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名刹、高僧简介（八）
十八、四川
111、成都市昭觉寺
位于成都市二环路外动物园背后的青龙场，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也是我国重点的佛教活动场所，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
昭觉寺在代是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宅号“建元”。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改建为佛刹，名建元寺。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唐代高僧、禅宗曹洞宗传人休梦禅师任建元寺住持23年。他言峻机悟，启人思维，曾应召为僖宗说法，僖宗赐他紫磨纳衣三事，龙风毯一件，宝器盛辟支佛牙一函。主持期间，他兴工构殿，扩建寺庙，并奉旨改寺名为“昭觉寺”，一直沿用至今。五代十国时，战乱迭起，昭觉寺仅存“房舍五间，田土三百廛”。后殿堂衰颓，寺庙荒芜。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休梦法师五世法嗣延美禅师住持昭觉，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进行全面修复，殿堂房舍增至300余间，建有大雄宝殿、唱梵堂、罗汉堂、六祖堂、翊善堂、列宿堂、大悲堂、轮藏阁等主体建筑，塑像、画像、碑记、寺额等恢复旧貌。寺内经济实力雄厚。李畋《重修昭觉寺记》中载道：“供食之丰洁，法席之华焕，时一大会，朝饭千众，累茵敷座，未有一物，爱假外求”。神宗元丰末年（1085），禅宗临宗禅师纯白任昭觉寺住持，开堂说法，从者甚多，被称为“西川第一丛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及南宋产高宗绍兴初年（1131年），高僧圆悟克勤（原号佛果克勤）两度住持昭觉寺。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在昭觉寺圆寂，圆悟禅师墓今日尚存。
日本佛教临济宗传自我国，因此与昭觉寺有较深关系。圆悟克勤所著《圆悟心要》、《茶禅一味》传入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日本人至今把《茶禅一味》尊为茶道至宝。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命蜀献王迎接智润禅师任昭觉寺住持，并扩建寺庙。据清代李羽中霭《重修昭觉寺记》记载：“明蜀献王又拓之，周围墙垣缭绕七百余丈，绀殿绮云，金身撑汉，以致藏阁僧廊，诸天佛祖，莫不宏丽俱备。”崇祯十七年（1644）毁于张献忠兵燹。清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师在此结茅禅居，筹款重建，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圆觉殿、天王殿、金刚殿、说法堂、藏经楼、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请佛经，恢复丛林大观，并修筑石堰7.5公里，成为今日之规模。康熙十二年（1673），佛冤法师任昭觉寺住持，又继建先觉堂、御后楼、五观堂，客堂、钟鼓楼及寮房300余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昭觉寺受到严重破坏，大雄宝殿、法堂被拆，佛像被毁，文物、法器也荡然无存。1984年交给佛教团体管理使用。从1984年起，先后维修了大山门、八角亭、天王殿、地藏殿、观音阁、御书楼、韦驮殿、藏经楼、五观堂、石佛殿、普同塔、先觉堂等殿堂楼亭。天王殿内，新塑了弥勒佛、四大天王像、木雕接引佛像。观音阁内，塑了三大士、四祖师及壁塑十八罗汉漂海像。韦驮殿中，供奉着地藏、韦驮和十二圆觉像。先觉堂，供奉本寺开山祖师破山、圆悟、丈雪法师塑像。藏经楼，供奉玉佛像、珍藏经典、文物。到1986年，有80多名僧人先后来到昭觉寺修持，现任方丈为慈青和尚。
四川昭觉寺有着全国汉族寺院少有的三大特色：
第一，兼有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种宗教仪典，是沟通汉族与藏族的文化桥梁。康熙十二年（1673），佛冤法师任昭觉寺住持，曾受清朝政府派遣，深入阿坝、松潘等藏族地区近6年之久，受到藏族群众的尊敬。回川时，藏胞送他乳诲（椰飘）一支、念珠一串。回昭觉寺后他把它的悬挂在大雄宝殿上，以示友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佛冤年迈时，派弟子去松潘迎请藏族僧人格西竹峰入主昭觉，成为修复后的第三任方丈。竹峰传藏传佛教格鲁派修法，在寺内设密坛，供蒙藏族喇嘛僧人修持密法。所以他有一部分是汉化的藏传佛教（即用汉语念诵藏传佛教的仪轨，修法）。直至今日，藏僧来成都大都住在寺内。所以昭觉寺兼有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种特色，这在全国汉族佛寺内并不多见，这也是汉藏民族世代友好、文化共通的象征。
