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23期（2006年12月）

學人寄語

　　“國學熱”一自司近已風行不少時間，現在升級為“國學火熱”，這本應是從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我們歡喜贊嘆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當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如就其深度、高度要求、部還不好用“熱”來形容。相反的，我倒有一種預感，害怕這種國學之“熱”難於持久，甚至弄不好轉化為國學的危機。目前有些現象，使我擺不脱這種杞憂。

　　對傳統學術文化的重視强調，伴隨國家的走向崛起而來，這是千載難逢、時不再來的大好事。但是中國的文化學術實在博大精深，我常想，在世界上為什么只有中國的歷史文化如此傳統久遠，這恐陷是比“李約瑟難題”更難回答的問題，這樣的學術文化傳統，是斷不能以現今廣泛存在的浮躁學園去學習、去研治的。浮噪學風的根子在於功利化，而功利化正好同傳統學術的精粹是對立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怎么能與功利的觀念動機并存呢？以造樣的學風去講國學，勢將迷失學術的正脉，而國學終無真正振興之日。

李學勤

2006年12月

编後記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斯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生壽不及而立之年的張竹坡，點評他心目中的《金瓶梅詞話》，卻專門在“冷”、“熱”之間落筆着墨作文章，道是“冷熱金針”、“一部言冷言熱，何啻如花如火”。這“冷”、“熱”之間，原是人間天上一個大問題，例如隨園居士憶其父尊之風儀謂為“一雙冶眼看世人，滿腔熱血酬知己“（《隨園詩話》）例如黃宗羲論東林黨之謂“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明儒學案》）……學術乃至文化，亦下出此例外。

　　即如“國學”成為熱議話題，儼然是近來文化生活一大景觀。而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已經有過類似的“國學熱”的討論，當時謂之“80年代文化熱，90年代國學熱”。看來學術與文化的“冷”、“熱”亦如人情涼薄，可以反復、可以起伏；可以方生方死，可以或遠或近。可以“熱”在“媒體”，可以“冷”在“研究”。本期劉夢溪先生《論“國學”》一文，不啻於此“大熱”當頭的冷靜分析之作，是耶非耶，俟乎知者。而范曾先生論“八大”，探其國滅家變後的“精神之裂變”，巨筆如橼，神意相接，已超乎冷、熱，直入清涼世界。李零先生“唐突”《論語》，以“喪家狗”為題，尋解“東方聖經”，言談微中之外亦是春江秋水，涼暖（“冷熱”）自知。來新夏先生游走於“方志”與“文學”之間，要亦不啻紅塵巨眼，熱結冶緣。傅杰先生細拈“說文”，體貼前賢，理解同情中流露的，正是冷話熱腸，別具衹眼。

　　“魯學”一如“紅學”，自其創生之初，似熱實冷、似冷實熱、冷冷熱熱、風風雨雨，華服遍被而又甘苦自知，下由讓我輩後學時時追憶張愛玲一句酷論人生的話：“是一襲華美的袍、裏面爬滿了虱子。”本期特設《魯迅專頁》，推出錢理群先生兩篇力作，正是於此驟冷驟熱的世風時風當中，咬嚼出一點士氣文氣的勁道與力度。

　　“明清文化思潮”與“現代文化現象”向為本刊旨趣所偏嗜，本期楊天石、卞孝萱、鄭培凱、夏曉虹、吳存存、秦燕春諸家之文，或從詩歌考論到政治斡旋，或從晚明“茶道”到晚清“盛宴”，或從書畫妙眼到紅塵花譜，幾代學人皆於此興味不減，莊諧交并，熱衷復又冷觀。

　　至於王春瑜先生為自著《看了明朝就明白》所寫之風格獨特的序言；程巢父先生叙介晚清詞宗朱疆村獎薦嶺南窮老陳海綃的學林嘉話；陳泳超先生考瀟湘入詩所復原的清情綿渺的原典故實；季蒙先生意致明快地點評胡適的教育論著——均為不可不讀之作。

　　至於學術、思想、知識、趣味之關係種種，我輩晚學不敢大言擅斷。略謂知識中雖并不必然涵蓋思想，但思想卻是學術建構的靈魂，其具體表現則不妨千變萬化，或盛幟高張，或大義微言，春秋時有隱筆，臧否無非笑談。故“趣味”一端，前賢或曰，“趣味”不可言說，一“說”便難逃“俗”譏。但治學、做人、為文、用情，又不可毫無“趣味”。HUizinga在《游戲的人》一書中，曾對Frobenius精彩的人類文化定義有所發揮，謂之為EinsausdemnaturlichenSeinaufgestiegenenSpieles（一個從自然存在中上升了的游戲）。這是人類天性中不能省略的非功能性成分：快樂和情感往往先在於、優越於功利與生存。一如上個世紀有才華的中國小說家王小波所說，“有滋有味”的日子莫要因為文化學術的幌子弄得沒意思了。又如上上個世紀有才華的中國詩人龔自珍有謂，“早被家常磨慧骨，莫因心病損年華”——這些才人強調講究的，俱是這個能夠靈動起來的有“趣”有“味”的人的本體。經由此意，則本期披載之諸家之文，均可謂慧質詩心而又功力穩健之作，想必亦是讀者所樂見者。

　　17年前刊發的創刊詞，在論及本刊之宗旨時，嘗謂“深入地創造性地研究中國文化生發和發展的歷史，并在當今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通過不同文化系統的參證比較，探討中華文化的特質和整合規律，促進文化復興，推動現代化的進程”；又說“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衹求其是，不標其異。新，固然是人心所想往；舊，亦為人情所依戀”，關鍵乃在“獨立”與“自由”、“自由才能獨立”，“即使物鏡不自由，學者的心境也應獲得自由”——作為一種“理想”的表達，這些“舊話”，其實還是嶄新的。

　　《中國文化》創刊5周年之際、第10期（1994年8月）編後有云，斯刊初創之際，“願望并沒有這樣奢侈，以為出版五期、六期，就已經很不錯了。誰知今天居然能

夠以特大號慶賀她的五歲生日”——其心路曲折，世路波折，有云乎是。但如今以過“志學”之歲的《中國文化》，畢竟還是即將安穩迎來她的十八歲生曰。俚俗謠諺有云，“女大十八變”，日常智慧或言，“萬變不離其宗”——“道”盡於此耶？

　　是為本期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