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古文尚书》案”平议

　　摘要：《尚书》是儒家六经之一。但从宋代吴棫、朱熹等学者怀疑传世本《古文尚书》为伪书以来，历代学者围绕这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之后，经过四库馆臣及后世一些疑古派学者的大力推阐，阎氏把传世本《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观点几乎被清代与近现代学术界视为定谳。到上世纪末，随着我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视野的开阔，随着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人们对传世本《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和研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证明阎若璩论证传世本《古文尚书》为伪书的方法和结论在学理和逻辑上均存在漏洞和软肋，从而使阎氏的结论发生了动摇。虽然目前彻底推翻阎氏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起码说明阎氏的结论远非定论，是可以继续探讨的。

　　关键词：经学史；《尚书》；《古文尚书》；孔安国；阎若璩；毛奇龄

　　作者简介：丁鼎（1955-），山东莱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最重要的一部上古文献总集，是儒家六经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围绕《尚书》一书一直聚讼纷纭，其中既有今、古文《尚书》之争，更有真、伪《尚书》之争。自从宋代吴棫、朱熹等学者怀疑传世《古文尚书》为伪书之后，就逐步形成经学史上最受人关注、最令人困惑的“伪《古文尚书》案”。至清代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集历代怀疑传世《古文尚书》为伪书之大成。阎若璩的观点虽然遭到清代毛奇龄及其它著名学者的驳难，但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阎氏的观点几乎被清代与近现代学术界视为定谳。不过，上个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学术思想的活跃，尤其是随着一些战国简帛文献的问世，学术界在《尚书》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人们对阎若璩等学者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目前，关于“伪《古文尚书》案”的争议还在继续，人们对《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仍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伪《古文尚书》案”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番考察和总结，间下按断，以资备览。

　　一、《尚书》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传授与今、古文之争

　　《尚书》这部书本来是孔子为教育弟子而选编的一部历史文选性质的教材。周王朝及当时各诸侯国的史官都收藏了许多虞夏商周时期的文献档案。作为伟大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孔子，充分认识到这些先代文献档案的思想价值和文献价值，因而便广泛搜集这些流传于世的先代文献档案，并将它们整理选编成集，用以教授学生。此后，《书》或《尚书》便成了孔子所编订的这部上古文献总集的专称。孔子整理编定《尚书》后，即将其用来作为教授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从而使《尚书》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其它诸子的著作，如《左传》、《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都曾大量引用《尚书》中的文字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专制王朝。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专制统治，秦王朝实行焚书坑儒政策，规定除了博士所掌管的图书和医药、卜筮、种树等内容的图书，其它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均在焚毁之列，甚至规定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官吏知情不举者与之同罪。从而使古代长期积累的典籍遭到空前破坏。此后不久，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接着又发生了持续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济南地区成为楚汉战争的战场，曾经担任过秦博士的济南人伏生，为了躲避战乱而只好逃亡外地。逃亡之前他将自己当博士时所保留的一部《尚书》藏到家中的屋壁中。几年后，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王朝，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伏生便回到家中找出这部当年藏于屋壁的《尚书》。但遗憾的是这部《尚书》已断烂了一部分，佚失了数十篇，只剩下29篇。于是伏生就用这29篇《尚书》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1］

　　汉王朝初年由于战乱过后，百废待举，还顾不上文化建设。到汉文帝时社会得到休养生息，国家开始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保存工作。当时朝廷既无《尚书》这部重要典籍，更无能讲授这部书的人。于是便向天下征求对《尚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终于打听到专治《尚书》的秦博士伏生还活在人间。不过，这时伏生已90多岁，年老体衰，不能出行。于是朝廷便派遣晁错到伏生家中去学习《尚书》。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用笔记下来，带回朝廷。［2］从此，伏生所传授的《尚书》29篇便成了官方定本。

　　伏生壁藏的《尚书》文本原来当是用秦朝通行的小篆字体写成。由于伏生在汉初传授时又改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等到西汉中期出现了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尚书》后，伏生传授系统的《尚书》便被称为《今文尚书》。