第二，历代高僧有许多还是著名的诗僧，如：明代重建昭觉寺的丈雪禅师，内江人，俗姓李氏。十七出家，世寿八十四，涅槃时得舍利子无数。著有《青松诗》等多种。其《阁藏诗》云：“百岁光阴一刹那，纵延千纪又如何？轩窗且拭前人唾，数墨还操智慧戈。收得春风盈宇宙，凿开混沌活禅和：乘闲欲系西山月，好把绳芒着意搓。”《万年池》诗：“我屋旁池已有年，晨星日与水争妍；群峰倒影波间浴，始信松门别一天。”又有《佚老关中作》八三首，其一云：“人生好似一秤棋，局局赢来何作奇；输我几分犹自可，让他两着不为迟。休将胜负争闲气，毋倚神机相战持；埋伏不如休意马，心王常湛即摩尼。”，颇有寒山拾得诗韵。清代传藏传佛教格鲁派修法竹峰禅师，松州人，俗姓沈，周岁即送如山禅师为徒。及长，掩关两次各三载，住持昭觉寺十余年，阐扬大乘，为西蜀宗主。亦精于诗，其自励云：“寄锡间浮五十春，尘头土面罕知闻；佩悬祖印评宗旨，欲望承先启后恩。片片白云浮碧嶂，行行野鸟噪佳音；锦江对卓频拈举，那管前生与后生。”其《郭镇戎过昭觉坐叙眉景》：“山南山北寺，灯火几萧条；杰阁无炎暑，危溪有石桥。云寒飞峻岭，鸟倦上松梢；纵有登高兴，相看去不遥”。清代魁元禅师，平素举动从容，负性幽闲，禅悦为食，清净自甘。亦工诗。其自勉云：“四十韶光捻指临，死生关节甚非轻；而今了悟些些子，那得千岩万壑平。”又幽居诗：“常掩清斋修福田，虚堂静坐息悠然卜耳边不听尘凡事，渴饮饥餐倦打眠。”。另有释礼汀憩昭觉呈道魁老人诗：“双林唱道廿余秋，说法谈经石点头；一条白棒钦龙象，绍起宗风遍九州。”清代归一大禅师，妙通禅旨，了悟佛心。亦工于诗。其《老人堂》云：“晚景都思安乐窝，光阴难返鲁阳戈；；回头想见青春在，顾影其如白发何？逃生仗佛须求福，正念南无自不魔；过去游人多笑问，此间可是老禅和。”归一的弟子明照朗禅师，光绪年间人。任昭觉寺方丈十二年，善作近体诗，其《山居自适诗》八首，其一云：“三间茅屋一溪烟，雪覆云飞别有天；几卷残经浩岁月，数竿修竹旧因缘。闲邀野鹤探梅瘦，倦向孤松倚石眠；种种幽思情弗尽，潜光楼里意缠绵。”又有《闲吟》：“面壁功深不计年，尘襟洗净湛心田；不思飞锡浮空去，只诵传灯伴月眠。坐向一龠浑似佛，闲居方丈即如禅；有时扶杖寻芳去，结就平生山水缘。”杨炳锂与明照方丈夜话诗：“法苑隐重峦，松杉面面攒；栖岩云入定，映水月生寒。树宿听经鸟，香浮荐佛檀：高僧清似鹤，妙偈说蒲团。”诗僧辈出，为昭觉寺另一大特色。
历代名人或游览或寄居，也多留有诗画：宋代名臣范镇游昭觉寺，有诗曰：“唐寺传城北，春风引客游；残碑横竹径，疏磐出僧楼。塔古苔花积，房深只树幽；漫嫌人寂寂，好与客勾留。”刘道开游昭觉寺诗：“出郭寻幽十里赊，梵宫元是古宣华；宝函街贮高僧衲，王殿曾颁古佛牙。正法昔尝传五叶，虚堂谁复演三车；此来欲访勤公迹，袭袭香风飘桂花。”释印昌宿昭觉寺诗：“乘闲游胜地，杖策月明中；烟散山光淡，春深草木封。泉流分野色，溪度引长虹；难尽归欤兴，仍闻静夜钟。”曹礼先游昭觉寺诗：“偶寻仙梵识华宫，小向山幽折桂丛；昼永梵香宗定慧，雨余莳药悟参同。高城云压千峰黑，野树霜酣万叶红；凭眺移时成小憩，微闻钟韵散松风。”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赐昭觉寺“法界精严”匾额，并题五言律诗一道赞之:“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香气飘金界，清阴带碧空。霜皮僧腊老，天籁梵音通。咫尺蓬莱树，春光共郁葱”；1919年，朱德曾在昭觉寺避难，与当时方丈了尘法师相交甚深，他住在现寺内的八仙堂。离寺后曾赠“应世人间”匾额给昭觉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多次赠兰花等物予寺；近代画家张大千先生曾在昭觉寺住了4年，潜心研究绘画艺术，也给寺内留下了不少珍贵手迹。
第三，寺内殿堂内留有不少寺内僧人自撰的赞诗：聚沙亭在寺南三里聚沙桥侧，明蜀藩建。明代丈雪禅师有《聚沙亭》诗：“镇日风和太古弦，声前常见万峰攒；沙浮水面人初集，雨洗芙蓉露未干。径引小桥天上下，亭高半月锁琅歼；呼童漫把霜花叶，瀹茗炊成诗一联”；涅盘堂，堂广五楹，朴雅古洁，为诵经之所。清代归一大禅师有《涅盘堂》诗：“生死关头定不讹，伊谁解脱涅盘过；化身西向弥陀国，幻影南无法会罗。舍利子兮皆若是，须菩提也意云何；去来如果全滑灭，极乐随缘自在乡”；说法堂，堂广五楹，规模阔大，为方丈说法之所。归一大禅师《说法堂》诗赞曰：“功德庄严佛殿庭，法堂说法响雷霆；何须树下跏趺坐，便可阶前仔细听。诠到无言花雨异，传将有相石头灵；宗门演教应如此，郑重从来戴典型”。寺内僧人咏歌寺内法相并流传千古，可以说是昭觉寺的第三大特色。
112、成都市文殊院
位于成都市城北文殊院大街。清代川西“四大丛林”之一，我国佛教禅宗著名的四大修持场所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汉族地区重点佛教寺庙。今为四川省佛协所在地。
