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韩信之死再看吕雉
细数中国历朝统治者，不乏碌碌平庸之辈。其间，少数几位活跃于权场的女性权柄操纵者，却个性鲜活，政绩突出，可令须眉汗颜。
吕雉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掌皇帝权，行天子事的女性执政者，除没有拥有一个全新的国号和例行做为皇帝的加冕仪式外，在本质上与真正皇帝并无两样。她在完成自己毁誉参半的一生后，常被人论及的多是诛杀功臣、残害刘氏宗亲等乖戾跋扈、冷酷刻毒一面，忽视和谈化了她在历史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从韩信之死切入，历史地、客观地剖析。再次走进吕雉，这个真实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一、由剪除割据势力，看吕雉之巩固西汉统一政权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聚集力量、争取同盟军，先后分封了7个异姓王。这也成为他称帝之后贯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大隐患。于是，刘邦开始杀戮功臣。在诛杀姓异王的过程中，吕雉表现出了较刘邦更为毅然而决绝的果断和残酷，“所诛大臣多吕后力。”[1]
在诸位功臣中，韩信是首当其冲者。公元前197年，陈豨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2]未及平叛，吕后闻韩信在关中与之呼应，便先发制人，用萧何之计，迅及除掉韩信——这一势力最大的异姓王。
在而后的醢彭越、劝刘邦亲征英布等诛杀异姓王诸事中，她的过多干预是有背男权社会的所谓：“妇以夫为纲”的封建伦理纲常的。但吕雉就是凭着这背离的纲常“佐高祖定天下”。[3]她积极协助刘邦处理朝中小大事宜，一直是刘邦最得力的助手和最信任的人。并在消除割据势力，排除政治隐患，坚决有力地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于有意无意之间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威信。
应该说，此时吕雉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出于维护刘氏政权。但我们并不排除吕雉是有野心的，而且还是个十足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政治上超乎常人的能力滋长和繁殖了她的权力欲，并愈演愈烈，以至衍生了她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感，遂疯狂的残害刘氏宗亲，大肆培植吕姓外戚势力。这是内心不安与威胁感的外在表露，她极需要强大的自我实现来支撑精神上的惶惶和内心的不安。包括她在残害戚夫人中表现出的狠毒阴鸷和令人不寒而栗，也完全是出于维护自己皇后地位和对权利的绝对垄断。这也绝非寻常的争风吃醋，而是宫闱中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从吕后的角度考虑，面对善长以柔克刚的戚氏和被刘邦认为颇似自己的赵王如意，她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吕雉毕竟是权场上的斲轮老手，巧妙的化解了这场政治危机。今天看来，如果没有吕雉的机智与老辣，或许囚身于永巷的就是她自己。而中国的历史也必定会被改写。嗣者恐怕不会继续奉行高祖的“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的政策，更不会有后来的“文景之治”。这些也正是今天我们不能用所谓“正统”、“篡夺”汉权之类的词对吕雉口诛笔伐的原因。毕竟，吕氏专权在性质上完全区别于后来的刘姓诸侯分裂势力与中央集权的分廷抗争，那是刘氏宗室内部皇权与王权的分割问题，是刘氏诸侯势力膨胀的结果。“七国之乱”也恰恰证明了吕雉的政治远见，诸侯势力对中央集权是个极大的威胁绝不能纵容，必须遏制其发展。就像吕雉之前对实力最强的齐国采取的分而治之是何等的高明和先知先觉！这可谓贾谊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初版。吕雉以其过人的魄力和策略维护和巩固了西汉初中央集权的统一。
二、由韩信之死，看吕雉之敲山震虎
韩信之死，萧何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发现韩信的伯乐，是他当日不遗余力的挽留和推荐，才有了后来的筑坛拜相。而吕后是一个刚毅果敢，且有决断力的女人，她绝对有能力凭已之力，解决韩信问题。但是，她选择了与萧何共谋此计。她何有把握，萧何不会为韩信辩解、开脱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萧何此时的处境。
早在汉三年，京、索之争时，“上数使使劳苦丞相”[4]，已充分体现了刘邦对萧何的猜疑。为求取信任，摆脱艰难处境，萧何不惜‘卖友’，谋求自保。可叹造化弄人，当日在云梦，韩信持钟离昧首级“谒高祖于陈”[5]，害友以图自保。如今自己落得同样下场，被萧何骗害。对于吕后来说，利用萧何既可以避免滋生其它祸端，更快更周密地解决掉韩信；又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提醒萧何谨慎自己的行为，不可有半点谋逆之心。否则，不论军功大小，一概处之。借力打力，被吕雉运用到了极致，足见其知人及对权术的谙熟。
吕雉善弄权术，借势生势的诸多手段，在之前刘邦欲易太子时，就已操练过。她利用自己皇后的身份和不宜废嫡的传统礼制说动满朝官员上谏。其中，最敢直言的周昌的激烈反对和运筹帷幄的张良献“商山四皓”之良策（虽为吕泽之强要之计）使吕雉转败为胜。她已掌握了封建礼制束缚下的肱股之臣的全部软肋，利用他们成功地捍卫自己的地位。并在以后的“欲王吕氏”，“风大臣”[6]等欲盖弥彰的政治作秀中彰显无遗。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7]，丞相陈平终采用张辟强之计，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掌南北军并使诸吕姓入宫，太后方说“其哭乃哀”[8]。自此，吕氏势起。当吕后欲王诸吕时，王陵持白马盟约面折之。料吕后深知陈平、周勃不过望风观色，阿意曲从之辈，故又问此二人，竟阿意取容，不敢面折廷争。可见，吕雉此时已能将朝中重臣握于股掌之中，为已所用，做为关键时刻稳操胜券的筹码。并进一步利用这些权臣，在满朝上下形成一种导向，令之服务于自己的意向。她懂得，一方面要紧握军权坚固自己的后盾，另一方面要在形式上遵循封建制度，严守封建政治的主旨：以人治人，以吏治吏。将中央人事任免之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全面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