　　伏生所传授的用汉代隶书写的《尚书》流传于世之后，汉代又出现了几部“《古文尚书》”，即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尚书》。所谓古文就是指秦朝统一文字前六国所使用的大篆或籀文。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鲁共王传》、《汉书·艺文志》等记载，汉景帝、武帝时期陆续发现了几批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残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孔壁古文本”。汉武帝时鲁共王为了扩建宫殿而拆了孔子的一座故居，并在这座故居的墙壁中发现了几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古书，其中一部就是《尚书》，其它几部是《左传》、《论语》、《孝经》等。这些古书可能是孔子后裔当年为了躲避秦朝焚书令而藏起来的。鲁共王把这些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古书交还给孔家。恰好当时孔家有一位著名学者叫孔安国，他是孔子的12世孙（或曰11世孙），曾师从伏生学习《尚书》。孔安国把这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与他原先跟伏生所学的《今文尚书》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这部《尚书》比伏生所传的《尚书》29篇多出16篇，而相同的29篇在文字上也有些出入。［3］由于孔安国是一位精通古文字的学者，于是他便将这部以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即所谓的“隶古定”。这部孔壁《尚书》虽经孔安国隶古定，但因它原来是由先秦古文字书写，因而就被称为“《古文尚书》”。

　　据记载，汉代还出现过几部《古文尚书》，其中与“孔壁古文本”同源的大概还有“河间献王本”和“中秘本”。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刘德（汉武帝之弟）“修学好古”，喜欢收集购求先秦经典，河间献王所收集的古籍中就有一部以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尚书》。又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末年刘向曾用“中秘本”《古文尚书》与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进行对校，发现一些脱简和文字相异之处。所谓“中秘本”，即是指当时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古文尚书》。实际上，这个“中秘本”也可能就是“孔壁古文本”，因为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记载，孔安国曾在汉武帝时将自己收藏、研习的“孔壁古文本”《尚书》献给朝廷。［4］

　　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之学捷足先登，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立于学官，设博士，垄断了学界的利禄之途。这些《今文尚书》博士当然不愿意后来流传于世的《古文尚书》之学染指他们所垄断的利禄之途，因而在西汉时期《古文尚书》一直未被立于学官，而只能在民间传授。于是研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与研治《今文尚书》的学者之间便出现了矛盾和纷争。形成了经学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二者的矛盾和纷争虽然从学术层面上看是由不同的文本和不同的家法、师承及治学理路而形成的，但从社会层面上看却反映了二者之间在利禄诉求方面的深层矛盾。

　　至东汉末年，对今、古文《尚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127-200）。郑玄本是今文经学家第五元先的学生，后师从古文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典，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集大成式的学者。他在马融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兼采今文之说，为《古文尚书》作注解［5］，熔《古文尚书》学与《今文尚书》学于一炉，逐渐平息结束了纷扰约二百年之久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纷争。此后，郑玄的《尚书注》便成为《尚书》的权威注本，《古文尚书》便逐步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至魏晋时甚至被立于国学，设博士。由于东汉灵帝时期所刻“熹平石经”中的《尚书》只有今文而无古文，且已毁于汉末战乱之中，于是曹魏政权便于正始年间将当时立于国学的《古文尚书》刻于石碑。因为这批石经是由先秦古文、秦代小篆和汉代通行的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的，因而叫做“三体石经”。学官的设立和“三体石经”的刻立，标志着《古文尚书》在曹魏时期完全取代了《今文尚书》的权威地位。

　　二、“伪《古文尚书》案”的由来

　　《尚书》学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伪《古文尚书》”问题。第一次是西汉成帝时东莱张霸所献102篇的《百两尚书》；第二次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8篇的《古文尚书》，即传世至今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

　　据《汉书·儒林传》与《论衡·佚文篇》记载，汉成帝诏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张霸便乘机编造一部《百两尚书》献给朝廷。这部《尚书》乃是离析伏生本29篇为数十篇，又杂采《左传》、《书序》作为首尾，凑成102篇。成帝命以宫廷所藏《尚书》对校，当即发现这是一部伪造的《尚书》，张霸也差一点被以“大不谨敬罪”杀掉。其所献《百两尚书》当然也被废黜了。