文殊院始建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前身是唐代“妙园塔”，宋时名“信相寺”。据《成都县志》记载，明朝末年，信相寺毁于张献忠兵火，唯有10尊铁铸护戒神像和两株千年古杉尚存。清康熙二十年（1681），慈笃禅师来到荒芜的古寺，在两杉之间结茅为庐，苦行修持。传说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文殊菩萨像，久久不散。人们认为慈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从此改信相寺为文殊院，寺名一直沿用至今。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五年（1697—1706），官绅军民捐资重修寺庙。嘉庆、道光年间，文殊院方丈本圆法师又采办了82根石柱，改建、扩建了主要殿堂，形成了现今的规模。文殊院现任第十八代方丈为宗性法师，重庆潼南人。
文殊院是成都市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佛教寺庙。同昭觉寺一样，文殊院在近代有一部分是汉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法，即用汉语念诵藏传佛教的仪轨，但是在历史上是禅宗禅林。全寺共有房屋200余间，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僧人60多人。寺庙坐北朝南，十分珍贵五重大殿连同前后照壁，分布在长200米的中轴线上，各殿堂楼阁古朴宏敞，飞檐翘角，是典型的清代建筑。进山门往里走依次是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东西两厢是钟鼓相对，斋堂与客堂对称排列。各殿堂之间有长廊密柱相连结。房舍为木石结构，柱础石琢磨精细；柱上斗拱雕饰玲珑。各殿堂的镂空花窗式样繁多，图案精美，是研究我国古建筑雕饰艺术难得的实物样本。藏经楼收藏有各种佛经上万册，其中有康熙皇帝御赐的《药师》、《金刚经》等，殿堂之间，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疏密得体，大小相当，院中有园，园中有院，院中有景，环境极是清静幽雅。
文殊院文物荟萃，宝物众多。寺内供奉大小300余尊佛像，有钢铁铸造，有脱纱、木雕，有石刻、泥塑，十分丰富。从年代而论，有出土的梁代石刻，有唐宋年间铁铸戒神，更有清代青铜铸像，还有缅甸玉佛，这些塑像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们研究古代雕塑、铸造等工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青铜铸造的观音大士像可称雕塑精品。护法神韦驮像，为清道光九年（1829年）第七代方丈本圆用青铜翻砂铸成，工艺精细，童颜神态，体现了“童子相貌，将军威仪”。还有一尊列为“空林八观之一”的缅甸玉佛，是院僧性鳞和尚于民国11年（1922年）历尽艰辛，步行募化到缅甸请回的。寺内还珍藏明清以来书画珍品，最著名的是康熙皇帝1702年御赐文殊院的“空林”墨迹，以及康熙临宋代书法家米芾的《海月》条幅。此外，还有印度贝叶经、唐代玄奘法师头骨、唐代日本鎏金经简、千佛袈裟、发绣观音、挑纱文殊和舌血含宝等佛教文物。印度贝叶经是1887年寺僧明宽法师从印度请回的一部佛经，十分珍贵。千佛袈裟为明代祟祯皇帝的妃子所绣，绣工细美，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仍保存完好。发绣观音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陕、甘总督杨遇春之女用自己的头发绣成的一幅水月观音像，衣纹、毛林全用经文组成。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挑纱文殊为清代女信徒吴贞女用挑纱的方法制成，远看烟水茫茫，很象是绘画，十分精美。金刚经宝塔是清光绪八年（1882年），杨光坼用绳头小楷抄写《金刚经》，全部经文组成一座宝塔，远看是图，近看是经。舌血含宝是指清朝时有三位和尚用舌血书写的《华严经》、《楞严经》和《法华经》等经书。
寺内珍藏的的唐代高僧玄奘的头骨最为珍贵。得来也颇为不易：供奉玄奘顶骨的大报恩寺在清末毁于战火后，玄奘顶骨便一直不知所踪。1942年2月23日，当时笃信佛教的日军队长高森隆介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旁建神社时，无意中挖掘到地宫，并从中找到一只石函，内有众多佛像、佛器及珠宝。石函石函一侧刻有铭文，记载了唐僧顶骨迁移的渊源：“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废塔，今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天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缘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弟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弟子张霭。”这与历史文献《建康志》、《新金陵志》所记载的完全相同。石函出土后，陪葬品被哄抢一空，高森隆介则将唐僧顶骨打碎，分成六块掠至日本。唐僧顶骨重现于世，却又落入日本人手里，国内要求归还的呼声日益高涨。