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诗歌的尝试——从梁启超到胡适

　　诗歌更新的尝试应追溯于晚清。从晚清梁启超的提倡中，在传统中尝试汲取本来的古体律，成就晚清诗界革命。诗界革命其实是由梁启超在1899年在《清议报》上提出的，先前夏曾佑、谭嗣同的“新学诗”及黄遵宪的“新派诗”均不同于诗界革命诗歌。可惜的是这种尝试是吃力不讨好，这是因为争取不到两方面的参与者。

　　第一班是废了科举的残余士子。他们的头脑大多已八股文化，不能转向，对此种文体感到压力不顺畅，又未到过西方或接触西方文学，怎能“吟到中华以外天”？而第二班，是后来革命派。留学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或美国等已强烈感受到传统的雕萎，在间接或直接地接受西方传统和现代化中，诗界革命看来似是旧瓶新酒的过渡。但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史的走向，是一种模糊的现代化觉醒。只不过晚清的诗歌革命大大忽略了两大元素，为新世界命名的两种东西，就是传统的白话文和西方的翻译。

　　黄遵宪是晚清的外交官，到访过日本，美国，可惜他是一个举人，传统的压力过大，他拥有的命名能力不够，现观察其《今别离》一诗：

今别离　其二

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
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
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
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
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
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
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
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
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
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
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
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遵宪想写的是电报的迅速。复古改良的乐府载体有一种压力，是写作时惯性单向传统仿效，一种新的文体并不旗帜鲜明地明显，对新事物的语境消化不良。这诗明显是前人没有的书写对象，就是电报。可惜的是每一句句式也是诗词的经典，不是我手写我口的东西。而为新事物翻译命名的，仅是“电光”一词，这是时代的局限。尽管黄遵宪另有写日本的樱花，伦敦的大雾等诗，也只好是传统的语句。

　　而钱钟书更于《谈艺录》已明确指出其诗只是用几个新字而已，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从内容上，这种目光可说是现代意识形态的觉醒，诗歌拥有西方的语境，是前人未有的开创者。诗人敏锐察觉到身处于晚清的时空，而不是在盛唐，从而倾覆传统的意象，写了电报这身旁的神奇事物。只是黄遵宪开始一点后停滞不前，但二十世纪诗歌史开辟的目光应放在其身上，是为后来者开路，纵然只是开跑了半步而交棒。

　　黄遵宪的继承者之一，是柳亚子。柳亚子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学社，以蔡元培为学校总理。教学科目有算学、理科、地理和英文等，是新派的学堂。比起黄遵宪的举人身分，柳亚子传统诗歌的阴影已逐渐减低。在诗歌的语言上，柳亚子已向白话化进上一层。而关于英译词语入诗，其实最早可溯源自远早于梁启超和黄遵宪的上海诗歌。而柳亚子更以卢梭﹑斯宾塞﹑民权﹑自由一类新名词入诗﹐力求创造出新的语境。现引元旦感怀一诗：

希望前途竟若何？天荒地老感情多。
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
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孤负好头颅。
椒花柏酒无情绪，自唱巴黎革命歌。

　　这诗表现民族的危机感和革命的焦灼，但也是充满希望的焦灼，唱其巴黎革命的马赛曲。诗歌的内容更已摆脱古典的中和美，表现现代性的危机和焦虑。但是，对诗歌创新的进程而言，也只是继续跑了一两步。

　　但为了继续新世纪诗歌的命名权，接棒者只好落在胡适身上。他与黄遵宪的相同之处，就是同处于西方的语境，他曾留学于美国。幸运的是，他是一位留学生，对诗歌传统的压力大大减低之外，更饱尝西方文化的撞击。《尝试集》中〈赠朱经农〉一诗中的句子，便是一种过渡的尝试，他承接着：

　　“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作讲师。”

　　“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菇。”

　　“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来江边。”

　　“回头你我年老时”，已见白话文的干涉已大为增加。翻译命名的词汇很多，粉条看来并不可能吃，其实就是粉笔，配搭同是外来事物的黑板。而“淡巴菰”（tobaco，香烟）、“辟克匿克”（picnic，野餐），则属于草创的命名阶段，看来辟克匿克就似吟咒语般，只顾及音译，而没有顾及义译。不过这种摸索和尝试，相对于黄遵宪和柳亚子而言，这新世界的书写已再走了一大步了，是崭新的五四诗歌形式的草创。日后诗歌的焦虑亦逐渐尝试，由社会扩大至人类本身生存的焦虑。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