　　西晋永嘉之乱，朝廷从汉、魏中秘所接受的文物典籍大都毁于战火，今、古文《尚书》也散亡殆尽，连曹魏刻立的“三体石经”也毁坏了。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和《隋书·经籍志》记载，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后，豫章内史（太守）梅赜（或作“颐”）向东晋元帝献出一部自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后世称为梅本《古文尚书》或孔传《古文尚书》）。梅赜自称，这部《古文尚书》是魏末晋初的著名经学家郑冲所传授，郑冲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梅赜。

　　梅本《古文尚书》共有四部分内容：

　　（1）经文58篇，其中包括与西汉《今文尚书》基本相同的28篇，但把它析为33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分《皋陶谟》下半为《益稷》，分《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分《盘庚》为上、中、下3篇）；另有《今文尚书》所无的25篇（后人称之为《晚书》）。

　　（2）百篇《书序》，也叫做“小序”，其中42篇有序无经文，凡有经文的序都分别列在各篇经文之前，没有经文的序则按照次序分插在各篇之间。

　　（3）孔安国的注解，即所谓的《孔传》。

　　（4）第四部分是一篇据说是孔安国所作的《序》，记述孔安国得书和作《传》的经过，它列于全书之前。为了与百篇《书序》（“小序”）相区别，人们称其为《孔传序》或“大序”。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孔颖达《尚书正义》记载，梅赜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缺了《舜典》一篇的《孔传》。直到南齐建武四年（497年），吴兴人姚方兴在大航头（今南京地名）发现一篇有孔安国注解的《舜典》，献给了朝廷。［6］

　　这部所谓的孔传《古文尚书》出现后很快即获得东晋朝廷的认可，并被立于学官。直到南北朝末年《孔传》和《郑注》在学术界的影响基本上平分南北，南朝多研究《孔传》，北朝多研究《郑注》。隋代经学家刘炫、刘焯即根据这部《孔传》作《尚书述议》。于是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也就在全国推行起来了。唐太宗时命颜师古考订五经，编定标准的读本，这就是“新定五经”。《尚书》所采用的定本就是刘炫编的孔传《古文尚书》。后来，唐太宗又命孔颖达等人撰集《五经正义》，其中的《尚书正义》也是采用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经文［7］，然后选录唐代以前费甝、刘炫、刘焯等人注解孔传《古文尚书》的著作而作成《疏》。而且这部《尚书正义》的经文于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立于“开成石经”。此后，这部《尚书》便成为法定标准文本通行并流传后世。

　　然而这部梅本《古文尚书》到宋代被怀疑为伪书。最先提出怀疑的是南宋初年的吴棫（1100-1154）。他在《书裨传》中指出这部《古文尚书》中与伏生《今文尚书》相同的33篇文辞古奥，很难读懂；而比《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则文从字顺，很容易理解。因此他对这25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提出怀疑。［8］其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1130-1200）也“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其理由是“孔壁所出《尚书》，如《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他还怀疑《孔传》和《孔传序》说：“《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软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大麤处，决不如此软善也。如《书序》做得甚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9］

　　三、阎若璩、毛奇龄与明清其它学者关于“伪《古文尚书》案”的聚讼

　　宋代吴棫、朱熹既开怀疑孔传《古文尚书》之先河，此后学术界怀疑此书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学者梅鷟和清代学者阎若璩。梅鷟作《尚书考异》［10］和《尚书谱》［11］，认定孔传《古文尚书》就是作伪者从有关古籍中采辑《尚书》旧文补缀而成。梅氏的《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在学术史上影响很大，但在论证方面多有武断之处。对于梅鷟的《古文尚书》辨伪工作，明代著名学者陈第《尚书疏衍》卷1批评说：“近世旌川梅鷟拾吴朱三子之绪余，而诪张立论。直断谓古文晋皇甫谧伪作也，集合诸传记所引而补缀为之。”［12］甚至对梅氏《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多所肯定的四库馆臣也于明陈第《尚书疏衍》卷首提要曰：“梅鷟《尚书考异》虽多所厘订，颇胜前人；而其《尚书谱》则蔓语枝词，徒为嫚骂，亦不足以闗辨者之口。”［13］并因而未将其《尚书谱》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而只把它放在“存目”之中。