1953年秋天，由章嘉大师、印顺老法师及李天春居士向日本索取唐僧头骨。日本私自留下的一块顶骨，分别供奉在奈良市的药师寺和琦玉县的慈恩院，其余五份交还中国。这五份中方分给了四个城市：广州、天津、北京各一份，南京得了两份2份，分别供奉在玄武湖和保存在南京博物馆。1955年，以郭沫若为团长的文化访问团出访印度，将天津的那份顶骨送给了印度，至今供奉在印度那烂陀寺。因成都是唐僧当年的受戒地，南京便将供奉在玄武湖一块顶骨分给了成都一部分。1999年，供奉在南京灵谷寺的顶骨又分了1份给台湾，这块顶骨长2.8厘米、宽1.79厘米、厚1.42厘米。台湾又分成两份，分别供奉在台湾新竹的玄奘大学和日月潭边的玄奘寺。成都分得的顶骨最初供奉在成都南郊近慈寺。建国后，川北行署领导张秀熟与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怕顶骨散失，便派工作人员将顶骨保存到博物馆。1962年，成都大慈寺开放，又将顶骨供奉寺中。1966年，顶骨移送到成都文殊院。文革中，文殊院前任方丈宽霖法师为保护顶骨终日将其缠在腰间，这才使顶骨度过特殊时期，至今无损。而北京和广州分得的顶骨却在文革中不知去向。近来，南京又将玄奘顶骨再分一份给西安大慈恩寺，因为玄奘法师曾在该寺翻译佛经、弘法育人11年。
113、新都县宝光寺
宝光寺在全国有三座：北京通州、黑龙江宝清县和四川成都市内。成都宝光寺在成都市北郊十八公里处的新都区，是我国历史悠久、环境清幽的佛教寺院之一，清朝以来中国南方“四大佛教丛林”之一，也是四川保存得最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汉族重点寺院。
成都宝光寺始建于东汉。根据终南山道定律师撰《集神漩塔寺三宝感通录》记载：隋代，蜀王杨秀在此掘地，得大石，知诜禅师遂于石上建九级浮图。是时，每有旱涝，官民于此礼拜祈雨，轧有灵应，故寺名“大石”，塔名“福感”。隋代名“大石寺”并建有寺塔名“福感塔”。宝光寺至今保存着中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仿印度建筑布局来看，这座寺院最迟建于隋代，《集神漩塔寺三宝感通录》的记载是可信的。
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毁天下大寺4千6百余所，小寺4万余所，宝光寺与“福感塔”均被拆毁。宣宗大中元年（847），宝光寺得以恢复，但宝光塔未重建。唐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881年元月8日），黄巢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在五百神策军的保护下南逃入蜀。中和元年五月（881年7月）僖宗路经新都，曾“驻跸”宝光寺。后来，觉得这里环境很好，又距成都不远，便在寺后修建行宫。行宫露台的两个柱础现存于寺内七佛殿前廊柱下。唐中和三年（883）三月初八日，僖宗幸蜀已近三年。据说有天晚上，他见福感塔废址下放出祥光，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毁天下大寺4千6百余所，小寺4万余所，“大石寺”难免劫难，“福感塔”也被摧毁。唐大中元年（847），宝光寺得以恢复，但宝光塔尚未重修唐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881年元月8日），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便问奉旨随行的彭州九陇山的高僧知玄（后来封为悟达国师）悟达回答说：“此乃舍利放光，为祥瑞之兆，今黄巢已平，陛下可回长安了”。僖宗大喜，叫人挖掘，果然在塔宫内发现石函，函内有佛舍利十三粒，晶明莹彻，光彩照人。于是，僖宗命悟达国师重修宝塔，扩建佛寺。寺成后赐名“宝光寺”，宝塔取名为“无垢净光宝塔”。
寺和塔名一直沿用至今。但从1996年5月在寺内出土的唐代《施衣功德碑》最新资料表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这里已经叫宝光寺了。寺中的佛塔，亦称“宝光塔”。
宋代，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第十一代祖师佛果克勤（宋高宗赐号圆悟国师）开法于成都昭觉寺。徽宗大观三年（1109）又住持宝光寺，并拓展寺庙规模，请宋徽宗敕赐宝光寺名“大觉寺”。据清道光碑刻《宝光禅院创建重修端末记》称：“宋圆悟禅师修持说法，接众数千”。使此寺进入了宋代的极盛时期。
元代，寺庙一度残破。明初，石子美等人捐资培修，复名“宝光寺”。永乐十一年（1413），心空和尚在寺内建造尊胜陀罗尼咒石经幢，后来寺庙毁于火灾。明正德年间（1506—1521），宝光寺经当朝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与翰林院修撰、新都状元杨升庵父子二人捐修，殿宇备极宏丽。
