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行走于学者之外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

　　陈寅恪先生是我最景仰的人物之一。先生生前名重当时，然颠沛流离，以孤傲敏感之心，倍尝社会动乱之苦痛；先生病逝之后，寂寥甚久，成为一个被时代淹没的人。然在先生辞世数十年之后，国人又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先生的人品和学识，于是竞相论述学习，然傅会攀引之风也不绝于途。不知先生倘若地下有知，又该做如何想象。

　　前年去庐山旅游，导游刻意安排了芦林湖、庐山会议遗址等景观。昔日秀绝天下，书院禅寺竞辉的好地方，如今却是小摊遍地，喧嚣干天，游人如堵，景点滥造，俨然是一个满是市侩和铜臭气息的鲍鱼之肆。失望之余，一个人脱离团队随行随止，徜徉徘徊于寂清之地。却在庐山植物园一个幽邃的小径之处，发现了先生和夫人的合葬之所。地方不大，也没有什么建筑，单是一个墓碑标明主人，再就是两块粗硕的砾石上，龙飞凤舞地刻着先生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纷谢尘世扰扰，和夫人携手于竹林兰蕙之所，也算得上苍对先生的一点眷顾之情了。我必恭必敬地向先生和夫人之墓鞠了三躬，然后就退了回来，希望没有打扰先生的清净。庐山之游，因幸遇先生归宿，也算得不虚此行了。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大都知晓，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史。虽然有国家这个机构在管理着社会，但其基础却是家族。家族不但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肩负着历史荣辱的使命。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很大程度上就依仗着这些世家大族。国家太平时他们出将入相，执掌国家权枢；社会动乱时他们团结自保，弦歌不辍，为下一个和平年代保存了种子，尤其是一些诗书世家，数辈人的努力和熏陶，不但产生了诸多的一时才俊，更是在很长久的时间内影响着社会的思想。出身于其中的名门才俊，不但自己努力发扬着家族的传统和风气，更是极力维护着家族的荣耀和名誉，在非常年代，甚至不惜以死捍卫着家族的尊严。而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很多人，包括历史上很多平民出身的将相官宦而言，都是难以理喻和同感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出身下层的人飞黄腾达乃至做了皇帝之后，依然不能得到这些社会上的大族的尊崇，反而是一种鄙视的态度。所以刘邦要向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孙权要大力杀掉当时的江东大族以立脚扬威；其中固然有奴隶翻身做主人之后的炫耀之情，更有内心对大族的敬畏和对自身微贱出身的惶恐。

　　陈寅恪先生和刘师培先生就出生于当代最赫赫有名的文化大族之家。扬州的刘师培世家，清史为其一门三代立传。即使在刘师培因阿附袁世凯而遭国人上下唾弃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还要“委顾枉屈”，就是要为中国保留一点读书人的种子；而陈寅恪先生世家，同样是一门三代四人在《辞源》留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祖父陈宝箴为当时的“封疆八大吏”之一，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治理湖南时力行新法，梁启超、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邹代钧、熊希龄、皮锡瑞等变法人士齐集其府，湖南新政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日本军侵占北平后绝药而死。出身于这样的家族之中，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陈寅恪先生等同于一个历史学家，或是一个大学者，固然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造诣可谓是举国无双，但陈寅恪先生在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价值意义所在。这一点也可以从他的的治学态度略窥一二。先生当年负笈海外，不求学位，单求学问，徘徊数年而不去。及其治学，虽然严谨有加，但对文稿却并不多加关照，致使手稿在动乱中散失甚多。这与当时的大学者钱穆、吴宓等人大相径庭，故钱穆流传下来的专著要比先生要多，而先生的许多事迹也是从吴宓日记中才被世人知晓的。先生无意于名气仕途，然学问恐怕也只是先生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业。或许正如大词人辛弃疾一样，历史的悲剧才使得其成为了一代词人，而词人的本意并不在此。

