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27期（2008年春季号）

學人寄語

　　今天通俗化、普及性的科學作品已充滿市場。在西方，你到任何一個稍有規模的書店去瀏覽，都會找到幾個書架的這類作品，通稱“通俗科學”（popular science）。但是這是近二、三十年來才出現的新事物，說明科學已和現代人的生活打成一片，人們對於科學知識的需要也越來越迫切了。我想中國的情况也差不太多，因為我早已熟悉“科普”這個流行的中文名詞了。

　　相形之下，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情况不免大為遜色。所以西方文化評論家已有人指出，這是學術“霸權”從人文轉入科學的象徵。這個問題太大，這裹不能展開討論。我現在只想縮小範圍，專談中國的情况，而且為了適合本刊（《中國文化》）讀者的需要，我的論點將集中在中國人文研究中“提高”與“普及”的問題上。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人文研究獲得了新的生命，取得了新的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但不可否認的，“提高”與“普及”之間怎樣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却仍是一個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問題。學術研究的不斷提高是少數專家的事，他們各自在專業範圍內不斷開拓相建立新的知識。積之有年，這門專業的面貌便會為之焕然一新。這時便需要有人作普及工作，把專書和專刊論文中的創獲綜合起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給全社會。上面提到的“科普”作品在西方都是由專家執筆的，

有的還出於第一流大科學家之手。西方各學門教科書每週若干年之後便要重新编寫一次，也是為了把“提高”轉化為“普及”。

　　以中國人文研究而言，最近二十年來，“提高”與“普及”也在同時進行中。一方面我們看到不少專門論著的涌現，不斷“提高”各門學問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時時有“國學熱”的發作，為中國文化的“普及”而努力。但是就我的有限見聞而言，這兩個領域似乎是各自為政、互不相關。“提高”的部分并未能在“普及”的作品中適當地反映出來。

　　西方人文研究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普及”的工作。我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哲學家麥奇（Bryan Magee）主持了三國十次電視節目，對於哲學的“普及”作出了極重要的貢獻。世界不少第一流哲學家都在電視上系統地講述過他們的哲學論點，雅俗共賞而仍然十分嚴肅。這些節目給了觀眾以哲學的教育，但并不迎合他們的口昧．這是一個值得參考的經驗。

　　中國人文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是一項不可分割的迫切任務，承擔它的不僅是“普及”作者，人文專家同樣義不容辭。

余英時

2008年4月19日

编　　後

　　本期是《中國文化》創刊以來纳入郵局發行的首刊，往矣來思，山水清美。

　　論“童心”、談“改良”、思“封建”，三文旨趣異，文心同，共構這期的“文史新篇”。范曾以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童心論》為起興，鋪排勾沉上起孔、孟、荀、老、莊，下迄張載、二程、朱熹、王陽明、卒棄疾，直至王國維，旁及尼采、華兹華斯，往聖西哲，殊途同歸，無不視童心為聖人之心，而“童”之一字應“與天地、宇宙、本初、樸、無極有并列不悖之義，可謂同性而異名”。然後自道心迹，曰“中國詩人范曾說：童心是人類的太陽”。至於引領讀者賞鑒其融歷史、哲學、筆墨於一體的《老子出關圖》，悟“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的”老子智慧，看“神情清純，氣質非凡”的踏歌童子的“經歷了善的修為的當下的至善”，倒是次要的為文的“用心”了。

　　楊天石溯源孫中山思想主張中的改良主義成分，憑藉史料的捻熟與豐贍，根據解密未久的《蔣介石日記》，參照國民黨執政大陸期間多次會議通過的議案宣言，捕捉迷離之義理，察求知行之時運，結論自然流出。人們看到，“令者自令，行者自行”似乎是行政慣性中始終難以避免的症結，停留在紙面口頭其意可嘉的改良宣示，最終無法真正改良社會改良民眾的命運。“求社會之安定”的蔣政府不能不從改良主義蜕化為保守主義，以维護和保持舊的社會秩序為能事。蔣《日記》中流露的“為人民服務”的祈望當然無從兑現，因而國民黨所追求的良性改革勢必無以實行。而歷史的常例則是：改良一旦受阻，革命就會滋生。不愧為“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專家之文，值得有興趣的讀者撥冗一看。

　　把秦漢至清的中國社會定性為“封建社會”是史學界長期流行的說法，甚至也成為大眾“日用而不辨”的術語。馮天瑜先生近年致力於對此一問題的檢討反思，嘗著有《封建考論》一書，追溯“封建”一詞的本義及其歷史流變，并參以歐日使用此詞的情形，澄清“泛封建說”所造成的影響，主張以“皇權時代”取代“封建時代”。此篇則從辨析“封建”一詞的譯名人手，重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這個問題的原始論述，以及後來對馬克思、恩格斯用語的曲解泛化，提出將秦漢至明清稱作“封建社會”，并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會原論，而是研究者單綫直進史觀的產物。已往不贊成傳統社會封建說的學者不是没有，其中錢穆、張蔭麟的質疑頗具說服力，但思想潮流汹涌激蕩，相異者的聲音往往被淹没。作者批評“泛封建說”所使用的“語亂天下”一語，就是錢賓四先生當年的發明。

　　“學術史論衡”兩篇文字亦見精彩。

　　國人第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编撰始於1904年，自此百餘年間，各種類型的文學史著多至近兩干部，“文學史”的形成與發展，既受制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水平，又影響和决定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旨趣、格局和方向。王水照以功底深厚的專業研究者的眼光，爬梳清理文學史早期编撰中存在的問題，試圖為文學史的繼續编寫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歷史的啟示。作者援引林傳甲的著述宗旨提醒當代學界，中國文學史的“本土化”是對中國文學史的主體性追求，從關注世界性的“文學”到强調民族性的“中國”，從學科建制分類上的“文學”到强調作為獨特文化表徵意義的“中國”，是今後《中國文學史》编撰應該注意的問題。

