脱胎于刘牧，已很明白。只不过易置其名称而已。胡渭《易图明辨》引雷思齐《易图通变》之语，曰：“若其后而至于以书谓图、以图谓书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以此语评价朱熹所谓的《河图》与《洛书》，似不为过。
2．《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周易本义》释《乾》卦曰：“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则是阐述卦画累加成卦之法，又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亦是阐述爻画累加成卦之法。朱熹为了形象地表达这种爻画累加成卦的“加一倍法”，用黑白方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创作了《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小二横图，列于初版《易学启蒙》卷首。并针对袁枢之疑辨解曰：“来教又论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然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又曰：“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
“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阳、少阴、太阴为次。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10），由次说可知：以一画为仪、两画组合为四象，实自朱熹始。为着能“递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横图方能“令人易晓”。“盖四象第一画本只是前两仪图之一奇一偶，缘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为四，而初画之一奇一偶亦随之而分为四段耳”（11），此说亦是只适用于以黑块替换阴爻符号之图。如果仍以传统卦爻符号作图分段，阳爻符号“—”分二分四分乃至分三十二，皆可视作二、四乃至三十二“阳爻”，而阴爻符号“–”分二之后即非二“阴爻”。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中以二画为仪，终以四画为仪，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成八卦时又以四画为仪，成六十四卦时又以三十二画为仪。与其一画为仪、二画为象说矛盾，因而袁枢方谓二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
朱熹以纯理性说“伏羲”一阴一阳叠加生卦。然而，阴阳乃物之性，无载体如何能加倍而生？又其屡屡对友人说，是因“康节之说”而得其画卦次第，此乃是对邵雍“加一倍”卦之生变方法的误解。
《观物外篇》语录：“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12）。显然，二人对《易》之体有不同看法。在强调“观物”的邵雍眼中，“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一气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为太极”、“太极一也”，天地为两仪，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万物。如此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述乃《易》之体，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有合，因而有是说。而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13），由朱熹如此评介，即见其“唯理”与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对人说，邵雍“一分为二”之说是自“太极”说到六十四卦。然而，《观物外篇》“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这段语录，是继“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变”述说以《乾》为祖的六十四卦（万物）衍化过程，因而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说爻画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张“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说，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十六卦”、五爻排列为“三十二卦”；既然主张“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为“二生三”之八卦，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八卦图》）和《先天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六十四卦图》）是由“卦之生变”而来，而教人曰须先将卦作一横图（14），用《伏羲八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正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圆图之后，左方起《复》至《乾》为“顺”，右方起《姤》至《坤》为“逆”，因而《易学启蒙》曰：“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此“圆图又只一半逆”，实因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致。
3．《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
《伏羲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文王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此处所谓“邵子曰”并非直接称引。
“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方是邵雍的本意。虽有说无图，然而“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这一语录却说得明白，乾坤定上下之位，并非“乾南坤北”。在邵雍观物的眼中，《说卦》“天地定位”一节所言，是天位于上，地位于下，日东出，月西降，东南多泽，西北多山，这即是当初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所作之八卦方位，因而有“明伏羲八卦”之说。朱熹则从平面二维角度理解“乾坤纵而六子横”说，谓“乾南坤北”，实与邵雍本意相悖。乾坤乃天地，天地定上下之位，不可能定南北之位。邵雍谓《说卦》“起震终艮”一节，是“明文王八卦”，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朱熹“乃入用之位”之说，即据此而发。至于以“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为“后天之学”，亦是朱熹的界定，并非邵雍本意。
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又有诗曰：“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著功夫。”准此，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范畴。《说卦》“天地定位”一节与“起震终艮”一节，皆有文字之迹，皆是“今之周易”内容，必属后天之学无疑。准此二节之义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图与《文王八卦方位》图亦是后天之学图。邵雍所创《先天图》本身有卦画之迹，其图亦是后天之图，只是因其可用来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朱熹谓“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15），分别以《说卦》两节文字为“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显然不是邵雍本意。邵雍分《说卦》两节内容为“《易》之本”与“《易》之用”，皆是指《周易》体用而言，从无将“伏羲八卦”界定为“先天八卦”之说。