　　清代学者阎若璩在梅鷟《古文尚书》辨伪工作的基础上撰《尚书古文疏证》，对孔传《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的辨伪工作，判定孔传《古文尚书》和《孔传》均为魏晋人伪造的伪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指责孔传《古文尚书》经文本身存在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文理不合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因而论定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作伪者就是东晋献书者梅赜。他认为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中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内容相同的33篇实际上就是从《今文尚书》抄录而来，而比《今文尚书》多出来的25篇，就是把一些先秦古书中所引用的《尚书》语句辑录起来，联缀而成。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问世后，很快就风靡学术界，博得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信从和支持。针对这种情况，以博学著称的毛奇龄便起而抗争。他针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撰写出《古文尚书冤词》，力辨《古文尚书》不伪。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共8卷128条，从多方面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而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共6卷，对阎若璩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由于阎、毛二位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学者之一，同是清代“汉学开山者”，［14］因而他们的论争轰动一时。他们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广征博引，以雄辩的才能论证自己的观点，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平心而论，虽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博得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信从和支持，但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的许多驳难确实击中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及其它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者的软肋。兹姑举二例，用概其余。

　　（1）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前有一篇孔安国所作的序，即《书大序》。孔安国在《书大序》中说，他为《古文尚书》作传后二次向朝廷献书，但由于遇到“巫蛊之难”而未能立于学官。

　　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十七条中论证《书大序》为伪作。其理由是“巫蛊之难”发生于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而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前104年）而讫。”而《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则在太初年孔安国早已去世。而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从而证明《书大序》为伪作，进而可以证明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事也是子虚乌有。

　　而毛奇龄则在《古文尚书冤词》中以《史记》所记史事为内证，无可辩驳地证明《史记》记事并非终于太初年间，而是记载了许多太初之后直到征和年间的史事，其中也包括多处与巫蛊之难有关的史事，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史记》不必终太初；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于征和之后。”从而说明阎氏的推论在事理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显然，毛奇龄的反驳是符合情理的。

　　（2）《古文尚书》中有《武成》一篇，而《今文尚书》没有这一篇。阎若璩就论定这一篇是“伪书”。《武成》篇记载周武王率领军队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打败了商纣王的部队，“血流漂杵”。而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第119条中根据《孟子·尽心下》的有关记述证明今本《武成》篇是伪书。《孟子·尽心下》载：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阎氏根据这段记述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孟子已不相信《武成》。其二，今本《武成》篇中的“血流漂杵”是后人作伪。他说：“‘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语，似当日《书》辞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缘赵歧注云尔。晚出书与之同，故可验其出赵氏后。”

　　实际上，阎氏的推理似是而非，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似”、“未必”只能推出或然性判断，而他却得出“只缘”的必然性判断。因而其结论首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阎氏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因而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卷6批驳阎氏说：

　　《国策》武安君与韩魏战于伊阙，有“流血漂卤”语。此本《武成》“血流漂杵”语而习用之。古有不引经而习用其语者，此类是也。若《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则引经而反不用其语。此又一例。……旧注《孟子》杵或作卤，盾也。与《国策》语同。据此则益信《国策》用《书》词耳。［15］

　　（3）今本《古文尚书》中有《微子之命》一篇，记述周成王分封商纣王庶兄微子于宋的诰命。由于本篇为伏生本《今文尚书》所无，于是有人便断定本篇为伪书，其理由是既然周王朝“封微子于宋，当名《宋公之命》”，而不应命名此篇为《微子之名》。”对此，毛奇龄批驳说：

　　又杜撰矣。凡封有新旧，既有旧封，则虽当新封而亦称旧号。箕子只称箕，周公只称周，是也。不读《康诰》乎？康叔初封康，与微子初封微同。乃康叔封卫不称《卫诰》，而谓微子当称宋。吾不解也。岂《康诰》伪书耶？［16］

　　显而易见，毛奇龄的批驳有理有据，尤其是以成王、周公封康叔于卫时所作的《康诰》为例很有说服力。由于《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均有《康诰》这一篇，因而以卫康叔封卫不称《卫诰》而仍称《康诰》来类比微子封宋不称《宋公之命》而称《微子之命》，使断《微子之命》为伪书者无言以对。

