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术拓荒者的足迹——感怀史学大家朱杰勤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近世史林可谓风情激荡，蔚为大观。陈寅恪、王国维、陈垣、傅斯年、顾颉刚、钱穆、梁启超等以其旧学之功，新学之识而领引史林，塑造了一座座民族的文化丰碑，留守了传统而亦革新着学术。对于暨南而言，史家亦是层出不穷，陈序经、李长傅、谭琪骧、朱杰勤等先哲撑开了暨南这方净土。恰逢今年朱杰勤先生学术记念二十周年，笔者做为一名后继学习者，极想趁此机会而做一次学术寻根。

　　朱氏早年求学，历经坎坷，家境贫寒，以从事商店杂役之工作。走上学术之路并成为一家也亦是历史的机缘。1933年，其以《中国史研究》一文而被史学巨擘章太炎高足朱希祖相中，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开启史学研究之路。时隔一年以其早年的积累，撰写成《秦汉美术史》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其文涉及到艺术史与史地学的诸多方面，其以学术才华而在学界展露头角。中山大学历史学部毕业后，辗转于广州美术学校与中山大学分别主讲国画史与中国艺术史。（按：朱氏师从希祖先生，希祖先生一生著作繁杂，而以史学为重,史学之中，又以史料考订为重。自纵向观察，则上溯先秦，贯穿唐宋，下及明清；自横向观察，则史籍、史学史，而边裔国族、历史地理，而金石、古钱币，而诸子、文学史，无不有所论列。而朱氏从师习其史学考证之功，更史学涉猎之广，故而早年以其上述功力治艺术史即能为学界所识。）1938年广州沦陷，朱氏被迫流辗香港、取道越南。岂后，随中山大学迁校而寓居云南。此间和博学多识的张礼千、姚楠二先生合作开始着手东南亚史地之研究，朱氏译介了哈威的《缅甸史》并撰写了《中南半岛史》一书，由于战乱，不幸遗失，实为痛心。不过也正是有此段机缘，朱氏在此收获极大，也奠定了日后的学术生命基调与旨趣。

　　杰勤先生早年专治美术史，《龚定盦研究》和《王羲之评传》二书亦是早年力作。但以后再也没对此领域涉足。而是转向了中外关系史地研究，推其缘由大概有二：一为对民族命运垂危的担忧，转向从实际着手研究中外关系史地，关注国际形势。二为学人的影响，早年受顾炎武经世之学的思想左右；又，广东地区研究中外史地的著名学者，诸如李文田、梁廷(木冄) 、何藻翔、及《广东十三行考》著者梁嘉彬，加之后来的张礼千，姚楠等学人的推动。也正是缘此，成就了朱氏，也成就了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地研究。随后朱氏扎根于此，几十年如一日，1956年毕其心血的巨著《亚洲各国史》出版，遂被各大高校做为讲义，一时学界为之轰动。随之又翻译了利奇温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夏德的《大秦国录》、霍尔的《东南亚史》；并重校张星烺先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80年代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外关系史丛译》等学术结集出版，凡是为其精华之作，在国内外学界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朱氏治学严谨且极笔耕不辍，对中外关系研究的开拓，可谓是不遗余力，利于当时，亦泽被后世。冠以“中外关系史研究拓荒者”之称，唯朱氏最宜当之。

　　朱氏50年代入暨南大学历史系，并主讲《中国史学史》，并出版此书，这是国内首部史学史著作，走在学术荒蛮的道路上，其意义不言而喻。此后又以《东南亚华侨史》而成功的开辟了海外华侨研究，从而为国内的华侨研究开启了一扇学术大门。80年代杰勤先生其以顽强的自然生命力与学术生命力把晚年有限的光阴都用在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上，中外关系史研究毕其一生的心血。1990年最终因劳累过度而溘然长逝，他已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艰难拓荒了几十年，迈出了极为艰难的第一步，还待望后贤能追随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永远的走下去。

　　谨以此文感怀朱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是为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