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的新视野——读龚鹏程的《》
近年来，国学大有复兴之势。且不说各大学纷纷建立国学院，单就百家讲坛那几个人火爆的程度，我们就可了解到现下国人对国学的渴求程度。于是，各类有关的教材也大行其道，但仔细读来，现在的教材多不能使人满意。翻翻最近市面上通行的国学教材，或因袭前人如章太炎、钱穆等人的旧作，像朱维焕的《》等；或通而论之，以方法见长，如杜松柏的《国学治学方法》；或流于文献的讲解，如刘兆佑的《国学导读》。当然这些作品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学者的著作，观点有些陈旧，还有情可原。就是最近写的教材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像 詹杭伦 先生的《国学通论讲义》。 詹 先生写作本书的宗旨是好的，试图综合百家、熔铸经史。但给人的感觉却总像只是各科资料的排比，不但未能熔铸，反而是将各学科割裂，最终使古汉语不像古汉语，文献学不像文献学，历史不像历史，哲学不像哲学，成了 “ 四不象 ” 。近读 龚鹏程 先生《》一书，颇有新意。其视角之新，见解之高，令人叹服。读而有感，寻而录之。
一、炫识不耀博
国学研究之内容，通而视之，乃为历史研究（曹胜高师《论国学及其研究之门径》）。而古人治史，又讲究史识、史学、史才。如唐代的刘知幾就曾说过：“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1]在这三个因素中，史才是先天而生的，不可勉强。史学是后天积累，可以通过努力而来。唯独史识是先天的史才与后天的史识相互碰撞而来的，故最难得。按梁启超的理解，史识就是指观察力[2]（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而笔者却认为史识是观察力与理解力二者的结合，非独观察力一个方面，所谓的理解力则是指作者的独有的研究思维和意识。
龚鹏程先生之才与学，两岸学人是有目共睹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学术成绩，我认为主要的是他具有高超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他研究国学就是从史识入手，而不是炫耀才学，靠资料的排列来取胜。具体到本书当中，作者的史识主要体现在他如何迅速系统的掌握国学的治学门径和对治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上。如在自序当中，作者就自称：“不说别人，我自己就博贯四部、博摄九流、兼综三教。……以我之鲁顿，做到这一步，也不过就花了三几年工夫。在我大学时期，便已把国学诸领域大抵摸熟了，掌握了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以后不过渐次精修，并与西学新学相孚会、相激荡、相印发而已……。”（序言第1页）作者这番话，当然不是自夸之词。但以有涯之生命追随无涯之国学，他又如何做得到？以笔者浅见，是作者运用了新的思维和方法。
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单独列出了《方法》一章，让我们见识到了他是怎样只用了“三几年”的工夫就做到了“博贯四部、博摄九流、兼综三教”（序言第1页）。作者以为，要研治国学，应具备系统性思维和方法意识。具体来说，要养成系统性思维，就首先要熟悉材料。材料的熟悉要经过具体性的了解（就是虽然不能全面的了解材料，但也要对其有具体性的认识。）即熏习，也即博览。其次要离章辩句，即精读，也即如古人所做的诵读圈识的功夫；最后要做到知类通达，就是读书时要运用目录之学去作一番辑录、比较的工作。这样研究某一问题，知道在某一类中，才能更好更快的找到材料，寻出线索。三者融而贯之，才能让思维逐渐的系统化。至于要有方法意识，就是研究国学不要拘泥于某一具体方法：如辑佚、训诂等。而是要掌握运用某种方法的方法意识。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具有了方法意识，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至于面对茫茫的国学海洋而不知所措。
《》一书，就是作者系统性思维和方法意识的具体体现，也就是作者引以为傲的史识的具体体现。
二、以西学视中学
龚鹏程先生治学，涉及范围之广，在当今学界恐怕少有人能够匹及。其深广的学力可说是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如在本书的自序中，他就以“通人”自诩。不过别人如此说也许有自夸之嫌，而龚先生却确实有这样的资格。龚先生的“通”联系到本书之中，除了能看到他打通本国的文史哲及社会学科外，还显示出他治国学的另一个特色，即是对外部参照系的引进。
其实说到“国学”这门学问，本来就是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发展起来的。自从明末以降，西学就对中国本土的学术产生了冲击。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更看到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而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对中国本土学术进行了反思，从而形成了清末民初的国学思潮。
而龚鹏程写作的《》一书，之所以与前人如章太炎、钱穆等人的国学著作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他引进了外部的参照系。如在讨论方法的熏习时，他引进了支持意识；在讨论方法与思维时，引进了国外的归纳法、演绎法、推论法、证明法等。讨论语言文字，也是将中文放入世界语系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语言的特殊性。即使是讨论中国最为本土化的治学方法训诂时，作者也是通过与国外的诠释学对比中，展示中国的另成风景。另外，在探讨经史子集以及三教时，作者也无不是通过中外的对比，进行比较研究。
这样正是通过对外部参照系的引进，一方面使作者视野不仅立足于一国，而是具有世界眼光。另一方面通过与外部的对比，又可以凸显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质。我们知道，龚鹏程先生好做翻案文章，其论述观点往往能发前人所不能发，正是他能够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质。举例来说，龚鹏程曾专门做过道教史的研究，在整本书当中，他对道教的论述最为精彩。他研究道教的性质，正是通过道教作为中国最本土的宗教，与其他宗教有着明显的差异来展开讨论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的差异，一方面表现在斋祭上，即不饮酒不食肉，不以血食之物为牺牲上供；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女性的态度上，其他宗教都有歧视女性的传统，而道教则情况复杂，但总的来说道教还是并不鄙夷女性的，这与道教不忌讳“性”的态度有关。而追根刨底，道教之所以有这张种特质，还是与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贵生”的观念有关的。不独如此，作为外传宗教的佛教也是如此，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吸收，形成了独立发展的一派，迥异于其他各国的佛教流派。