　　田曉菲佇立在一個更為久遠的年代，注視公元二至五世紀的文化中國，隨着紙張逐漸普及，書寫曰益常見，技術進步導致了寫作以及作者的神聖地位在文化結構中的改變。文章集中探討了東漢以降，“子書”寫作的傳統承繼、“子書”形式的逐漸式微、古代的“子書”是消失不見還是演化成其它形式等細膩的環節。已與兩漢子書貌合神離的魏晋子書成為當時作者“立一家之言”、展現保存自我、實現不朽聲名的唯一途徑，一直持續到五世紀别集出現，代替子書，成為下一個最具文化光環的文學載體。“子書”銷聲匿迹的黄昏命運，反映了中國文學、文化和思想史上重要的演變趨勢：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可以首先體現為形式問題。

　　向來不甚着意凸現文學研究的《中國文化》，本期看來頗見異數，探討詩詞的佳構跨越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幾個時期，篇幅甚豐。如此编輯結構，實因這些學術探討，似在詩文之優美而外，而另有斯文之大意存焉。

　　當世古典詞學研究的重鎮葉嘉瑩一改往日風範，涉筆女性詞人的性别寫作，無疑值得學界關注，本期特刊出兩篇，以饗讀者。“現代詩詞三大家”與“近代二公子詞”的并置，構建出一道華麗的風景。論及現代古體詩詞創作，馬一浮、陳寅恪、沈祖棻成就斐然，自是其中的亮色與高峰，藝術新變與古典韵致均令人驚喜。同列“近代四公子”之選的袁克文和張伯駒號稱“中州二雲”，“末代王孫”的情感之路與文化操守，至今讀來依然哀婉心動。舊體詩詞不僅可以反映現代生活和情感，更與作者的性情、學養、心靈、物境息息相關。在品味過詞人創作的艷色之後，現代詞學的泰斗人物龍榆生家學淵源的展現，宛如由絢爛人於平淡。

　　經過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種種疾風暴雨，傳統文學形式迅速被逼退到文學寫作的邊緣，古典體裁的詩詞創作只能以野火的樣式存於民間，“草色遥看近却無”，其自我生滅的情態不免令人傷感。但2。世紀中後期中國貧寒的鄉土大地，一個名叫程堅甫的普通農人，用傳統詩詞的寫作圓滿着對自己靈魂的慰藉與養護。這個被歷史遺忘的孤獨的行吟者慢慢浮出地表，感動了許多追尋精神家園的人們。遠在海外的華裔學者蘇與譚琳，正是其中兩位。通過他們的文章，相信程堅甫曾經的存在、才情與身世，將感染更多渴望重構文化精魂的人。這個被沉埋的卑微身影，被冷待的寂寞詩魂，也許可以讓國人重睹承繼詩道傳統的一縷幽幽香火，也許可以重温一句樸素的“學在民間，道在山林”。

　　千古文章，寂寞幾乎就是常態，清代晚期的貴州，同樣有一位重要的學者詩人鄭珍，由於窮處獨學，終老僻壤，其學術和創作既然未獲當世的緣識，後世之今日能够了解其人其學的就更少。蔣寅拈出鄭珍在近代文學研究中尚未受到足够重視的詩歌創作，并通過其著作中的詩論，探討鄭珍詩學與晚清宋詩派的聯系，以探察近代詩歌觀念的流變。就此而言，《佛外說佛》一文，不以高頭講章的學院風格出現，探討佛教對社會的福利救護、佛典在中土的譯傳流布、僧侣與塵世的結構關係，娓娓道來，也算“道在山林”的清新的補充。

　　兩相比照，竹夫人與湯婆子作為百十年前民間的日常用物，如今儼然成了文物，精神文化的傳承與物質文化的流逝，可讓人生出嘆息與賞玩的雙重愉悦與傷感。白化文是民俗方面的專家，他寫此文，自是行家裹手，不落言詮。《柳如是别傳》補證三則，對陳書中幾處因資料制約未能落實的斷制進行補考，用材料說話，質地密實，行文乾净，出自年輕學者之手，亦屬難得。

　　《述書賦》是龔鵬程完成新著《書藝叢談》之後的寄托與逸興，清趣不淺，“草賦述書，附說示友”，有此弦歌，讀者自品妙言。汪暉研究魯迅的專著《反抗绝望》

第四次再版，讀者讀其書前，不妨先睹其序，感受作者筆下如何呈現“一個黑暗而又明亮的鬼，一道在黑暗中照見黑暗的黑暗的光芒”。超越的方向也可以“向下”，

“立足點是在同樣的最低處”，此語可以給人深刻的醒提。同樣感人的，還有作者筆下流淌的以丸山昇、伊藤虎丸為代表的，在日本“一代深受中國革命影響的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察和期待”。

　　繆鐵是文史兼通而又深具詩人情懷的老輩學者，本期所刊其《冰繭盦論學書札》（致陳槃、勞榦），往事歷歷，一紙天然，讓我們重睹七十年前的抗戰時艱，及作

者身處遵義僻壤和東歸之後再度入蜀的心路。老輩學人的深秀馨逸，清超醇美，讓人欽敬之餘，更有風流不再的疼惜，尤其最後一葉，與前札相隔將近半個世紀，時非物亦非，而人是情亦是。

　　又楊振寧先生俯允擔任本刊學術顧問，《中國文化》编者、讀者與有榮焉。

　　是為本期编後。

2008年4月l8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