　　毛奇龄的上述论断皆言之成理，能自圆其说，指出了阎若璩及其它论定《古文尚书》为伪书者的种种疏误。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原本共有8卷，128条，但在后来行世的刻本中却只有99条，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据钱穆先生考证，缺文原因有二；一是见毛奇龄《冤词》的驳难确实有理有据，便自行删去；二是内容调整，移入他卷。［17］前述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所驳以周王朝“封微子于宋”而疑《微子之命》为伪书的观点，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有可能即为阎氏见毛氏所驳理据充分，因而便自行删去。由此可见毛氏《古文尚书冤词》的学术价值不能低估，更不应否定。

　　乾嘉以降，虽然这部《古文尚书》遭到空前的普遍怀疑，但相信本书是真古文献并为其进行辩护者也一直代不乏人，不绝如缕。如方苞（1668-1749）撰《读古文尚书》、赵翼（1727-1814）撰《陔余丛考》、郝懿行（1755-1823）撰《尚书通论》、陈逢衡撰《逸周书补注》、洪亮品撰《古文尚书辨惑》、《续古文尚书冤词》等等，支持毛奇龄的观点，力辩《古文尚书》是真古文献。但更有惠栋（1697-1758）著《古文尚书考》，王鸣盛（1722-1797）著《尚书后案》，段玉裁（1724-1815）著《古文尚书撰异》，崔述（1740-1816）著《古文尚书辨伪》，丁晏（1794-1875）著《尚书余论》，支持阎若璩的观点，尤其是乾嘉年间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昀（1724-1805））及其它四库馆臣旗帜鲜明地支持阎若璩，而反对毛奇龄的观点，致使阎若璩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把这部《古文尚书》断为伪书的观点几乎成为定论。

　　至于这部梅本《古文尚书》及《孔传》的作伪者究竟是谁，历代辨伪者言人人殊，说法不一。明人梅鷟认为是皇甫谧伪造；清人丁晏则认为作伪者当是王肃；王鸣盛则认为作伪者不是皇甫谧就是王肃，二者必居其一；阎若璩、惠栋等认为作伪者就是东晋献书者梅赜；陈寿琪《左海经辨》与近人陈梦家《尚书通论》以为作伪者当是东晋人孔安国；清代末年，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认为作伪者是西汉末年的刘歆。近人蒋善国《尚书综述》则推论是西晋五经博士孔晁所作。……然而这种种推论都存在着漏洞，难以自圆其说，没有一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尚书·尧典》正义引十八家《晋书》佚文，清楚地记载着晋代《古文尚书》自郑冲到梅赜的传承统绪。李学勤先生对此已经作过论证，认为东汉中晚期，梅本《古文尚书》已逐渐传播流行，这种传本的《古文尚书》的出现要早于被怀疑为作伪者的王肃、皇甫谧、梅赜等人所处的朝代，因而王肃、皇甫谧、梅赜等人均不可能是作伪者。［18］因而对于梅本《古文尚书》的作伪者到底是谁这一问题，甚至连当代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刘起釪先生也只能在《尚书学史》中认为：“这是一件在已有文献条件下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19］原因何在？是不是这部《古文尚书》根本就不是伪书，根本就没有作伪者呢？这个可能恐怕难以排除。