宝光寺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遭到毁损。清唐熙九年（1670），四川梁山县双桂堂破山和尚派他的弟子笑宗印密禅师来到宝光寺，新都县知县毕成英及地方缙绅的支持下，剪荆伐棘，重兴道场，被称为清代宝光寺中兴第一代老和尚。从康熙到光绪的两百多年间，由于不断培修扩建，宝光寺一跃而起，与成都文殊院、昭觉寺、草堂寺并列为成都附近的“四大精舍”。与成都文殊院，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并列为长江流域的“四大丛林”，即所谓“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
民国年间，宝光寺一直保持了佛教禅宗大丛林的崇高地位。寺内方丈和尚无穷和贯一在国内佛教界颇有影响，而在成都“四大精舍”间，宝光寺尤以执行禅门清规而闻名。当时在挂单僧人中，流传着这样顺口溜：“要吃喝，到昭觉；要赶场，到草堂；要关猪，到文殊；要坐香，到宝光”。峨眉山僧人，一半以上都是在宝光寺受的戒，因此，宝光寺有“峨半堂”之称。
一九五六年，宝光寺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内许多寺院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宝光寺的殿堂、佛像、匾联、书画等文物古迹基本无毁损，成为“文革”中一大奇迹。宝光寺现任方丈为意寂法师，俗名傅世立，重庆市开县人。
宝光寺占地面积120多亩，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殿宇深幽，古木葱茏，五殿十六院层层递进。他不但规模宏大，藏经丰富，僧徒众多，每年朝拜者在百万人次以上，而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存“寺庙一体，塔踞中心”早期佛寺典型布局的寺庙，也是经历“文革”劫难后保护最完整、收藏文物最丰富的禅宗丛林之一。
宝光寺的建筑为木石结构，施用石柱400多根，主要由一塔、五殿、十六院组成，四面经墙环护，绿树萦绕。中轴线上，福字照壁、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藏经楼、紫霞山依次而立；两旁有钟楼、鼓楼，客堂、云水堂、斋堂、戒堂、罗汉堂、禅堂，东方丈、西方丈相对称。寺中舍利塔建于唐代，迭经培修，是一座高30米的13级密檐式方形砖塔。
山门创于乾隆年间，除供护法神、金刚力士等寺庙共有神祗外，还供有明代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其子翰林院修撰、著名才子状元杨升庵父子和塑像，以纪念其助修宝光寺之功德。
天王殿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道光十年（1830）重建。中供弥勒佛，两侧供四大天王，殿檐悬“一代禅宗”匾额。殿后因有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石刻《尊胜陀罗尼咒》经幢，故此殿又名尊胜殿。
舍利塔
位于天王殿与七佛殿之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存“寺庙一体，塔踞中心”的建筑格局。隋代为木塔，“木浮图九级”，名“福感塔”。塔下有一殿。唐僖宗中和年间高僧知玄奉旨重建宝塔，改名为“无垢净宝光塔”，已历千余年，其间屡有残破，屡有培修。现为密檐式十三级四面砖塔，高约二十公尺，每级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塔底护以石，底层正面龛内塑释迦牟尼座像。对联为“寺镇牟尼青色宝，山飞舍利紫霞光”，为现代高僧太虚大师撰书。每级翘悬铜质风四个，全塔供铜、石、玉等质料雕铸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塔刹冠以金铜宝顶，映日夺目，是佛教著名圣迹之一。清初著名高僧、宝光寺中兴第一代老和尚笑宗印密曾赋诗赞曰：“宝塔凌空利似剑，几经鏖战圃周唐。清平天下无能及，留与业作栋梁”。
七佛殿
宽五间，深四间，单檐歇山式，殿前檐柱下有两个浮雕盘龙石础，是寺内唯一的唐僖宗时的遗物。明代才子状元杨升庵曾以此础题诗曰：“唐帝行宫有露台，础莲几度换春苔，军容再向业狩，王气遥从骆谷来。万里山川神骏老，五更风雨杜鹃哀，始知蜀道蒙驾幸，不及胡僧渡海来”。殿内三龛高五十公分的须弥座上，供世间庆大威德自在光明如来、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色身如来、广博身如来、离怖畏如来、阿弥陀如来等七佛立像，分别高4.4米和3.1米，神态壮严，造型宏伟，有较高艺术价值。佛龛前供1.36米汉白玉卧佛，系1991年缅甸佛教徒捐赠。此殿为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真印和尚募建。
大雄宝殿
高五丈，广五楹，面积七百平方米，清笑宗印密初建，乾隆年间恢章和尚改建，道光年间妙胜和尚重建。全殿用四十二根石柱支撑，雄伟壮严。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
藏经楼
全寺最大的一座殿堂，高17米、宽40米、深18米，全是石柱支撑，为该寺杰出建筑之一，清道光年间妙胜和尚修建。上为藏经楼，贮有敦煌藏经四十三册，房山石经二十二册，北藏经和频伽藏经各一部，共七百二十八函，七千二百八十卷。殿中供千手观世音菩萨像。四壁有诸天画像，画工精细，充分体现了清代艺术风格。藏经楼楼下为说法堂，乃历代方丈说法处。
