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思潮再度升温的思考
——从段玉裁“二十一经”概念到季羡林“大国学”视野
【内容摘要】 新一轮的“国学热”已经以各种形式兴起，但究竟什么是国学，它的概念源流、内容是什么，新的“国学热”究竟产生于何种思潮与背景，还值得探究和深思。
早在清末，段玉裁先生已有“二十一经”的文化构想；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国学热”对民族传统文化有了理性的回归与认同；近日，季羡林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这些观点应该分别是“探索与创始”、“反思”、“寻根”等不同阶段的标志。
【关键词】国学；国学热；段玉裁；二十一经；季羡林；大国学
【作者简介】宋兴昌（1983.4-），男，汉族，甘肃张掖人，文学硕士，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教师。
从《儒藏》的编纂、祭孔大典的举行、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立以及方兴未艾的少儿读经活动等可以看到，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民间,都对复兴国学、弘扬传统文化寄予厚望,并积极付诸于行动。接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从二零零六年起招收“国学”学生，包括博士；武汉大学近日对外宣布，国学博士点也将于2009年正式招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刊发的题为《季羡林再次重申应提倡“大国学” 普及中国史》的文章，季老明确指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季老更强调，“国学应该是大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季老还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有“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应属于国学范围”的“国学视野”。
笔者认为，虽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还没有“国学”科目，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国学”专业学生毕业时取得的也还只是历史、哲学等专业的学位，但是，我国公立重点大学设立国学学位课程，将是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国学热”升级换代的标志。
一、国学概念的由来及内涵
虽然当前国际、国内对“国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讨论。
中国的学术文化，大体可以20世纪为界：20世纪以前，传统文化没有转型，习惯的被称为“旧学”，也可以简称为“中学”（中国之学）；20世纪以后传统文化逐渐转型为近代文化，它是吸收了“西方文化学术”并以西方文化、学术为主体，习惯的被称为“新学”，也可简称为“西学”，以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1]具体来源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张之洞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压力，作为一种反拨，他撰写《劝学篇》，告诫士人和政府，应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 后来梁启超将其改写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为流传。
“国学”作为词汇，出现的较早，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早已有之,它虽然也经历了从“国学”到“国子学”的演变,但始终不具有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概念与内涵，从它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上的演变发展看,它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粹”,再到“国故”,再到“国学”这一过程。从学术术语与思想概念的角度来讲，“国学”和“国粹”来自日本，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17-18世纪发展出所谓的“国学”学派，从事其王朝时代的历史、制度、文学等研究，特别强调古典的语言学研究。一九零二年被清廷内定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赴任前到日本考察，把在日本三个月听过的演说、会见的人物后的许多“笔谈”记录，整理成《东游丛录》，书中记有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劝告中国人不要放弃经史百家学问，因为欧西诸国学堂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国学” 的赠言[2]。这是中国公开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国学”一词，指各国本国之学，是个泛称，不是专指中国的。“国粹”名称与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是章太炎一九零三年在《癸卯狱中自记》有言“上天以国粹付余”；之后还有开办于一九零五至一九一二年间的、著名的《国粹学报》，国学大师刘师培、邓实等均在此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国学”、“国粹”的文章。
其实，“国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但国学却并不仅限于儒学。目前对什么是国学,人们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朱维诤先生认为，“如果讲 ‘国学’，就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第一，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而近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则表明，季羡林先生的意见比之朱维诤先生又有一个更新、更进一步，季老已经把“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应属于国学范围”的提法上升到“国学视野”的层面。当然，这种看法的不同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学”内容的丰富性和界定的复杂性。
国学本身是动态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因此必须对“国学”内容作辩证理解。笔者认为,如果非要给“国学”下一个定义的话，它应该是中国学说和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不仅“应该包括中华各个民族的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相近。”[3]还应该包涵国内各地域文化、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我们自己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问。其所涵盖的内容,应该是中国所特有的，或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乃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母体以及由母体孕育、产生、演变、发展的学问的总称。
因此，应该有一个名称来包容所有各民族的经典，《辞海》“国学”条曰：“犹言国故，指本国故有的学术文化”[4]，笔者认为，从这个标准来讲，季老的“大国学”的概念与名称完全可以担当。
二、“国学热”的原因探寻及反思