“至如邵氏以此图为文王之学，虽无所考，然《说卦》以此列于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两节之后，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则邵氏分之以属于伏羲、文王，恐亦不为无理。但未晓其根源，则姑阙之以俟知者，亦无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论而轻排之也”（16），由朱熹此言，既曰“姑阙之以俟知者”，又曰“不必率然肆意立论”，则知其将此二图反复列于《易学启蒙》之不慎。
4．《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此图即是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伏羲八卦图》。图说：“右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夬得之。”其后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与王湜《易学》列之，称为《先天图》。
邵雍三十七岁移居洛阳之后，对弟子张岷讲学，称此图为“先天图”。前此于共城将此图授予王豫时称之为《伏羲八卦图》（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说，是郑夬贿王豫仆而窃之。朱震则自郑夬书中录出）。朱熹之所以改称此图之名，是因为有以《先天图》中间空处为“太极”的主张（17），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
邵雍主浑天说，以“天圆地方”相函之图为“太极”全体，而朱熹则主张“母生子”说，以一○为太极。正因如此，方要将《先天图》内方图“取出放外”。正是出于这一主张，方改称六十四卦方圆合一之图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邵伯温述其父学曰“止有一图，以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18）。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图，六横图乃朱子作。朱熹谓“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19），则是指此图而言。在朱熹看来，《先天图》是从六十四卦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并谓圆图有些子造作模样（20）。正是因为他有此偏见，方会有如此困惑：“《易》逆数也，似康节说方可通。但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21）
《观物外篇》：“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邵雍就《先天图》六十四卦圆、方之图说顺逆之数。圆图象天之运行，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逆数之”，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时”之说。方图形地之生化，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顺数之”，起乾历兑、离、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因而有“天之阳在北，地之阴在南”之说。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逆数”，待中分拗转而成圆图时，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时？显然，朱熹的“∽”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
《观物外篇》：“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这是邵雍就《先天图》象天之圆图释《说卦》所谓“顺”、“逆”之义。此处所谓之“左旋”与“右行”，是“图皆从中起”（《乾》与《姤》之间为“午中”，《坤》与《复》之间为“子中”）。右行之逆即今顺时针方向，左旋之顺即今逆时针方向。《乾》、《坤》为诸卦之祖，《乾》逆爻序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逆爻序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以“卦之生变看”，“逆天而行”起巽至坤与起震至乾，皆先见子女而后见父母，故曰“皆未生之卦”；“顺天而行”起乾至震与起坤至巽，皆先有父母而后有子女，故曰“皆已生之卦”。可见，邵雍所谓之“左旋”与“右行”皆是一“○”型模式。而朱熹囿于“横图一向皆逆”的局限，以“∽”型模式说顺逆，自然“圆图又只一半逆”了。圆图“阴阳消长之数”为起震一而积坤六，岂可谓只是一半逆？
邵伯温谓《先天图》中寓有“卦之生变”。“乾为一”、“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所述正是“卦之生变”。以乾为祖，三变而八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兑、离、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为“三变而八卦成”）。以《乾》为祖，六变而六十四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夬》、《大有》《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姤》至《坤》，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由此“卦之生变”可知，巽是变乾初爻而得，坤是变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阔而围成小圆图，大圆图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图》并非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有象天之大圆图后，以“一贞八悔”分为八段自下向上叠成方图以形地，则即成天圆地方之图）。正因以“卦之生变”围成圆图，所以圆图象天运行时方有“逆知四时之谓”的“○”型模式。
朱熹有关“先天图”的主张，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颇大。如学本朱熹的俞琰于《易外别传》中用黑白方块替代卦爻符号作六十四卦圆图，以中间虚处为“太极”，下标“天根”，上标“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图”。自章潢将“黑白鱼”形图改称为“古太极图”（22）后，又有把俞琰“先天图”中“太极”二字替以“黑白鱼”形图者（23）。邵雍创为“天圆地方”之《先天图》，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为“太极全体”，天地为两仪。朱熹单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则是有天无地，以“太极”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阳爻与三十二阴爻为“两仪”，显然与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学”的根本区别恰在于此。其本源有“观物”与“唯理”之不同。
5．《文王八卦次序》图
朱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作“黑白之位”二横图，又以“卦画求之”文王画卦次第而不可得，于是曰“三索而为六子”便是“文王八卦次序”。此图即据《说卦》乾坤三索而得六子说而出。显然，此图是为配合《伏羲八卦次序》图而作。然而以此图并不能围成《文王八卦方位》图。因此朱熹发表了一些文王八卦方位“多不可晓”的意见（24）。
今观诸子百家之书，凡有言八卦方位者，皆准《说卦》所言离南坎北之位。至刘牧乃用“河图”配此八卦方位。而朱熹因推其次序图不可得，遂谓此八卦方位布置“晓不得”，实在是钻入所谓“先天之学”的牛角尖而不能出。清初学者黄宗羲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亦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当云文王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曰曷言齐乎巽，不可晓，曰坤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晓，如何阴阳来此相薄，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言万物之所说？凡此数说，有何不可晓？巽当春夏之交，万物毕出，故谓之齐。观北地少雨，得风则生气，郁然可验也”。又评曰：“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说先入于中，故曰主张太过也。”此评可谓有见。
