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

學人寄語

　　李鴻章一向蒙受“賣國”的蔑稱，連帶他辛苦操持三十年之久的洋務運動也被輕易否定。但李合肥其人在晚清政治舞臺自有其精彩。甲午戰敗他雖然難辭其咎，但主的清流黨們也當負誤國之責。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争的悲劇性在于：不是不當和而和，而是不當戰而戰，狡詐的日人以一環接一環的圈套企圖把中國拖入戰争，清廷則一步緊跟一步地跌進圈套。戰争模式是人家早已經設計好了的，中國一方不過是戰敗的執行者。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馬關條約》簽訂，全國上下一片沸騰。問題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如此慘重的敗局。陳寅恪的祖父陳竇箴和父親陳三立，在《馬關條約》簽定后曾致電張之洞，呼吁聯合全國的督撫共同請求將李鴻章斬首。陳寶箴說：勛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闋瀝血自陳，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猥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大臣均休戚，所自處寧有是耶？（陳三立《湖南巡撫先府君行狀》，《散原精舍文集》卷五）后來黄秋岳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寫道：
蓋義寧父子，對合肥之責難，不在于不當和而和，而在于不當戰而戰，以合肥之地位，于國力軍力知之綦審，明燭其不堪一戰，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書生貪功之高調，忍以國家羈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養寧之責，雖今起合肥于九泉，亦無以自解也。（黄著《花隨人聖庵摭憶》二一四頁）
我在《百年中國：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一文中引述了上面兩則史料，非欲為李合肥其人辯誣，而是想說明，歷史之真情底裹，絕非當時后世的悠悠之口以及“書生貪功之高調”所可為據也。

　　《百年中國》這篇文章是我的一次演講，當講到中日甲午戰争的歷史教訓的時候，我說：“我想向各位提醒一點，在我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上，曾經有遇三次現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擾所做的初步現代化嘗試，特别是洋務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積累，由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争，被日本强行打斷了；第二次是民國政府的現代化努力，由一九三七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争，再一次被打斷；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三次現代化努力，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果，但我們的現代化進程還没有完成，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遭次的現代化進程，還會被打斷嗎？”也許有人會追問我對违個問題的看法，我不是預富家，我只能說我不是没有一點隱憂。

劉萝溪

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