“国学”思潮的再次升温，又被称为“国学热”。但是， 近20年人们所热谈的国学，是传统文化的别称，包括古代和近现代，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非本国文化、民族文化的代称的近现代意义的国学。因而笔者认为，在讨论“国学热”的原因之前，有必要了解“国学热”形成的时代背景。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自“五四”以来，中国学术与文化不断在提倡国学和废除国学间摇摆反复（受文化学术继承的影响，国学的核心被定义成孔学和儒教，因此时而尊孔、时而反孔）。其实，这正是自近代开始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反映。围绕这个问题,有过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论,而在一个长时期内,否定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曾经占着上风,并且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达到顶点；但“物极必反”，十年动乱对传统文化的“横扫”及其所带来的破坏,也在促使人们反思，人们从反思中认识到近代以来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进而从几十年来的、占主导地位的批判与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这一认识与转变的历程，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标志着这个民族渐渐告别过去的“批判、否定传统文化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觉醒。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伟大胜利,而尚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迎接民族伟大复兴，但再反观现代社会发展中显现出的种种弊病,也促使人们对文化问题有了更多地关注和思考,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应对现实种种问题的资源——这些就是“国学热”形成的时代背景。
“国学”为什么会在当代又热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纵览国学研究者已有的观点，代表性的主要有：
“国学热”表达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取得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之后,开始自觉地关注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国学本身的特点和价值以及社会对国学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5]
“国学热” 是当代中国在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全球化)三者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张力造成的，是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同步出现的负面效应的一种全球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乃至文化的全面反应，这种反应所反映出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其实与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精神困扰密切相关；[6]
“国学热”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需求,说明了传统国学当中的确蕴含着对现代社会人生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内容,也为中华文化在多元背景下的世界创立良性典范,承担全球责任提供了良好契机；[7]
“国学热”是市场经济对文化商品需求的回应；[8]
上述1、3、4等观点的综合，认为“国学热”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9]
儒学本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乃至海外华人社会,能否进一步在欧美也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和儒学是否能够为全球伦理提供精神资源有密切关系；[10]
从世界范围内看,西方面临种种社会问题以及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对“国学热”的兴起也有很大的影响。[11]
然而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分析，仅仅停留在了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文化学术上落后的根本原因，不能如电视剧所演绎的那样全部归咎于慈禧为首的晚清统治集团，落后的隐患早在明朝末期时就已经埋下；所以，“国学热”原因的分析就应当从学术与文化思潮的角度入手，当然，还要沿着历史的轨迹，采取回溯的形式进行。
清王朝尊奉创始于宋、鼎盛于元明的宋明理学为官方的文化学术思想。但实际上，当时被称为“理学”、“道学”、“新儒学”的宋明理学早在明末就已经进入了衰弊期，当时兴起的阳明心学与实学思潮就是反证。在清一代，有关理学学术的研究更是江河日下，除康熙以外别无他人：奉为庙堂之学的理学被高高挂起，不允许人们研究、创新和发展。如此就损害了文化学术的新陈代谢，不利于它的推陈出新。可见，文化学术的危机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着——而这样，必然导致中国文化学术的全面危机。当然，在康熙、乾隆之际，由于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功，士大夫们对文化危机的注意力转移或者缓解了。但从乾隆末年开始，国家机器的腐化、人口的膨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起义的风起，而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的挑战更是预示着古老的中国将经历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最终太平天国起义与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产生了文化危机感，文化学术开始反思。
紧接着，因为甲午战败，中国的士大夫对文化学术的体认由文化危机转变为文化存亡思索。在接受了传入的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后，中国诞生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批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为强调民族性, 回应“西学”的挑战，“国学”之名应运而生，实际上,“国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别称。因此,这个时代所谓的“国学”，即是“中学”的别称而已；这个时代围绕“国学”所展开的争鸣和辩论正反映出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乃至文化前途等问题的深切关怀。譬如，清末段玉裁就曾想在“十三经”之外再加“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经”[12]概念，欲图通过扩大儒家经典的领域，来化解陷入没落的清王朝的危机。
从此时起，中国的文化学术开始进入了痛苦的被迫转型阶段。然而，文化转型时期绝不会是一个短的时期，“春秋战国到西汉儒家成为正统，定于一尊，是经过了三四百年；魏晋到隋唐也经过了三四百年；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可能还得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文化才可以走出转型期，形成新的文化传统”[13]现在“大国学”的提出，较之上世纪80年代末的“国学思潮”而言，已经是两个境界:前次仅仅是失落之后的重新找寻与试探，本次已经是解析之后的批判、补充、继承和肯定；前此是激进的否定与改造，不改造不足以图存，本次是全面的审视、理智的扬弃，是变革历程中的转型标志。
三、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概念与季羡林“大国学”视野
