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30期（2009年秋季号）

學人寄語

　　舊時在臺灣創辦佛光大學時，邀雷驤、黃春明為圖書館作了兩組藏書票，他們鼓勵我也做一組，遂塗鴉為之。其中有一款，繪一小人閑坐，題詩於上，曰：“久矣讀書忘歲年，優遊經籍樂其天，庭前唯見花發落，珍重人間自在緣。”記得當日題這詩時，幾乎落筆即是，比曹子建七步成詩還要迅捷。非我才華更高，實因這是我一貫的態度、長期的想法，幫不假思索，沖口而出。

　　此詩其實亦卑之無甚高論，講的無非是一種讀書人的狀態。只不過，這種狀態，在今日，或要被歸類為“傳統的”。事實上也就是老古董，不合時宜的。

　　合乎時宜的學者，現在不能讀書忘歲年，因為每年都有新課題、新專案要申報、要立項、要送審、要接受年檢、要填交總結成果。他也不能優遊經籍，自得其樂，因為讀書是為了找研究課題，要覓冷門、找熱點，拾遺補缺，尋虛搗隙，撰寫論文，刊載於某某核心刊物，或爭取列入SSCI、AHCI。何況，現在基本上也不讀經籍，只看論文、期刊資料，或乾脆上網下載了。新時代之學人既已如此，何能自在？若不幸暴得大名，上電視、開講壇，或四下走穴，更是忙得不可開交，讀書自樂、體會天地自然之生意，恐遂愈發不可得了。

　　也就是說，老式的“讀書人”，跟現代的“學人”，乃是兩類不同的人。前者讀書養心，可以自樂其天，愛看什麼書、怎麼看、如何受用，都是自己的事。現代學人則譬如工廠職工，讀書乃其工作，工作還得有產出成果。論文、研究報告、技術專利、學生培養等即是他的產出，不由他決定。生產什麼、什麼標準、多少產量，均由機構決定之，他只需配合。若不能或不願配合，就得捲舖蓋走人，喪失了學人的資格。

　　在現代這樣的學術生產體系中，唉歎古風不存，是沒意義的；緬念舊日讀書人之樂，亦只是詩興勃發時這一點感慨。若想螳臂擋車，逆拒潮流，恐怕也很快就會慘遭滅頂；如欲號召義師，弔民伐罪，大約也很難真正糾集同志。

　　但，情況雖然如此不利，我們還是可以給自己一點空間。除了寫那些交差的、應景的、公式化生產的論文之外，給自己一點時間，不帶任何目的地讀點“閒書”，或自作一二筆記、或與一二素心學友函劄談心論學，或遊藝詩文琴曲，或自作名山之業，不逐俗世聲華，都不是太困難的事。至不濟，亦可優遊經籍，暫時擺脫知識工人的身分，得到單純讀書人的快樂呀！

龔鵬程

2009年10月

编　　後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國文化》2009年秋季號。長期護惜本刊的季羡林先生、任繼愈先生和柳存仁先生，接連在今年的夏秋之間離開我們。還有與本刊文字往來密切的卞孝萱先生、舒蕪先生，也在不久前辭世。這使得今年的學術秋天倍添寂寥，故特於“學林人物志”專欄聊寄辦香。

　　季、柳兩先生是本刊的學術顧問，他們有多篇文字在《中國文化》刊載。季先生的文章，包括第一期的《新博本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第十五和十六張譯釋》、第二期的《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筆談》、第四期的《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am＞U的現象》、第九期的《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第十五十六期合刊的《牛棚生活》，共五篇。柳先生的文章計有第十期的《馬來西亞和漢學》、第十一期的《道教與中國醫藥》、第十三期的《藏文本羅摩衍那本事私箋》和《古代的幽默》、第十九二十期合刊的《關於圖理琛的＜異域錄＞》和第二十九期的《金庸小說裏的摩尼教》，共六篇。季之專學獨擅在梵文和吐火羅文的研究與翻譯，柳之專精為道教和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兩人所賜文均為其專學領域的典範之作。

　　《中國文化》創刊之初，季羡林先生嘗說“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讓人不相信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還會有這樣一本刊物問世。後來因資金不足而無法按時出刊，亦為季先生所關切，一次竟派弟子專程詢問究竟，得知尚可维持方放下心來。柳先生也曾為此系念於懷，2006年一月二十曰的信裏寫道：“承示及《中國文化》因乏固定基金支持，故往往脱期。此意弟亦有時有此同感。然回顧此刊物之初露頭角，實在二十年前改革開放之草創時代。其時大學哲學系初開班，請遠方學人如杜君维明來講儒家思想，又創辦文化書院，聲勢浩大，功在社會，實不可没。且刊物迄今仍在京港及臺灣三地發行，此於促進兩岸知識界之認識，厥功尤偉，似不可輕言停頓。”季、柳等老輩碩學的鼓勵與期許，實為我們困知勉行的力量源泉。如今刊物得造物眷顧，交郵局發行，不再脱期，然老輩獎掖學術的拳拳之殷，我們豈敢或忘。

　　此期刊載柳存仁先生的《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途徑和方法》一文，就是為表達我們的缅懷之意。柳先生此文系1996年十月在香港浸會大學“潘重規先生學術講座”所作的一次演講。潘字石禪，是太炎先生大弟子黃侃的高弟兼東坦，以治敦煌學和紅學名世，長期執教臺灣文化大學，與柳先生交誼甚篤。所以柳先生講論的内容，主要以季剛先生鐘愛的八種典籍為主，這八部書是《詩經》、《周禮》、《左傳》、《史記》、《漢書》、《說文》、《廣韵》、《文選》，季剛先生當年曾有“八部之外皆狗屁”之說。柳先生所講當然不止這八部典籍，《語》、《孟》、《荀》、《韓》、《老子》、《莊子》、《墨子》、《管子》、韓愈等均有涉獵。特點是“由至淺望至深”。他說這是治中國學問所必需的一些“很基本的東西”，如果連“這些簡單的敲門磚都不具備，那也就不能研究傳統的學問了”。

　　本期内容宏富，名篇佳構非止一端，讀者率性採擇可耳。此外不覺得另有話好說了。

2009年10月6日己丑中秋後三日編後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