朱熹于《易学启蒙》新图中删除了这一《文王八卦次序》图。此举似乎说明，此时朱熹已经认识到此图有不妥之处。邵雍只言《说卦》所言离南坎北八卦方位是自“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来，乃由体入用之位，并无什么“文王八卦次序”说。严格说来，此乾父统三男与坤母统三女之图并非什么“次序”（《说卦》所言“次序”是乾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
6．《卦变图》
朱熹研究卦变有三个过程：一是准《彖传》之辞而谈卦变；一是本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推衍所谓“先天卦变”；一是本焦延寿《易林》之法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九图中之《卦变图》则是本李挺之相生之法推衍“先天卦变”。
南宋时期流行一种说法：因邵雍曾师事李挺之，遂谓李挺之卦变为“先天卦变”（25）。于是朱熹便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下卦之序而推所谓“先天卦变”。
我们看九图中之《卦变图》，一般对其各卦参差不齐的安排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是朱熹有意以“先天八卦”次序为下卦特意安排的结果。看“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来”例，《泰》至《否》二十卦之下体正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否》至《泰》下体之序反之）。而其它例下体之序亦是本“先天八卦”之序安排，只是因卦数限制，或缺首尾或缺中间之卦。
事实上李挺之卦变之法并非“先天卦变”。其六辟卦生卦之法本脱胎于虞翻以十辟卦生卦之法。而邵雍《先天图》所寓“卦之生变”却是自得之学。朱熹不明《先天图》是由逆爻序卦变之法而得，以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为蓝本，广为推衍而得《卦变图》。其图仍是以辟卦生卦，虽下体本“先天八卦”之序，然其与邵雍“先天卦变”相去甚远。
《易学启蒙》再版时以三十二幅一卦变六十四卦之图取代此《卦变图》。此举似乎说明朱熹对这样一幅“明《易》中之一义”图并不满意。此《卦变图》，一不可用以释《彖传》刚柔内外往来之说，二有沿袭李挺之之嫌，三不得邵雍“先天卦变”之旨，弃而不用，可谓明智之举。
四、九图辩证的现实意义
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对周敦颐、邵雍、朱熹的“道学”多有辩证。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对《易》象数学（包括各类易图）均有所论述，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
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为着倡明儒学，对邵雍的“老子知《易》之体”和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以朱熹的学问，他当然明白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所指，亦明白“无极”是老庄的概念。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先天图》、《太极图》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能为理学所用。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是朱熹将其“先天之学”重新诠释而写入《易学启蒙》。今天，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理学思想，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而不能含糊其词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见其精。近年来余敦康先生所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的确于诸大家之中独树一帜。之所以有此分而见其精之成就，则得益于对北宋五子之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笔者因研究《易》图学而参考宋明理学史与中国哲学史，读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见凡涉及《易》图原委而论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于基础研究而失实。任继愈先生说：“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问题、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就受到称赞。几十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对范畴发展的研究；专题、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专人、专书的研究；断代的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再写中国哲学史，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26）我们以分科、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我想，《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1）《周易本义》“已略具备”的时间是淳熙十五年。至庆元四年（1198）还“不甚满于《易本义》”
（2）《答袁枢》：“要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旧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词说。于此看得，方见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圣人只是见得分明，便只依本画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
（3）《答郑仲礼》，《文公易说》卷十九
（4）（11）（15）（16）（19）《答袁枢》，《文公易说》卷二十三
（5）《朱子语类》卷七十七
（6）《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7）《朱子语类》卷七十
（8）《文公易说》卷二
（9）《文公易说》卷二十二
（10）《答程迥》，《文公易说》卷二
（12）《文公易说》卷十九
（13）《文公易说》卷一、卷二
（14）《答叶永卿》：“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则震巽、复姤正在中间。先自震、复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顺行以至于坤，便成圆图……此作图之大旨也。”《文公易说》卷一
（17）“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18）《易学辨惑》
（20）“但圆图自有些子造作模样，如方图只是据现在底画，圆图便是就这中间拗作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当初画底。”《文公易说》卷二十一
（21）《文公易说》卷十七
（22）《图书编》卷一
（23）见《翼元》所列“先天图”
（24）“文王八卦不可晓处多。如离南坎北，离坎却不应在南北”《文公易说》卷二；“齐乎巽，晓不得”、“坤安在西南不成”、“乾西北也不可晓”、“问：战乎乾何也？曰：此处大底难晓”《文公易说》卷十七
（25）林至《易裨传》：“长杨郭氏序李氏象学先天卦变曰：‘陈图南以授穆伯长，伯长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尧夫、陈安民，安民以授兼山。’”
（26）任继愈：《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91年12月8日《周易》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1999年9月）
2001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