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概念虽然不能挽救清王朝，也没有能够带给文化学术以变革，但是他的“二十一经”概念所包涵思想，确是很值得挖掘的。段玉裁想要加入的经典是《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段玉裁“十三经”到“二十一经”概念的变化，与历史上“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升格运动”不同，历次升格运动仅仅是经学内部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妥协与调整，但是这次却加入了《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与《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算学典籍——以前，这些典籍虽也可勉强列入儒家文献，但都只还是边缘化的学问，与“经典”毫不沾边。笔者认为，子学、史学与算学的“经典化”，正是段玉裁以将经世致用、实用性的典籍加入儒学的方式来达到文化学术变革与转型的尝试。
从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来看，要想挽救中华文化只能是继承创新、推陈出新，段玉裁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从挽救时局、救亡图存的政治角度来讲，似乎只有大破才有新立——而一旦这种破立成为成为必然的实施，段玉裁的做法只能是使传统文化学术被颠覆的更快了一些而已。
其后，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讲授国学,其内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该书认为国学的本体是经史、诸子、历史,国学的派(类)别是经学、哲学、文学。章氏在其创立的国学振起社的“广告”中说,国学振起社将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分别是: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
如果要对文化学术的转型做阶段划分，它应该包括探索与创始、反思、寻根、鼎盛等几个阶段。如此来看，20世纪初期的文化思潮，无论是“二十一经”的概念、“国学”与“国粹”思潮还是“新文化”运动，都还是以救亡图存为出发点，还仅仅处在对中华传统文化学术彻底批判和对西方思想文化全盘接受的“探索与创始”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国学热”则是经过近百年批判与改造后的中华文化学术进入了反思阶段。这两个阶段，明显的还带有时代的、被迫转型的痕迹。
近年新一轮的“国学热”，虽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但已经充满强烈的蜕变的气息。而季老包涵“传统文化”、“ 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和“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的“大国学” 概念，则就应该是中华学术思想进入“寻根”阶段的标志；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
笔者认为，季老“大国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中华文化与学术被迫接受的转型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如果说这之前有关的文化讨论多少还带有强迫与不情愿的色彩， “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则已经说明中华文化与学术已经摆脱了被动接受的地位，进入文化与学术自觉重建的新时期。这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参与的新的工作，不同于此前的“批判”与“接受”，而是“审视”、“发掘”、“创新” 和“影响”。（这里顺便谈一下对章太炎在“大国学”视野提出过程中的影响与贡献：通过与段玉裁、季羡林两位先生的对比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文化学术意识，确实是承前启后的，应该说，章太炎继承了段玉裁的“子、史、集部分”“经典化”的思想，但同时又对季老“中国史”、“大国学”视野有深刻的启发。章太炎是“探索与创始”阶段“创始期”的一面旗帜。）
“大国学”既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应该是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因此， 所谓“国学热” 就是应该“热”在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不应是排他主义，尤其不可排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要注意的是，无原则地复古或打压都不是正确化解传统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间张力的应有的态度；只有如实客观地认识到新旧无法截然分开的事实，才能在此基础上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把握其中的精髓，加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合理阐释和创造性转换，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有全球化的视域。一方面，中国文化应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世界文化也对中国文化参与解决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寄予着厚望。只有摆正姿态、准确定位，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大国学”。
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争鸣，近20年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国学理念，都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百年来的国学发展，其明显的思想轨迹和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与国学的双向互动。“国学”反映着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推动着“国学”、引领着“国学”。当前，“国学热”处于初起阶段,在发展中也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总的说来，活动还带有较大的自发性，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指导。如儿童读经，读什么、怎么读？怎样与现行教育体制相结合相协调?传统美德教育目前基本上还是在体制外进行，怎样与现行德育体制相融合？都需要研究，都需要加紧研究和解决。当然，“国学热”发展初期也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中也存在着全盘肯定传统文化、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倾向需要注意，同时也要分析：有明确政治意图,借传统文化的旗帜行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实的，只是极少数，也并不代表“国学热”的方向,也不影响“国学热”的大局。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的比较、借鉴、吸纳和融通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通过“国学热”，更加自觉地在充分吸收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文化智慧，既不能动辄“子曰”，也不可“言必称希腊”，而是要强化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的适用性考量，同时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调适并加速有关“西学本土化”的思考和研究，使“大国学”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学术思想资源，从而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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