　　四、当代学术界对“伪《古文尚书》案”的重新审视

　　在清代至近代一浪高过一浪的疑古辨伪思潮的巨大影响下，现当代学术界在很长时期里几乎众口一辞地判定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许多实际上对《古文尚书》并无深入研究的学者也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发出了“矮子观场”般的阵阵喝彩，甚至把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视为学术“败笔”。近现代学术界甚至在称引这部《古文尚书》时径称之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上世纪进入民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这部孔传《古文尚书》被判定为伪书几乎成了定论，几乎听不到为其辩护的声音了。只有符定一在1927年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谊》对康有为论定孔传《古文尚书》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力的驳斥。［20］直到1970年才再度出现了为《古文尚书》辩护的呼声。台湾的王保德先生连续发表了《〈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21］和《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22］两篇长文。但学术界对他的呼声反应较为冷淡。到上世纪末，随着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人们对这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均有《缁衣》篇，此篇见于小戴《礼记》，为今本《礼记》第三十三篇。两个简本的《缁衣》篇与今本《礼记?缁衣》的内容大同小异，应视为同一篇的不同传本。简本《缁衣》征引《尚书》多条：其中不仅有今、古文《尚书》都有的《吕刑》、《康诰》、《君奭》等篇目的文字，而且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所没有的《尹诰》（今本《古文尚书》无此篇名，该条引文在今本《咸有一德》篇内）、《君牙》和《君陈》三篇《晚书》的文字。现在传世的被判定为魏晋人所伪造的《晚书》内容竟在战国时期的楚墓中被发现，其学术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据整理者研究，这两批竹简书写的时间下限是战国中期。由此可见，简本《缁衣》所征引的多条《古文尚书》的文字肯定是未经汉魏人改动的真《古文尚书》。郭沂先生据此认为：“这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不伪。”［23］吕绍纲先生则认为：“郭店简本《缁衣》征引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陈》三篇4条古文《尚书》，从中多少能看出一点问题。至少，阎若璩的结论从此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不可以讨论了。……清人关于晚出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以再作讨论。”［24］王世舜先生通过对这4条引文与今本《古文尚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说：“如果将郭店楚简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期，那么，简本既然引用了……《古文尚书》中一些篇章的文字，可证《古文尚书》……于战国中期已在流行。由此也就有理由认为两汉及魏晋时代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时代《古文尚书》的传本。……如果《古文尚书》在战国中期就已在流传，那么，《古文尚书》的伪造者当是战国中期或战国中期以前的人，而决不可能是晚至东晋时代的梅赜。”［25］

　　杨善群先生近年来也发表了系列文章，支持毛奇龄的观点，认为《古文尚书》并非伪书，指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证伪”的八种手法是：一、主观武断，强词夺理；二、颠倒先后，混淆是非；三、吹毛求疵，故意找碴；四、信口雌黄，胡乱拉扯；五、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六、自相矛盾，莫名其妙；七、虚张声势，乱凑条；八、二难推理，反正是“伪”。并批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证伪运用了八种手法，但绝大部分证据都似是而非，不能成立。”［26］

　　历代把孔传《古文尚书》“证伪”的一条重要理由,是由于先秦两汉许多古文献中有许多引用《古文尚书》的文句，因而证伪者便认为孔传《古文尚书》就是作伪者在广泛收集这些“引文”、“用文”的基础上，连缀成文，伪造出《古文尚书》25篇。应该说这样的证伪方法，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先秦两汉许多古文献中所引用的《古文尚书》的文句，固然有可能成为作伪者的作伪材料，但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作伪问题，这些文句本来就是从这部《古文尚书》引用而来。显然，这样的证伪思路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因而当代学者姜广辉先生虽然同意梅鷟、阎若璩把孔传《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观点，但却并不认同这样的证伪思路。他说：“虽然找到了《古文尚书》与其它文献蹈袭雷同的证据,但却不能判定两者究竟是谁抄谁。梅鷟以及其它许多考辨者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从此点出发,将所有发现的蹈袭雷同之处皆作为《古文尚书》缀辑逸《书》而造伪的证据。但《古文尚书》是伪作的预设立场恰恰是应该检讨的。”［27］

　　杨善群先生则专门撰写《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得出六条反证，阐明《古文尚书》决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28］

　　刘建国先生则撰写《古文尚书伪书辨正》，通过对《古文尚书》证伪者所列举的先秦旧籍中引用的《古文尚书》的文句的分析，批驳了证伪者的观点，得出结论说：“由上述可见，所有先秦诸子引《古文尚书》之文，皆证明《古文尚书》是真书，而非伪书。所谓抄书伪造《古文尚书》一说的根据可以休矣。”［29］

