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西安》的遗憾

  凡是读过吴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的人,都敬佩作者的史学功底:考证、绍介竟是那样得体、自如。然而,清朝末年的西安,民国初年的西安,又是怎样的面貌呢?我们都盼望着一部填补空白的书,终究等来了贾平凹的《老西安》。

  《老西安》是以其特有的面貌展现其风采的:图文并重而互动,既可单独欣赏贾平凹之美文:常常叹服于他那流畅的文笔,营造出的古朴与雄浑;又可细细品味一幅幅精致的照片,每一幅苍凉的背后,就是一首诗——把我们的沉思带入汉唐的落日里,或定格在秦砖汉瓦的尘埃上。

  编《老西安》碰到的棘手问题是图片难觅。照片的稀少,这的确是一大遗憾。这又偏偏成全了没有经过严格史学训练也敢揽活儿的贾平凹。若照片繁多,得按图释文,要想写出知堂老人那种洗炼的说明文字,非贾平凹之长。因此,在结构上贾平凹依然坚持古朴、雄浑的整体效果,将全书仅分为三章:秦砖汉瓦;不敢谈繁华;斯文之地、灵性之地。这也是贾平凹的聪明之处吧。因为要拿出史学上的专著或随笔(即使是普及性的读本),那是要耐得住寂寞的,要坐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冷板凳的。

  《老西安》一书,除第一章因年代久远,史实显得单薄外,其余两章还算写得较为精彩、厚重——聊胜一些导游文字吧。别人写烂了的人物和事件,且写得颇具情趣、独领风骚。贾平凹笔下的赵舒翘、牛道廉、李二曲、于右任、吴宓,均还有一番气象在。写二虎守长安,写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真是惊心动魄,悲壮惨烈。写李先念旧居前的古龙松,写南院门风土人情,写长安棋圣赵拴柱,作者不仅传达出许多信息,并把个人的独特感受融入事理之中。

  然而,写什么不写什么,并非显现出作者的史识与史家的良心,而是仅凭其兴趣和自己手头的材料。我总觉得,陕西一百年来,在学术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是吴宓。其紧追陈寅恪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且不说贾平凹不谙西文难窥吴宓之殿堂,稍微翻翻他那浩瀚的日记,就知道吴宓的分量了。这些都不说,仅以其一人办《学衡》之力,抗拒那么多的名流学士,非大无畏而不办啊。关于于右任,作者写了那么多,还不及董桥的一篇千字小文《于右任家书八叶》——抓住了于右任的灵魂。

  即使这些“埋怨”都没说,贾平凹在史料上的硬伤也忒多了点!先说几处写到胡宗南,仿佛一无是处,且患有花柳病。这下笔太轻率了。且不说参考香港、台湾、海外的研究成果,范长江在破庙里采访满手冻疮的胡宗南,总要读读罢。若不了解胡宗南不打败日本鬼子不结婚的誓言,而且是把日本鬼子挡在潼关之外的胜利者,吾辈亦不可一概否定历史人物的功过为好。

  作者认为尚德路、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查《三辅黄图校注》、《唐两京城坊考》,皆无。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西安人都知道,西安城之如此规模,起源于明代,街坊、建筑早就跟汉唐没有什么特别紧密的关系了。

  贾平凹在《老西安》中还这样写道:

  1923年康有为被陕西督军延请入陕,老夫子颇为风光,所到之处参观、讲学、吃宴,并要在众人的叫好声中留下墨宝,“应无所往”就是那次写就的。他乘兴而来,每到一处恭维的话听得耳朵也磨出茧了,总不免要谦虚一句“老而不死了”,没想到待他离开西安却十分败兴,西安城从此留下了一幅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寿而康”。事情是这样的,康有为去了一趟碑林博物馆附近的卧龙寺,卧龙寺的和尚见是康有为,便将珍藏于寺内的举世珍籍《碛砂藏》拿与他看,康有为当然知道它的宝贵,借口拿回寓所翻阅,竟不再言送还而匆匆离陕。待他的车马一走,寺里和尚立即呈报督军府,众人一片哗然,以李仪祉为首的一批地方名流力主要讨回珍宝,但康有为是何等人物,又怎么当面剥他张贼皮呢?和尚们就紧追不舍,一直到了潼关追上,拦道挡马,婉言说了康夫子学富五车,见识广博,别人都不识《碛砂藏》,只有您慧眼识得,遗憾的是此经书1532部,6362卷,你看到的是卧龙寺分藏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于开元寺,若先生喜爱,不几日将全集装订一起了给先生送到府上过目。如此云云一番巧说,康有为哈哈大笑,交出了《碛砂藏》,还说了一句“我明白孔子为什么西行不到秦了!”康有为做了一回贼,可他是性情中人,并不羞耻而成全了一段饭后茶余的趣话。

  贾平凹的这段文字也极为轻率,且错误迭出。对史学界早已否定的所谓“康圣人盗经”说,还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委实太守旧而无知了。

  请看张林岚《西安回访记·鲁迅讲学的西北大学》(新民晚报2000年8月6日):“此前一年,康有为曾应邀来西安讲学。为了借卧龙寺所藏的宋版明印《碛砂藏》赴沪影印一事,跟西安文化界人士闹翻了脸,忿忿离去。”仍是写同一件事,张林岚就能实事求是,只言“借”,而决不说什么“贼皮”、“做了一回贼”。

  关于所谓“盗经”风波,有代表性的说法共有四种。一、马凌甫之说。二、郑志毅之说。三、刘安国之说。四、孙伏园的调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而,贾平凹的老师单演义教授,早在1990年4月出版的专著《康有为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曾这样写道:

  (以上四说)无论何种,言其“盗”经,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带有人身攻击性质。

  对康有为“盗经”风波,郑志毅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无其他原因,康氏换经有言在先,经卷又未带走一本,其中纵有不慎重之举,亦非重大案件,自无兴师动众,哗动舆论之必要。换经一事终酿成一场“风波”,确实是因康有为来西安讲学引起了“一场新旧思想的冲突”,进而“形成了反对康有为和支持的刘镇华的政治斗争,至于‘康圣人盗经’之说,亦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总之,康有为发现这部孤本的《碛砂藏》保存不善,打算借去影印,确为保存祖国文物古籍的善举。至于以后终得影印出版,未尝没有康有为首倡之功。公允地说,并不存在“盗经”之事,康有为蒙受的不白之冤,历史已给了洗雪。

  贾平凹的《老西安》,很缺乏史学的训练与钩沉,常识性的硬伤随手可拾。兹再举一例:那副对联的横额应是四字:“王道无小”。此乃谓南人武念堂所作。这句对联的上句,是依据《礼记·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下句是依据《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联横是根据“王道无小康”。这些均是歇后语的运用,以语多俳谐,故语末之词,隐而不言。合而言之,即“康有为”是“妖孽”,是“贼”,是“国家将亡,必有”的恶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的东西。这些皆为“兴师动众,哗动舆论”之詈骂,亦可见老陕骂人之绝门。读者若轻信贾平凹的不实之言,定会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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