念佛堂
位于寺院东侧自南向北的极乐堂后面，堂高10米，宽九楹，清同治年间真印和尚建。堂中有石舍利塔一座，高约5.5米，直径2米，由三块巨石镂空雕成，呈六方宫殿式。塔内精细地雕刻有以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为中心的各式各样人物、花卉和飞禽走兽，六根石上盘以飞龙，造形生动。整个石塔玲珑剔透，是寺内艺术价值较高的雕刻之一，相传为清代三个名工历时三年刻成。历代住持皆以此作净土宗道场、宝光寺最有价值的之处是罗汉堂。罗汉堂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内塑佛、菩萨、祖师59尊，罗汉518尊，每尊高约2米，其中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的形象。他们分别被塑成第295阇夜多尊者和第360直德福尊者。因康熙出天花脸上留下麻子，塑像的脸上也记得下了5个“梅花”状麻点，真可谓“写实”。这些罗汉塑像或喜或愁，或怒或嗔，或坐或立，神情不一，姿态各异，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它是中国现存四大罗汉堂（另三处在北京碧器寺、苏州西园寺、武汉归元寺）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罗汉堂为抬梁式木石构架的正方形建筑，九进九楹，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因内有四个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罗汉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状升起，宽阔的空间矗立着一尊高约六米，有二十八个头、五十六只手、一百九十六只眼的观音塑像。其他塑像围绕“田”字，内外四层，中以“十”字相连，使得通道回环曲折，更觉堂内气象宏深、变化莫测。因罗汉堂建筑结构奇特，塑像纵横交错，道路四通八达，宛若一座迷宫。前来数罗汉的人往往又为千奇百怪的塑像所吸引，边数边看，数来数去，结果总不一样。所以有种说法：宝光寺的罗汉数不清。其实，塑像的安排很有规律：它以进门的孔雀明王、中央的观音菩萨，里壁的三身佛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呼应，内外协调，每层每排均有定数罗汉，共计为五百七十七尊。宝光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从何处而来？相传唐代眉州青神县出了一位高僧罗讵那，俗名罗尧运，他说法的道场在青神中岩。后来他带了五百弟子从四川到浙江天台山。据说，这五百弟子就是五百罗汉显化人间的。因此，宝光寺罗汉堂的对联说：“此处即是天台，像显阿罗五百。
清道光末年，宝光寺妙胜禅师共聘请了三批塑师：属于北派的陕西帮、属于南派的川西帮和川东帮。陕西帮塑的罗汉头部肥大，肌肉丰满，造型奇特，别有情趣。川西帮和川东帮风格相近，塑的罗汉头部适中，表情自然，造型不同于一般的菩萨像，而更多地体现了雕塑艺术的高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川西帮领头的姓周，他技艺高超，憨厚朴实，将毕生精力都放在塑菩萨和教徒弟上，到了中年尚无子息。可以说，罗汉堂内技艺精湛的罗汉塑像，是中国南、北两种流派的民间塑师汇聚一堂、分工合作、各显神通的产物，可谓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
宝光寺文物众多，著名的有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1540）的舍利铜鼎千佛碑陶塔；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的施衣功德碑；唐僖宗行宫的遗础，元代金银粉书《华严经》；明永乐年间的“尊胜陀罗尼“石幢；清代《大藏经》、玉佛和石刻舍利塔；以及龙虎瓶、均窑瓶、鹦鹉图、五马图和徐悲鸿《奔马》图等珍贵文物。各殿堂挂金匾176块，嵌碑刻24通，石柱刻楹联76副，陈列古代工艺品和名人字画400余件，烘托了宝光寺的历史文化氛围。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冯玉祥来寺以及附近紫霞山游览。写有两首著名的“丘八诗”。其中咏紫霞山大楠树云：“高者六七丈，叶茂根本固；树头最特别，各不相连属；此株与彼株，分得清清楚”；《宝光寺》诗开头：“宝光寺，在新都，庙子大，柱子粗”，为宝光寺人文景观增添一番别趣。
114、乐山县乌尤寺
位于四川省乐山东的沫水（大渡河）、若水（青衣江）和岷江汇合处的乌尤山顶，与凌云山（乐山大佛）并列。为著名的佛教寺庙，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族重点寺院。