　　很多人都以为先生专心治学，脱身世外，其实大不然。先生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政绩赫然，先生恐怕不会无动于衷。然先生一生竟处身于中国历史上最变乱的年代，家族也和国家一样命运多桀。前有戊戌变法，八国入侵，辛亥革命，清帝逊位，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尔后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溥仪出宫，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尔后东北沦陷，全国抗战，国共内战，土改肃反，抗美援朝，大跃进，反右倾反苏修，三年困难，文艺整风，直至文革大劫，先生一生竟要履及如此多的浩劫动荡。而先生之家，也是伴同国破而家亡。其时个人就如同狂飙中的一片树叶，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依然身存。如此的颠沛流离之中，无知者无畏，遭受的更多的是肉体上的痛苦；而先生出身名门，又是满腹经纶，国破之痛，家园之思，黎民之忧，传统破损之沉痛，弦歌不继之虑患，更甚于肉体个人。于是治史就成了先生的寄托所在。先生治史，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一般的学者为养家糊口的多，可贵一点的，为了名誉，为了学问，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先生却只是借助治史这个壳体，为的是砥砺气节，为的是存民族大义，是和苏武、文天祥等人一样的行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先生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但它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学问上，更是先生一生节操的写照。先生早年即名重天下，无论国共两党，即使是日本、苏联、欧美，对其也是钦羡推崇。如果先生稍微点一下头，立即可以衣食无忧，可以安心做学问，甚至功绩，根本不需要遭受伤乱之痛。或者，为爱惜名誉起见，也可以远赴海外去做自己的事业，也可以象道家一样，“无道而隐”；而先生毅然摈弃了这些选择，而是果然选择同国家一道赴难，甚至不等治好自己的眼疾。先生的凛然大义，誓不同敌寇为伍的严厉，同现在所宣传的英雄形象有什么区别！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先生一定熟知这首激励着千百代中国人的《正气歌》，而先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民族大义，英雄气概，不一定非得要巍峨高拔，不一定非得要有气壮山河的口号。先生温和谦逊的举止之中，其实蕴涵着最坚决的态度，最硬的骨气。先生不屈逆日寇，不阿附国民党，不附和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在特立独行中肩负着自己的使命，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无论遭遇何等沉痛的变故折磨，先生依然滞留在这片他深爱的国土之中，依然砥砺着自己的冰雪情操。而这又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啊！单是先生这种保持气节的严厉、与国共难的勇气，钟爱国家的赤诚，就已经足以大书特书的了。

　　对于不合理的社会，一般有三种态度，一是忍耐，一是改良，一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倾向与改良，而白手起家的人却钟情于革命。革命虽然彻底，但烈火之下，玉石俱焚；先生祖父陈宝箴主政湖南时，就力主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推行新政。虽然麾下有一大批的变革狂热分子。随后的戊戌变法不但将湖南新政毁于一旦，还导致陈氏父子永被革职，陈家由此从大族沦为依靠亲朋周济过日。此后不久，陈宝箴被慈禧太后赐死，家人也多有在变故中病殁。家族惨痛的故事也会导致先生对激进的革命保持一种谨慎的不亲近态度，虽然他对时事异常关注。家庭的沉痛和国家的罹难，更使得先生以一种超常的冷静来看社会，以一种较为隐晦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观点。如果连这种方式也不能使用，先生就只有保持沉默了。沉默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坚强的抵抗，就象竹林七贤的故事那样，而文人更倾向于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果连沉默也不能的时候，羸弱的书生也会以死抗争，王国维先生就是怎么做的。

　　相信王国维先生的突然自沉对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或许先生在此之前还有些许想法，但静安先生的死却让先生安定了下来。先生所撰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先生自己的明志宣言，也就是不关个人恩怨，不关政党派别，学说著作或有沉没，但独立的精神却是千古烁光。先生之后不涉及政治派别，不刻意保存自己的文稿，个中原由或许从中可探端倪。

　　先生晚年潜心撰写《柳如是别传》大出很多人的意外，关于先生初衷的各种揣测也络绎不绝。我个人认为，除了有先生截取三百年前社会更迭的一个片段做为载体，以保存民族大义的苦心之外，也有先生借写柳如是来写自己的用意所在。这部巨著，做为史学，先生不但开辟了新体，也为后人治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作为传记，先生也隐约指古说今，包含着个人太多的世事感慨；而另一点，这也可以看做是先生抗争的一种方式。作为诗书世家的传人，兼之自幼饱读各种典籍，先生对自己的才识还是颇为自许的，虽然他外表从未显示出一丝一毫。先生晚年感慨世事却无能为力，却不甘心被人践踏轻贱，证明自己的最好途径就是在才识上横空绝伦。选择其他大的题材不足以彰显先生的水平，于是先生就撷取历史长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滴水，综合个人几十年的厚积薄发，终成璀璨巨著。自验所学之深浅，不过是先生愤懑中的一句自谦。曾经有学者就《长恨歌》和《圆圆曲》来评定白居易和吴梅村才识的高低。说白居易单凭一段传说逸闻就能写出如此长篇巨作，且不搀杂傅会历史上其他的事件；而吴梅村选取如此大的背景和故事，却还要从历史中拉杂其他的故事来做铺垫渲染，况无论尺幅语句，都难以同白居易相比，两人水平的高低就立下可辨了。我想陈寅恪先生如此穷晚年之力来写《柳如是别传》，或许也有这一层的原因在内。

　　所以，我个人认为，作为一名世家弟子，作为一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或许注定是一个悲剧；但在中国历史中，作为一种才识，作为一种精神，陈寅恪先生却享受着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尊崇，是一个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