三、由韩信之死，看吕雉之远见卓识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吕雉，韩信会死吗？从刘邦于汉五年改封韩信为楚王，六年因诬告谋反，于云梦擒之，降为淮阴侯等一系列举措来看，刘邦的计划是：压制韩信气焰，削弱其兵力，抑制其势力，使其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不至构成威胁即可。应该说，刘邦对韩信是心怀旧情的，并没有赶尽杀绝。但吕雉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感到，现在的偃旗息鼓，并非销声匿迹。由于此时的英布、彭越等大将还未除，一呼便可百应。他们随时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势力，重新割据刚刚实现的统一。
巩固中央集权，削除地方诸侯势力是西汉建国之初的主要政治内容。吕雉更清楚，要想在秦末天下大乱之后迅速恢复国力，稳定天下大局，必需一个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任何可与中央抗衡的分裂力量，任何一个可以动摇自家皇权的隐患都必须及时遏止，甚至要不惜一切代价使其胎死腹中。韩信不过是俎上最大的一块肉，或者说是待斩刑徒中刑罚最重的一个，所以他的死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充当操刀者。处死韩信不过是吕雉代帝行事，做了刘邦想做而没做的事罢了。而帝之“且喜”，则是刘邦对吕雉正确领会自己政治意图的全面肯定，也是对吕雉这位患难之妻，为自己承担诛杀开国功臣骂名的发自内心的感激。
客观地讲，韩信对自己的死应该负一定责任。他居功自傲，矜才自负；“斩昧谒上”[9]，唆使陈豨谋反（至于韩信是否真的在内响应，与之配合，本人持怀疑态度。此时的韩信在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几乎被刘邦剥夺了一切权力，毫无军事力量，惟有的恐怕就是所谓自由的言论权了，以此来发泄愤懑不满之情。想来对陈豨的煽动也是一时之冲动，当年破赵降燕，势如破竹的大将军难道会忘了分析敌我力量吗？）企图颠覆西汉来之不易的大一统，就这一点来说，韩信的行为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他先是不请擅自称齐王，后是为裂土分王，公然坐视刘邦又一次惨败于项羽。此种种行为是任何一个帝王都无法容忍的，也是做为糟糠之妻的吕雉绝难忘记的，她看到了韩信与时代发展的冲突，所以即使没有陈豨之叛，也会有其它任何机会和合理的借口可以利用，借以除死韩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发生冲突时，这种严重威胁着中央大一统政权的分裂势力必然会被铲除，而且是越彻底越好，决不留后患。尽管吕雉手段之残忍确应为后人所斥责，但这在客观上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全国的统一，于历史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对此她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可以肯定，吕雉的一切政策基本是以维持大汉稳定发展为前提的。西汉初年，吕雉便冷静处理了与匈奴关系一事。公元前192年，冒顿单于在给吕雉的一封信中极尽轻薄、下流之词，汉室无不以为奇耻大辱。考虑到大汉初定天下，面对强大匈奴铁骑，难免显得孱弱无力，吕雉理智的采取和亲政策。这是成功的退让，为维持汉匈关系与边疆和平，使休养生息政策得以推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吕雉就是这样一个，在关乎国之命运的大局面前，肯于舍弃个人利益忍辱负重的人。在维护大汉统一方面，她所表现的超凡的政治眼光与宽宏的气度非一般政治家和统治者可以企及。
对于吕雉，我们必须将她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立体的，全面的去看。她在消灭异己，排除政治障碍的宫廷斗争中表现出的专横残酷和不择手段，是后世指责和鞭挞她的有力证据。但其目的却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他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10]而且她政绩颇丰。司马迁将她列入了本纪中，就是对她政绩的肯定：“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1]
吕雉称制的16年是西汉历史上承前启后的16年，“文景之治”得益于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时期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吕雉本人的功绩。她为恢复汉初经济发展所营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铺垫了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肯定和称颂的也只是她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绝非对其人格和品质的评价。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2007，84～84
[2]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07，554～554
[3]同[1]
[4]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2007，353～353
[5]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07，553～553
[6]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2007，85～85
[7]同[1]
[8]同[1]
[9]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07，553～553
[10]《列宁全集》：《给阿·马·高尔基》，第34卷，387
[11]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2007，89～89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