乌尤寺创建于唐，原名正觉寺，开山祖师是唐代僧人惠净，禅师结茅山中，十年不下山。现后山顶建有结茅亭，亭壁上刻着“唐惠净上人结茅处”八字。当代高僧遍能和尚撰联：“竹杖绳床开胜境，莲花贝叶悟禅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任嘉州（今乐山市）刺史时，曾上山参拜惠净大和尚，并作《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诗，有“诸岭一何小，三江奔茫茫。兰若向西开，峨眉正相当。猿鸟乐钟磬，松萝泛天香”之句，说明岑参访惠净上人时，寺已建成。北宋时以山名寺，改名乌尤寺，一直沿用至今。明清时乌尤寺两度毁于战乱，现存建筑大多为清朝末年和近代所建。1984年交给佛教界管理使用。僧人成立了乐山市乌尤寺佛教协会，由乌尤寺住持遍能法师任会长。
乌尤寺寺内建筑结构森严，殿宇共有七座，都集中在乌尤山头，现保存完整的殿宇有天王殿、弥陀殿、弥勒殿、大雄殿、观音殿、罗汉堂等。
乌尤寺寺门正中书写“乌尤寺”三个大字，两侧的对联为：“寺门高开洞庭野，苍崖半入云涛堆”。山门上还有“青衣别岛”、“慈云”、“法雨”等题字。
入寺门为天王殿，新塑有四大天王像。穿过天王殿，迎面是弥陀殿，弥陀殿立于岷江断崖旁的栈道上，建于1920年，依崖而立，风格迥异。内供一尊高约5米的阿弥陀佛像，泥塑金身端身站立，左手持金台表示接引众生，又称接引佛。身后有48尊塑像，代表着阿弥陀成佛前所发的48愿。后为弥勒殿，清末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年间重修。正中供奉弥勒佛像，两侧分列着四大菩萨。弥勒殿后为韦驮殿，正中塑韦驮像，左右两侧为伽蓝、龙神像，这三者都是护法神抵，此殿又称护法殿。
护法殿后即寺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1913年所建，重修于1930年。殿宇仿单檐式建筑单据式建筑，通檐外排列四根两人合围的楠木摆柱，上覆碧瓦，下介朱槛。两相辉映，富丽堂皇，庄重雄伟。正中“大雄宝殿”三大字，字径一米，为清末名书法家黄云鹄所书。正中檐柱楹联，为清末御史赵熙撰书：“遍飞曼陀罗花，唯我独尊，天上地下；此即宝庄严土，出门一望，山虚水深”。
寥寥28字，既高度概括了释迦牟尼毕生之史事，又形象描绘出乌尤寺踞山临水的地理形胜。赵熙，荣县人，为清末进士、御史，近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词人。民国时隐居荣县，与乌尤寺传度大师是至交，遍能大师又是其弟子，因此常在乌尤寺小住，留有众多诗文书法真迹。大殿正中供奉释迦牟尼、文殊和普贤三尊佛像，每尊都高达4米，具有唐代塑像风格。其中阿弥陀佛像为宋代用铁铸成，体态匀称，妙像庄严，为寺中造像精品之一。大雄殿外左右分立着八角双檐的钟亭和鼓亭。钟亭内悬钟为明代永乐年间所铸，亭外壁嵌有西南保存最完好的石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清末名士赵熙书。
殿外左右分立着八角双檐的钟亭和鼓亭。钟楼内悬钟为明代永乐年问所铸。殿左的厢房现辟为文物陈列室，展出自汉朝至清朝各种文物近千件。
大雄宝殿后为如来殿，为清末同治年间重修，双层结构，上层为藏经阁，藏有《频伽藏经》、《日本续藏经》各一部，约万余卷。殿前两个撑枋上，雕有凌云、乌尤两山的全貌，玲珑剔透、巨细尽致。殿正中供五尊如来像，代表着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又称五方五佛，分别为阿閦佛、宝生佛、弥陀佛、成就佛和毗卢遮那佛。两旁为二十四尊护法天神木雕像和十八罗汉泥塑像。如来殿右侧西廊尽头为观音殿，重建于1925年。殿内观音菩萨像，高3米，造型优美，仪态万方。
由前殿西行还有怡亭和尔雅台等胜迹。
尔雅台
是汉代文学家郭舍人在乌尤山注释《尔雅》的地方。《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词典，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其作者为谁，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但后人大都认为《尔雅》初稿成于战国末年，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初有定稿。这位加工者就是犍为郡（今贵州遵义西）的郭舍人。史载郭舍人通经史、训诂、音律，原为鳖国学士，犍为设郡后录为文学卒史臣，后为汉武帝随侍。
尔雅台在乌尤寺内如来殿西侧，乌尤山西面的悬崖峭壁处，原址在现在的旷怡亭处，1921年重建时迁至现址。尔雅台原为三层，整体相连，曲折有趣。解放后维修时拆去第二层，保留了顶层和底层。顶层后又改名为听涛轩，现在的尔雅台仅余一层。尔雅台临崖而立，视野开阔，北望乐山城廓，下瞰三江，景色绚丽。台内正中壁上傍书“汉犍为舍人注尔雅处”，下面镶嵌着赵熙《尔雅台记》碑文。右侧临江绝壁凿有“中流砥柱”四字，字径5米，为明嘉靖乐山人彭汝实所书。
尔雅台是乌尤山著名古迹之一，历代名人留下了不少关于它的诗文。