《》中关于中西对比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讨论。
三、纵横兼通
司马迁为了达到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的目的，创立了一套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而正是这个宏大的框架展现了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也成了后人仿效的对象，由此可见一部书的框架于全书的主旨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对于国学概论性质的书，迄今为止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还是章太炎和钱穆两先生的《国学概论》。两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国学问题，因而所写著作的体例也因人而异：章太炎从横的方面入手，按照国学的派别，从经学、哲学、文学三方面分而述之。而分述三个方面时，又用纵向的线索勾勒了国学的整体风貌。这可以说是横通与纵通相结合的结构框架。钱穆先生则只从纵通的方面探讨国学问题，按照历史分期分为十章，如第一章讨论孔子与六经，二章讨论先秦诸子……第九章讨论清代考据，最末一章讨论最近期之学术思想。按照钱穆的这种写法，只是写了一部中国学术史，并不能全方面的展示国学的内容。所以，以笔者浅见，尽管章书体例也不能涵盖国学的全部内容，但较之钱书似乎要更好一些。
也许是由讲义整理出来的缘故，龚先生在吸取前人体例基础上，又增进了自己的特色。《》一书分甲乙两篇：甲为门径篇，介绍基本资料、知识与方法；乙为登堂篇，评述民国时期的国学运动，算是对特定问题的特殊分析，使我们了解前人是如何治国学的。这种由登堂而入室的体例对那些对国学一知半解的现代人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而在门径篇中，作者书中的体例亦显示了其对国学研究的整体把握。第一章为总括，介绍国学的名义；第二至六章讲材料、方法、语言、文字、训诂等治国学应具备的基本能力；第七至十章讲四部，为经史子集；第十一至十三章讲三教，儒道佛；最后一章为门径篇之总结。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由了解国学名义、掌握治国学的能力、了解具体材料、最后培养治国学人的精神意态。这样一气呵成，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不至于太过突兀。
另外，前面说过，由于作者高超的史识，具体的每一章中，也是新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如在第十章中，作者还首次将丛书与总集、别集、全集并列，列入了集部当中。这样在大框架的基础上添加新结构，从而使整部书的体例更加圆融完整。作者认为，由于丛书太过芜杂，所以传统上集部并无丛书一项。而作者之所以将丛书列入集部当中，是觉得泛览丛书有助于开阔视野。
四、瑕瑜互见
不过，白壁微瑕。《》固然新见甚多。但不可避免，也有不少作者自身的成见。也许是作者做惯了翻案文章，他敢于对前人的一切知识产生怀疑，这当然是社科学者所必备的一种素质。但要怀疑前人著作似乎应该先要提出能够驳倒前人的证据。这就牵扯到了本书的一大缺点：重理论而不重考据。例如在介绍治国学的方法时，作者一一向读者介绍了目录、版本、校雠、辑佚等而独独忽略了乾嘉学派的学者们用功最勤的“考据之学”。这不得不说是作者有意为之。而且作者在《登堂篇》中所写的一篇质疑清华国学院教育的文章中，公开的批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考据”为以“材料”为“证据”、以繁琐为精密，还说他们能创通大义的，其实并不多。作者认为王、陈等人只是学者，对思想上缺乏开创性。这话固然有一定道理，笔者也认为王、陈等人为学者有余，而不能被称为思想家。但并不是每个学科都要出现思想家的。作者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考据学产生的背景。正是因为宋明理学时代出现的思想家太多，而致使当时人人尚空谈而不重实学。于是，清代学者如顾炎武等愤而转向了考据之学。当然考据之学有其自身的缺点，但也不能一笔抹煞，只字不提。而且对待前人，也不能要求过苛。王、陈等人正处于清代考据学的末期，他们能自觉的结合语言学进行考证，并能开创一代学风，已属不易，并不能损害其大师地位。
而且作者既然想要写一本关于的书，似乎不应该只是这样的泛泛的介绍材料、知识与方法。应该对某些基本知识如主要典籍介绍和重要的学术流派的沿革（如今古文学派等）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做一些介绍。而且空讲方法，不以知识和材料为依托，似乎也并不能使人彻底信服。其实龚先生学问很好，但是这样的藏而不用，是我们对整本书的感觉是思想重于学问。
也许是由讲稿组成的缘故，限于篇幅作者未作详细的介绍，这还有情可原。但作者研究既然号称是立足于中国本位，在探讨外来宗教——佛教的历史时，却只是探讨它在世界范围内流派的沿革，完全忽略了佛教在中国境内流派的演变。毕竟从南北朝开始，佛教在中国已经彻底的于中国文化相融合了，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域的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也正是如此，它才能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千年之久。作者对此，竟然只字为题，很让我们感到惊异。
另外作者将本书分为甲乙两篇，以甲篇为主体。乙篇则是由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几个书评组成的。这个固然有特色，但在整部书中似乎显得不太协调。不如列为附录，更能为读者接受。
总之，《》作为出现在新世纪的一本著作，其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见解迥异于前人所出的同类著作，为我们重新审视国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其开创意义必然是承前启后的，所以这是一本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本著作。
注释：
[1]参见《旧唐书·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03173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古籍1998年版，第164页
[3]《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02735页
（《》，龚鹏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