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學人寄語

　　 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之入中土，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遭到解體，誠是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但中國文化真正遭到深刻挑戰的則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現代化。

 　　中國是“命定地”走上現代化的，惟中國以此而出現發展的大機運。但在現代化的深化過程中，以儒學為基底的中國人之生命型態及中國人之意義結構都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秩序”正面臨解構與重構。

　　在跨世紀之前夕，中國人最應深省的是中國文化與“現代性”課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文化是一被變項，也是一自變項，現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現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沒有可能出現“中國的”現代性？主要視乎中國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應現代的普遍性問題。

　　中國現代性之建構亦是現代中國的文化秩序的重構。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副校長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三日

编    後

  　　本期“文史新篇”專欄刊出的李澤厚先生的《論語今讀》前言，以及《論語》“學而”、“為政”兩章今讀示例，是作者一部新著的選篇，我們對澤厚先生給《中國文化》以優先發表的機會，特致謝忱。

　　漢唐以來，釋證《論語》之作多矣。李釋之特點，是不拘舊說，“以意逆志”，化百家為一家，“今讀”之“今”字有充分體現。作者的大判斷，是在學理上把孔門儒學定位於“半宗教半哲學”，不失為孤明先發之見。文中有這樣的話：“儒學、孔子和《論語》這種既非宗教又非哲學或者說半宗教半哲學的特徵，我認為是真正的關鍵和研究的起點所在，但在今日中國學術界卻很少被注意或強調。”《今讀》正是以此為出發點，通過“譯”、“注”、“記”的詮釋方式，對《論語》這部儒家經典進行了既解構又重建的工作。

　　余英時先生的《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一文，是他參加東京儒學會議提交的論文，經過擴充改寫，成為一篇頗具份量的學術史論文字。在題旨上，可以看作是本刊第六期所載《錢穆與新儒家》的續篇。而探討方式，仍然是在追尋中國傳統思想發展與轉化的內在理路。文中寫道：“我的基本假設是明清儒學中某些新傾向，恰好構成了現代儒家接受西方觀念的誘因。”那末明清儒學的新傾向、新基調到底是什麼？英時先生說：“明清有濟世之志的儒家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綫，轉而采取了‘移風易俗’的下行路綫。惟有如此轉變，他們才能繞過專制的鋒芒，從民間社會方面去開辟新天地。”對明清儒學基調給以新的定位，是該文的重旨。而文中最能引發人們興趣的地方，是結語部分對未來儒學所作的展望。

　　第一、英時先生認為，由于辛亥革命以還儒家整體建制的崩潰，儒學盡喪其依托，已變成“游魂”，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下可能再恢復往日儒學的主宰地位了。第二、儘管如此，在二十世紀又是儒家道德資源在中國發揮得最酣暢的世紀。這個游魂有兩千多年的憑借，一時不會散盡。第三、英時先生指出，長期累積的儒學道德資源到今天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是一個加速浪費卻不曾增添新的儲蓄的局面。第四、儒學的未來轉變，恐怕主要在“日用常行化”、“人倫日用化”方面，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應該放弃。因此再次對“內聖外王”之說提出了質疑。第五、從“日用常行”的觀點看，儒學傳統中所蘊藏的精神資源街有待於深入發掘。第六、現代儒學在“日用常行”方面究竟該具有什么樣的實際內涵，應該是有志于重建現代儒學的人深入研究的大課題。上期本刊主編與英時先生的訪談對話，涉及到相權問題、公領域和私領域問題，此文中又有進一步的闡發。

　　今年五月在港島舉行的“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上，圍繞余英時先生的《錢穆與新儒家》一文，與會學人有新的論說，特別是劉述先教授的《對于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長文，是與余英時先生直接交鋒的，對當代儒學的理念、內涵及命運作了不同的分梳，本期“文化學術動態”專欄郭齊勇的文章對此有較詳盡的報道，讀者可參看。回應的全文，包括上篇《理學、經學與史學的融通：由方法學的觀點論＜錢穆與新儒家＞》和下篇《當代新儒家的自我反省與定位》，共四萬余言，已征得劉述先教授的同意，將在今年秋季號《中國文化》(總第十二期)上一次刊出，謹此向讀者預告。

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編後谨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