宋代文学家眉山人苏辙在《初发嘉州》诗中写道：“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区区辨鱼虫，尔雅细分缕。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传说郭舍人长年勤奋写作，洗砚的残墨竟染黑了江水，染黑了鱼头。苏辙在诗中引用了这一传说。1936年（壬子年）夏，赵熙在乌尤山避暑，张元济（菊生）、陈衍（石遗）、金松岑（天翻）、林思进（山腴）等海内名士，齐聚于此台，是为著名的尔雅壬子之会。次年，诸老所著，汇集历代咏颂，刻有《乌尤山诗》行世。1939年，郭沫若先生登临尔雅台，亦作《登尔雅台怀人》七律一首。
景云亭
从尔雅台经听涛轩至山顶花园，西北角最高处有一座八角亭，语出“内景秀美，景星庆云”之意。亭柱有一对联：“万象凌空乌尤胜处；三处环翠海上蓬莱，”生动地描绘了乌尤山的秀丽景色。
景云亭是观赏乐山风光的最佳景点之一，晚间可观壮美的嘉州夜景。登亭向西北眺望，嘉州古城尽收眼底，三江绕廓奔腾而下，凌云九峰巍峨耸峙。这惊险壮观的场面，自然使人想起乌尤山临江峭崖上四个巨大的古代石刻题字—中流砥柱。真正“天开图画，江心一螺孤峭；如此江山，乌尤天下好”（赵熙《如此江山》词）。
乌尤菩萨像
乌尤为印度语之音译，汉译为面然，为佛教密宗瑜伽部主尊之一。该像铸造的年代，无确切纪元，寺院传承为唐代铸造。乌尤寺方丈遍能大和尚在《凌云乌尤史略》书中也提出为唐代铸造。乐山现见诸文字记载的也都采用唐代说。但唐代说，目前无任何原始记载。此佛像为乌尤寺最早的佛教造像。佛像全身用青铜整体浇铸，高两米，重约三千公斤，造型古朴，威严生动，具有印度造像风格。佛像呈座像姿态，下体赤脚、上体赤身，胸佩骷髅项链，面部为宽口、獠牙、狮鼻，二目圆睁，前额现天眼，发如火焰，似传说中鬼王面像。头顶还有一小头，为面容慈祥的观音菩萨头像。据佛典记载：面然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相，相传观世音菩萨见两河沙岸，鬼魅啾啾，乃变面然像，貌甚奇古，近似鬼王，以镇妖蜮。为观音七十二化身，观世音菩萨塑像一般都是显女身，面目慈祥。而以鬼王显身的观世音菩萨塑像，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可能只有乌尤寺的“乌尤菩萨”铸像。以印度佛像作为中国山川和佛寺的命名，是不多见。面然大士像原置罗汉堂中，世代迁流，铜像毁坏，弃诸草莽，幸得寺院住持遍能大和尚掩藏保护，后又蒙善信出资，修复面然大士像，使乌尤镇寺宝像，得以复现于世。
乐山大佛
与乌尤山相距一华里便是凌云山，著名的乐山大佛就位于凌云山栖鸾峰下。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大佛依凌云山西壁凿岩而成，坐东面西，佛像通高71米，体型魁伟高大，比例匀称，神态端庄安详，形神兼备，令人赞叹。大佛头宽10米，鼻长5.6米，耳长7米，眉长5.6米，眼长3.3米，嘴长3.3米，肩宽28米，脚背至膝高28米，仅脚背宽8.5米，赤脚上可围坐百余人，享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誉。乐山大佛为唐开元元年（713年）名僧海通创建，后剑南川西节度使韦皋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完成，开凿历时90年，正值盛唐之世。这尊千古佳作也反映了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佛教势力的昌盛，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一个雄伟的实物标本。
遍能法师舍利塔
遍能法师（1906－1997），四川乐山人，乌尤寺方丈大和尚，中国当代高僧、著名佛学家、佛教教育家、四川省佛学院院长、峨眉山佛学院院长。法名宏善，俗家姓许，名旨光，四川乐山人。幼年受村塾教育，及长从川内名儒翰林赵熙受学。1920年投入乌龙寺礼传度和尚为师。1923年在成都文殊院受具足戒，并住文殊院学戒堂（1924年改为四川佛学院）学戒。毕业后受聘于川东佛学院任监学。1929年出川游方参学。1930年考入北京柏林教理院受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教理院停办，遍能法师离京回川。1932年汉藏教理院在重庆成立，遍能法师任学监，1934年任教务主任并代理主持院务。1935年受重庆名刹华严寺之聘，任华严岩寺佛学院教务主任。1938年任乐山乌龙寺方丈。1966年“十年动乱”期间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生产。1978年重返寺院，继续担任乌龙寺方丈。1988年受请担任成都市新都县宝光寺方丈，同时仍担任乌龙寺方丈。1992年，在宝光寺创办了四川省佛学院。遍能平生专研《俱舍论》，能诗善文工书，辞气清雅，于峨眉山、乌尤寺等地多有题咏。
乌尤寺坐落于乌尤山顶。据《史记》、《汉书》记载，乌尤山原与凌云山相连，蜀郡太守李冰治理沫水（大渡河），开凿江道，引部分江水绕乌尤山而下，使之成为水中孤岛，也称之为青衣别岛。现山上有“离堆”石碑，离堆即离岸之意。乌尤山四面环水，孤蜂兀立，山上林木茂盛，绿荫重叠。临江悬崖旁有旷怡亭，是旷览江山胜迹、怡悦心志的好地方。从山顶景云亭远眺，峨眉苍郁的山峦，岷江滔滔的流水，辽阔的原野，三江环绕的乐山市，皆一一收入眼底。寺之周围则竹木扶疏，楼阁亭台错落其间，更显得格外清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