　　郑杰文先生则通过对《墨子》所引《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汉代新出“百两《尚书》”、东晋梅赜《古文尚书》等40条文字的比较研究，认为流传至今的伏生《今文尚书》确为战国古本；孔壁《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所传多种《尚书》选本中一种流传很不广的思孟学派的选本；梅赜《古文尚书》不但与《墨子》之《尚书》引文不同，而且与16种先秦文籍中163次《尚书》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赜抄袭前世古籍中《尚书》引文而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传《古文尚书》的真实传本，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晋书》中所述的《尚书》在魏晋时的传授系统及梅赜所献《尚书》事件，乃至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的可靠性等，便不能简单否定，而应重新研究。或许，梅颐所献《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藏、所传的《古文尚书》的战国选本。［30］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2005年，国学网站先后发表了张岩的《阎若璩〈疏证〉伪证考》和离扬的《〈尚书〉辑佚辩证》两篇长文，揭示了阎若璩论证上的致命缺陷，得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的观点。后来，张岩先生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审核古文〈尚书〉案》一书，全面系统地批驳了阎若璩等人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观点，指出阎氏书中使用了“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并认为“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31］本书不仅从文献学、逻辑学、历史地理学、历法学等多方面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主要理由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考证和批驳，而且还对清代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同证伪孔传《古文尚书》的论点进行了认真、缜密的辨析和反驳。库馆臣在《尚书正义提要》中说：“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指判定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之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余、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张岩先生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对这四条“证据”进行了详细精到的考证，断言“其提出过程明显存在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的‘作弊’现象，没有一条可以构成证据，都是‘灼然不可据’；并且，其中还包含一条不容忽视的相反证据。”其说甚是。［32］

　　此外，张岩先生还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利用现代计算机检索、统计技术对今、古文《尚书》与其它二十余种先秦两汉时期的参照文献的“字频”进行了统计分析，选出《尚书》与其它参照文献万字含量（或多或少）明显不同的108个常用字，作为“《尚书》用字量特征字群”。然后对这108个字在《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中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这108个常用字在今、古文《尚书》中的平均万字含量（字频）基本一致（今文47%：古文53%）。于是从如此接近的字频得出结论说：《古文尚书》“‘作伪’难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33］

　　应该说张岩先生的《审核古文〈尚书〉案》是迄今为止对《古文尚书》证伪者批驳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著作，许多许多论断击中了以阎若璩为代表的孔传《古文尚书》证伪者在学理和逻辑方面所存在的漏洞和软肋，足以证明阎若璩等人的《古文尚书》证伪工作确实存在着“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34］的弊端。

　　综上所述，可知阎若璩等人将传世本《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结论已经发生了动摇。虽然目前彻底推翻阎氏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起码说明阎氏的结论远非定论，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而毛奇龄等人对阎若璩等人的驳难以及为传世本《古文尚书》所作的论证和辩护日益显示出其学术价值，是难以简单否定的。

　　[附记]2008年7月，清华大学获得校友捐赠的从境外拍卖所得的两千余枚竹简。经过专家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当是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据报道其中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甚至网上有传言说其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中的《武成》篇。诚如是，则庶几有望解决聚讼千年的“伪《古文尚书》案。2009年1月14日笔者趁去北京出差的机会专程去清华大学拜访主持这批竹简保护和考释工作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向他求证网上传言的真伪。他告诉我说：这批竹简中确实发现了一些《尚书》篇章，但并未发现《古文尚书?武成》，网上传言不实。至于这批竹简中究竟是否有传世本《古文尚书》的篇章，现在还难以断言。因为对这批竹简的考释研究工作现在才刚刚开始，估计整个考释研究工作至少要十年以上才能完成。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2］司马迁《史记·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3］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

［4］班固《汉书·刘向（附子歆）传》，中华书局，1962年。·3·

［5］范晔《后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5年。

［6］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正义曰，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

［7］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1页。·4·

［8］吴棫所著《书裨传》今已不传。其说见于梅鷟《尚书考异》卷1《古文二十五篇》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9］朱熹《朱子语类》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10］梅鷟《尚书考异》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11］梅鷟《尚书谱》5卷，《续修四库全书》第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孔氏藤梧馆抄本。

［12］陈第《尚书疏衍》卷1《尚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13］纪昀等《〈尚书疏衍〉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78页。·5·

［15］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16］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

［1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8页。

［18］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29-331页。

［19］刘起釪《尚书学史》，第361页，中华书局，1996年。

［20］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4页。

［21］王保德《〈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文坛》124-129期，1970年10月-1971年3月。

［22］王保德《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建设》26卷8期-27卷3期，1978年1-8月。

［23］郭沂《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论纲》，《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24］吕绍纲《〈郭店楚墓竹简〉辨疑两题》，《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院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

［25］王世舜《略论〈尚书〉的研究和整理》，《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6］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7］姜广辉《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8］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29］刘建国《古文尚书伪书辨正》（上），《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30］郑杰文《〈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8·

［31］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32］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1页。

［33］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第29-33页。

［34］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